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宗超（讀史專欄作者）
公元1063年，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趙曙即位。
這位仁宗皇帝過繼過來的兒子即位不久，就莫名其妙得了怪病，無法處理政務，由曹太後垂簾聽政。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曹太後始終沒有歸政的想法，兩宮的沖突遂逐漸突出。
曹太後經常當着大臣們，數落英宗皇帝的不是，英宗皇帝見了這位太後也絲毫沒有尊敬之意。在崇尚孝道的大宋，英宗皇帝這樣做，顯然是會出問題的。
滿朝上下都憂心忡忡，擔心太後遲遲不撤簾，會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
在這個時候，韓琦站了出來，堅決維護皇帝的尊嚴。當太後與大臣們議論皇上的時候，韓琦總會站出來，冷冷說上一句：“為什麼我每次向皇帝彙報工作的時候，皇上正常的很！”
但皇帝不能總靠韓琦來維護，皇帝必須出來主政。
韓琦和幾個大臣以彙報工作的名義去見曹太後。曹太後隔着簾子聽大臣們彙報。
彙報完工作，韓琦禀告太後：“臣還有點事情想單獨跟太後說。”
由于事先打過招呼，身邊的幾位大臣就退了下去。
簾子裡面是曹太後，簾子外站着韓琦。
韓琦說：“太後，我把政事交由皇帝處理，皇帝處理的井井有條。”
曹太後也點頭稱是，認為處理的确實很好。
韓琦接着說：“看來咱們的皇帝身體已經恢複差不多了，我年紀也大了，也該退下來了。”
韓琦說完這句話就停住了，有這麼幾秒鐘，整間屋子裡沒有任何聲音。曹太後也沒有任何反應，空氣仿佛凝固了。
在簾子外隐約看見曹太後臉色沉了下來。
曹太後說：“您怎麼能退下來，國家還需要您，皇帝還要您輔佐，您不能退，要退也是我退。”
最後一句話說的很微弱，但大殿裡所有人都聽到了。
韓琦沒等這句話落地，便高呼：“太後聖明！”
按照正常禮法，太後說要退下來，作為宰相，韓琦應當挽留，起碼要如此三次之後，太後表示完去意已決，才能作罷。
太後也很驚訝，一時不知所措，腦子嗡嗡地響。
韓琦接着說：“現在滿朝都議論您貪戀權力，谏官的批評意見一條又一條，都被我壓下來了，我就給他們說，太後怎麼是那種貪戀權力的人呢，太後是聖明之人。那，太後打算什麼時候撤簾呢？”
太後聽到這裡，腦袋像被什麼擊打了一樣，她怎麼也沒想到韓琦會這麼直接，有點不知所措，站起來就要走。
韓琦把這一動作，解讀為太後打算立即撤簾，馬上大聲說：“太後打算現在撤簾，還不快把簾子撤下來！”
身邊的人聽韓琦這樣說，馬上就把簾子撤了。
簾子一撤，曹太後暴露在大臣面前，這是非常不合禮法的，太後慌亂中躲入屏風，很是狼狽。
第二天，曹太後宣布歸政。
這次撤簾事件，韓琦做的利落幹脆，的确有很多不妥，作為臣子，太後畢竟還是太後，這樣做并不符合禮數，也無法做到讓太後真的心甘情願歸政。
但不得不佩服韓琦的膽魄，沒有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的責任感，是不可能會做這樣冒險，甚至說大不韪的事情的。韓琦的強硬，是真正為這個國家想，他怕這個國家出什麼亂子。
還有一件事也能看出韓琦的膽魄與擔當。
英宗皇帝遲遲沒有立繼承人，直到臨終時，這一事情仍未解決。
還是韓琦站了出來。
韓琦面對病榻上的宋英宗，淡淡地說：“社稷為重，請陛下即刻寫下繼位人。”
英宗哆哆嗦嗦寫下“立大王為皇太子。”寫罷，就放下了筆。
韓琦又說：“立太子非小事，請陛下把诏書寫清楚！”
英宗無奈，又寫下“穎王顼”三個字，也就是趙顼的名字。
韓琦這才放心。
大臣文彥博對韓琦說：“陛下好像不太情願，父子之間難免也會有想法。”
韓琦說：“國事，應當如此。”
在宣布英宗駕崩之後，有大臣忽然看到英宗的手指動了一下，所有人惶恐之極。新皇帝已經接任，英宗如果沒死，那該怎麼辦？
大臣們一時間亂做一團。
韓琦斬釘截鐵說了八個字：“先帝複生，乃太上皇。”
即便英宗活過來，那也是太上皇了。
如此決斷力，又甘冒風險，韓琦的确令人佩服！
不僅是英宗朝，早在仁宗選繼承人的時候，韓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
仁宗皇帝沒有兒子，過繼過來的兒子也就是英宗皇帝，自己不太喜歡，畢竟不是自己的血肉，仁宗盼望着自己臨終前，能降生一個兒子，是以遲遲未立儲。
但仁宗皇帝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韓琦拜相後立即上書，說：“皇嗣者，系天下之安危。”
在韓琦的屢次上書下，趙曙才被确定為繼承人。或許正是由于即位的波折，才出現了開頭提到的，英宗即位後便得了怪病，瘋了一樣，對曹太後也不以母親之禮相待。兩宮沖突突出。在中間調和兩宮沖突，維護英宗皇帝形象的，正是韓琦。
中國曆史上，賢臣并不少見，能為國家社稷鞠躬盡瘁的也有不少，但是能在國家政權交接的關鍵時刻，多次起到定海神針作用的，就不太多了。
韓琦算一個。
《宋史》對他的評價很到位：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三朝元老韓琦是比較有突出士大夫特點的，心系國家安危，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哪怕冒上生命危險。立二帝、調和兩宮沖突，韓琦做的這些事兒，不像其他文官一樣在朝堂上拌拌嘴、打打鬧鬧的小事兒，而是定江山、穩社稷的大事，這種事情，稍有不慎，可能就是誅殺九族的大罪，但韓琦，義無反顧的就做了。
支撐他的，不是什麼權力，也不是什麼地位，就是傳統道德下的“應當之理”的邏輯和給予他的“道德使命感”，這也支撐着所有以江山社稷為己任的士大夫們。
所做的一切隻要是為了國家穩定、國家前途，都是值得做的，并且都是應當的，至于面臨的危險，都是不足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