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在《三国志》本传中雄踞五将之首，同时还进了武庙，位列七十二名将之一。
他的荣耀主要来自合肥之战，魏文帝曹丕赞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
这一句破贼十万，便给孙权带来的一个美名，孙十万。
不过以百八人横推十万，毕竟是夸张美化的文学说法，要知合肥之战的真实情况，那就得抽丝剥茧，从这一战的所有当事人的传记来分析。
首先曹魏一方，三个大将乐进、张辽、李典共同守城，守城兵力七千余人。
孙吴一方，阵容比较豪华。孙权亲自带队，手下大将有蒋钦、甘宁、陈武、凌统等。所带人马吴书上没写具体人数，只有曹魏单方面给了十万人的数字。
我们要持着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但按照孙权对合肥的重视程度，其兵力肯定不少，所以五万对七千，八万对七千，还是十万对七千，其中的差别也就那么回事了。
吴军这边有孙权主导，反观曹操留下的三位大将，在面对敌军时意见出现了分歧，并且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别关系。
《李典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曹魏守城三将没有统属关系。他们看到曹操留书，让张辽、李典主动出击，心里除了惶恐便是疑问。只有张辽看出了其中的道理，或者说脑补出了一些道理。提出：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
张辽的这番话说动了李典，投票结果二比一。于是当夜招募八百死士，留下乐进守城，等到天蒙蒙亮，张辽、李典带着八百人从城内杀出。
这一场好杀，只见张辽带甲持戟，勇猛无双，宛如天神下凡，阵斩孙吴两员大将，直闯孙权中军麾下，逼得孙仲谋临高而走，持戟自守，不敢下视。
此段说得像评书，但史书上还真就是这样写的，并且张辽的勇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孙权作为领兵统帅，打仗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被八百人搞得狼奔豕突，确实有够丢脸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大家也能猜到，不外是轻敌大意。
在《吴书.潘璋传》中记载：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权甚壮之，拜偏将军。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孙吴一方气势汹汹而来，根本就没想过合肥守军敢出城迎战，所以诸将不备，一时被八百人打懵逼。
而且这段话还有一个信息，那就是张辽斩首的二将中，有一位叫陈武。陈武这个人没什么名声，但他于《三国志》中列传显名，在当时便不是小人物。
再来说张辽，他带着八百人横冲直撞一番后，史书上记载：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
这一次突袭取得了两个战术效果，第一是吴军士气被打压，曹魏守军士气水涨船高。第二个则是诸将咸服，张辽众望所归成为合肥的实际主导人。
然而八百人再强，也完不成横推十万的壮举。吴国部队在骚乱之后，重振旗鼓将合肥团团围住。攻打十余日后，孙权看到曹魏将士众志成城，一时难以攻克，便下令撤军了。
撤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害怕曹操的援军到来，二是吴军中出现了疫疾。
《吴书.甘宁传》记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
这段记述也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瘟疫来袭，第二是吴军退走时，大军在前，孙权带着几位将军殿后，身边的士卒不多，唯车下虎士千余人。
《甘宁传》还写道：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
这句话的意思是，张辽站在城墙上看到孙权殿后，就带人杀了过来。
更有意思的是《凌统传》的记载，时权撤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
孙权瞧见张辽杀来，第一个想法就是喊人。但前后相去太远，根本来不及，而且河上的木桥已被魏军截断，此时如果没有凌统的舍命相保，孙仲谋就要做俘虏了。
所以合肥之战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城下八百敢死队突袭，另一个是津北大战。
八百破十万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了，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提振士气，同时也是曹操指导有方。
津北大战则略有不同，此为张辽攻守易势之下，临机而变，料敌制胜的将帅之风。
至于孙权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从头到尾失误太多，最后落地个被人嘲笑，总比当时做了俘虏强百倍。而他也成了张辽的贵人，亲手将其送进武庙，与过往先贤同台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