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遼在《三國志》本傳中雄踞五将之首，同時還進了武廟，位列七十二名将之一。
他的榮耀主要來自合肥之戰，魏文帝曹丕贊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
這一句破賊十萬，便給孫權帶來的一個美名，孫十萬。
不過以百八人橫推十萬，畢竟是誇張美化的文學說法，要知合肥之戰的真實情況，那就得抽絲剝繭，從這一戰的所有當事人的傳記來分析。
首先曹魏一方，三個大将樂進、張遼、李典共同守城，守城兵力七千餘人。
孫吳一方，陣容比較豪華。孫權親自帶隊，手下大将有蔣欽、甘甯、陳武、淩統等。所帶人馬吳書上沒寫具體人數，隻有曹魏單方面給了十萬人的數字。
我們要持着懷疑的态度看待這個問題。但按照孫權對合肥的重視程度，其兵力肯定不少，是以五萬對七千，八萬對七千，還是十萬對七千，其中的差别也就那麼回事了。
吳軍這邊有孫權主導，反觀曹操留下的三位大将，在面對敵軍時意見出現了分歧，并且沒有明顯的上下級别關系。
《李典傳》有這樣一段記載，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
從這一段可以看出，曹魏守城三将沒有統屬關系。他們看到曹操留書，讓張遼、李典主動出擊，心裡除了惶恐便是疑問。隻有張遼看出了其中的道理，或者說腦補出了一些道理。提出：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張遼的這番話說動了李典，投票結果二比一。于是當夜招募八百死士，留下樂進守城，等到天蒙蒙亮，張遼、李典帶着八百人從城内殺出。
這一場好殺，隻見張遼帶甲持戟，勇猛無雙，宛如天神下凡，陣斬孫吳兩員大将，直闖孫權中軍麾下，逼得孫仲謀臨高而走，持戟自守，不敢下視。
此段說得像評書，但史書上還真就是這樣寫的，并且張遼的勇猛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孫權作為領兵統帥，打仗也不是一年兩年了，被八百人搞得狼奔豕突，确實有夠丢臉的。他們所犯的錯誤，大家也能猜到，不外是輕敵大意。
在《吳書.潘璋傳》中記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将不備，陳武鬥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将軍。
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出，孫吳一方氣勢洶洶而來，根本就沒想過合肥守軍敢出城迎戰，是以諸将不備，一時被八百人打懵逼。
而且這段話還有一個資訊，那就是張遼斬首的二将中，有一位叫陳武。陳武這個人沒什麼名聲，但他于《三國志》中列傳顯名，在當時便不是小人物。
再來說張遼，他帶着八百人橫沖直撞一番後，史書上記載：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将鹹服。
這一次突襲取得了兩個戰術效果，第一是吳軍士氣被打壓，曹魏守軍士氣水漲船高。第二個則是諸将鹹服，張遼衆望所歸成為合肥的實際主導人。
然而八百人再強，也完不成橫推十萬的壯舉。吳國部隊在騷亂之後，重振旗鼓将合肥團團圍住。攻打十餘日後，孫權看到曹魏将士衆志成城，一時難以攻克，便下令撤軍了。
撤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害怕曹操的援軍到來，二是吳軍中出現了疫疾。
《吳書.甘甯傳》記載：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馀人，并呂蒙、蔣欽、淩統及甯，從權逍遙津北。
這段記述也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瘟疫來襲，第二是吳軍退走時，大軍在前，孫權帶着幾位将軍殿後，身邊的士卒不多，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甘甯傳》還寫道：張遼觇望知之，即将步騎奄至。甯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
這句話的意思是，張遼站在城牆上看到孫權殿後，就帶人殺了過來。
更有意思的是《淩統傳》的記載，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将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捍權出。
孫權瞧見張遼殺來，第一個想法就是喊人。但前後相去太遠，根本來不及，而且河上的木橋已被魏軍截斷，此時如果沒有淩統的舍命相保，孫仲謀就要做俘虜了。
是以合肥之戰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是城下八百敢死隊突襲，另一個是津北大戰。
八百破十萬的說法，确實有些誇張了，他們的作用主要是提振士氣，同時也是曹操指導有方。
津北大戰則略有不同，此為張遼攻守易勢之下，臨機而變，料敵制勝的将帥之風。
至于孫權就沒什麼可讨論的，從頭到尾失誤太多，最後落地個被人嘲笑，總比當時做了俘虜強百倍。而他也成了張遼的貴人，親手将其送進武廟，與過往先賢同台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