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著名漢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美國去世，享年85歲。
長得極像007扮演者肖恩·康納利的史景遷畢業于耶魯大學，1966年至2008年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其間曾擔任耶魯大學曆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在西方中國史學界享有盛名數十年。他曾當選為美國曆史學會主席，是該組織成立一百四十年以來僅有的三位獲此殊榮中國史研究者之一（另兩位是費正清和魏斐德），也是耶魯大學最近三十多年裡第一位出任此職的教授。
2017年8月，史景遷獲得第十一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2018年9月7日，他又獲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他的著作擁有大量讀者，被翻譯成中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韓文等衆多譯本，有評論者認為史景遷是“最會講中國故事的漢學家”，也是在西方“我們這個時代擁有最廣泛讀者群的中國曆史學者”，他的大量書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對于中國曆史與文化的了解”。
當年來上海約稿
私下裡，史景遷是個謙謙君子。
著名攝影家、上海攝影家協會主席雍和與史景遷有很多交往，在他的印象中，史景遷待人很客氣，态度很謙遜，說話很小聲，有君子之風。
差不多30年前，史景遷在美國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中國題材的攝影畫冊，來向雍和約稿。雍和之前有和一些不靠譜的老外打交道的經曆，誇誇其談拿走照片，之後杳無音信，這一次，對于這位他不了解的老外，他的心裡多少有些打鼓。
他給了他幾張照片，沒有給太多，心想，反正畫冊出不出都無所謂。
1996年，這本畫冊出版了，用了他6張照片，史景遷給雍和打去電話，說他來上海時随身給他帶來。之後，史景遷多次來滬，與雍和相聚，氣氛都很輕松。雍和記得，他喜歡喝一點威士忌。
2006年左右，史景遷帶了幾位美國和加拿大人來，與雍和在瑞金飯店聚餐，他們翻看雍和的攝影作品，贊不絕口。他們四對夫妻共8個人，竭力推薦他去美國辦攝影展。雍和因為當時工作太忙，雖然答應了，但因為事情多就耽擱了。殊不知，當時在座的幾個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是美國頂級藝術機構的資金贊助人，很多在美國大名鼎鼎的藝術家都是他們辦展覽捧紅的。現在想想，雍和覺得自己可能失去了一個在美國成名的絕好機會。
2014年，史景遷開啟為期一個月的中國之旅，從北京到成都、西安，再到此行的終點站上海，行程橫跨大半個中國。隻是，在上海，他隻停留一天。雍和在和平飯店為他接風，這是雍和唯一一次請他們夫婦吃飯，是一間最好的臨江包廂。但史景遷似乎有點恐高，不太敢靠近窗戶。
“說真的，我内心一直想讓史景遷給我寫篇文字。”雍和說。但這個心願已經無法達成了，今天聽到噩耗，雍和想起往事，感到非常難過。
1936年，史景遷出生于英國薩裡郡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原名喬納森·斯賓塞。是以，他是英國人，而且一直也沒有加入美國籍，雖然他一直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按他的話來說：“我為什麼要背叛莎士比亞？”
他的父母喜愛藝術與曆史，他的父親德莫特·斯賓塞先後在牛津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任教。史景遷後來說：他之是以與中國結緣，可能因為他出生時，母親正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
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就讀的史景遷獲得麥侖獎學金，得到去耶魯大學交換深造的機會。于是，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後，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深造。在此期間，他對中國曆史産生了濃厚興趣，并師從芮瑪麗教授攻讀中國近現代史。
芮瑪麗（Mary Clalaugh Wright）是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學生，也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文獻研究的權威專家，她的丈夫也是中國文化的研究專家，兩人曾在中國訪學，并一度被關進日本設在山東的集中營，對中國宗教、政治、曆史有很深的認識。
芮瑪麗介紹史景遷讀瞿同祖關于中國地方政府、何炳棣關于社會階層流動、張仲禮關于中國士紳、蕭公權關于中國鄉村的著作，對他影響很大。
當時，芮瑪麗讓他先在圖書館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圖書館泡了一個月，他從書堆裡讀到了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的著作，于是寫信到澳洲拜師（一說為芮瑪麗引薦）。
房兆楹是國際知名的中國史專家，研究領域側重于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他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數學系，與該校曆史系杜聯喆女士結為伉俪。
上世紀30年代初，房兆楹夫婦應邀赴美，參加清人傳記寫作計劃。1943-1944年由恒慕義主編，房、杜夫婦參與編纂的兩卷本《清代名人傳略》在華盛頓出版。這部著作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是美國漢學界關于清史研究的重要集體成果，在國際漢學界有很大影響。
擅長講中國故事
在澳洲學習期間，房兆楹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叫史景遷，意思是：學習曆史景仰司馬遷。
後來，在房兆楹先生的葬禮上，他遇到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是史學家金毓黻的孫女，1950年生于中國台灣，12歲随家人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讀博時，也曾師從房兆楹。他現在是耶魯大學曆史系進階講師，研究對象是先秦諸子，也出版過一本關于張充和、張允和等合肥四姐妹的傳記。
在澳洲，房兆楹指導他讀清代正史，房兆楹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看管清史檔案的負責人相熟，便引薦史景遷去查檔，這批檔案收藏在台中。于是，1963年，史景遷第一次去了中國台灣台中市霧峰鄉北溝一個蔥郁的山林。管理者抱給他一堆康熙年間的奏折，他在那裡停留了10天或者兩個星期，他是第一個接觸到這批珍貴第一手資料的西方漢學家。
打開這些密折，他好像走進了康熙皇帝所處的真實世界，他好像真的看到康熙皇帝如何在處理政事，又在思考些什麼。而在這批奏折中，他注意到了一個名字：曹寅。
他之前就讀過《紅樓夢》，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他的注意點自然而然地就到了他的身上。
1965年，他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主人與奴隸》出版，獲得波特論文獎，他是以得以在耶魯大學留校任教。著名漢學家列文森讀了這本書後贊歎道：“這個人像天使一樣在寫作。”
上世紀70年代，史景遷在耶魯圖書館裡讀到的大清《刑案彙覽》，其中記錄了一宗山東郯城王氏與人私奔後被丈夫所殺的命案，屍體是在雪地裡被發現的，加上《郯城縣志》以及郯城知縣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中的相關記載，原始材料不過十幾頁。
這樣一樁中國清朝時期的命案引起了這個英國人極大興趣，他想，他可能可以用蒙太奇的方式來重制這樁命案的經過。
就從這十幾頁原始資料出發，史景遷搜尋了大量的相關史料，再現的是清初山東郯城、淄川農村人民的貧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壓，與人私奔，最後卻慘死在丈夫手下的案件經過。從這一案件，他試圖探讨大清的律例、地方賦稅、各種社會制度以及當時的婦女悲慘的命運。
最奇妙的，和一般曆史學家不同的是，在這本著作中，他使用了文學資料：蒲松齡的小說《聊齋志異》，一本一般曆史學家都不會采用的虛構小說。作者大量使用文字描述來建構清初山東地方群眾的心靈圖像，從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場看來，這種曆史文獻和文學作品并冶一爐的手法，反而顯現了作者的創意和先見之明。通過一幅幅鮮明的圖像和具體的描述，我們才真正進入我們曾經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鄉村世界，真正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苦難與夢幻之中。
這使得這本書像小說一樣引人入勝，詩人北島就認為：“與其說他是曆史學家，不如說他是個作家更貼切。”他的《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國》，讀起來就分别像一部偵探小說和一出曆史悲劇。因而說他是“最會講中國故事的美國漢學家”可以說恰如其分，而中國曆來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樣的作品更容易被接受。
當然，他将虛構小說的寫法引入嚴肅曆史也引起了學界的一些批評，有人就認為學術研究又不是小說，你這樣“太過分了”。
對于為何一定要引用《聊齋志異》，史景遷說：因為我們知道它們是小說。但同時我們知道蒲松齡正是生活在本書所涉的時代。盡管是小說，它代表了一種見解。我們在《聊齋志異》裡看到了蒲松齡本人。蒲松齡還寫了許多掌故筆記之類的東西。盡管這些不是确切的社會史，但我們卻能說這些著作代表着當時的思想概念，還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齡寫了他的家鄉和附近的地區，他寫了流浪漢、小販、街頭變戲法的，以及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可以統稱為遊民的人們。我們還從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當時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書發生的地點）。他的故事中有一個就确切地發生在郯城之南，在一個坐落于從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邊的小鎮上。是以我想蒲松齡是他那個時代一個中國人的聲音，而《王氏之死》正是為了表達當時中國人的聲音。而且，蒲松齡還對中國人怎樣對待和使用暴力感興趣。是以并不是，“我猜想這事發生了”，而是，“我們知道這裡有一樁謀殺案，我們知道蒲松齡很關注這類暴力，是以也許可以将《福惠全書》中的真實記錄和蒲松齡的小說綜合使用”。這種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評。
史景遷以叙事和文筆見長的曆史研究風格也成為了他的标簽，他的這種寫法使得他的曆史學學術著作沒有那麼枯燥晦澀，幾乎本本暢銷，因而擁有了大量讀者。
這讓人想到另一位風格有些類似的曆史學家：黃仁宇。史景遷很喜歡黃仁宇，覺得彼此意氣相投，他說：“我很欣賞黃仁宇教授的作品，我們曾在一起讨論過曆史寫作的問題，發現彼此意氣相投。我覺得他的寫法是許多曆史寫作方式中比較坦率的一種。在《萬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種多重叙事、多點透視的方式，将多個人物的故事結合起來，以國家的視野，為曆史撰述提供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視角。我對此十分感興趣。而我通常是以某個具體人物或某一類人物入手，來搭建精密的線索，進而深入挖掘曆史事件的真實内涵。”
個人曆史與家國曆史互相映照，用這樣一種方式，史景遷從一個小的切點進入曆史，展開一幅曆史的畫卷。從這樣的出發點出發，他還寫了《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紀中國天主教徒法國蒙難記》《利瑪窦的記憶之宮》等著作，更帶有一點點迷幻和普魯斯特的意味。
他是衆多研究中國的“老外”——漢學家——中的一個。他曾經寫過一本《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來綜觀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國的曆史曆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曆，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國，影響了一般群眾的中國印象。而他自己，何嘗不是這衆多在觀看中國的西方人之一呢？
這種“觀看”當然會有誤讀，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史景遷著作等身，他對中國的研究從晚明一直延伸到了當代，清史研究是其研究的起點和重點，在很多大衆讀者中，他是最知名的中國通之一。如今，他帶着他的中國故事去了天堂，不免讓人感到遺憾，不過相信他的著作會永遠陪伴着他的讀者，就讓它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個曆史的迷人之處。（撰稿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