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門閥制度，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國家的名義對門閥士族的政治經濟地位給予确認的一種特權制度！
一、門閥制度的誕生
門閥制度脫胎于兩漢的察舉制度，所謂察舉制度，就是通過地方官推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分為歲科和特科，具體又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等等，比起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軍功爵制度，察舉制擴大了選材範圍，豐富了選人标準，可謂官員選拔機制的一大進步。
但推薦選官是一種很主觀的方式，在講求裙帶關系的中國社會，注定難以保持客觀公正，到了東漢，察舉制已經淪為豪門大族的權力遊戲，選來選去，都是自己的家族子弟或者學生弟子，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三國的袁紹，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一方面說明他們家人才濟濟，另一方面也證明，上層權力早已被名門望族所壟斷。
魏文帝曹丕上台後，為了得到北方豪門望族的支援，采納出身颍川士族的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推行“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就是将人才分為九個等級，分别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中正”，可以了解為選拔人才的裁判，一般由名聲較好的在職官員擔任，中正又分為大中正和小中正，朝廷下發選人需求後，中正将各地有才學、有名氣的人員總結成冊，然後根據其德行、才學授予官職，在職人員則根據中正的考評予以提拔或者罷黜。
理論上來說，這種選人用人的方法很不錯，通過賢者選拔賢者，唯才是舉，且将選人用人的權力從地方官員那裡收攏到中央，有效穩固了權力基礎，可謂一大進步，但就選人的具體措施而言，依然沒有脫離察舉制以人選人的主觀模式，在缺乏有效監督的社會環境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曹丕雖然不是盛世明君，卻也明白這一制度的弊端，但他通過竄逆上位，權力基礎并不牢靠，加之三國并立，紛争無期，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經濟文化，他都需要得到豪門大族的支援，貿然與他們割裂，必然導緻社會生産的混亂，從這點上看，“九品中正制”倒有些“投名狀”的意思，通過權力的交換來換取彼此的支援，進而共同掌控社會。
西晉開國後，司馬氏繼承了曹魏的選人用人制度，士族勢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更大規模腐蝕選官制度，到“永嘉之亂”前，門閥政治已然成型，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面向大衆的選人用人制度變得名存實亡！
二、門閥制度的發展
晉室南渡後，江南地區的士族與南渡的北方士族一起，構成了東晉的政治基礎，比起短命的西晉，東晉的皇權更加弱小，也更加依賴士族的支援，這就迫使他們必須對士族采取寬松政策，例如在政治上确立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準則，相當于公開宣布士族不受法律制約。
有了這層關系，東晉的士族們更加肆無忌憚，不僅盤踞高位、貪贓枉法，還将自己的身份與普通官員百姓區分開來，所謂：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南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典掌機要，也算是朝廷大員，齊武帝念他忠心耿耿，打算重賞于他，問他有什麼要求，他思慮再三向武帝提出準許他做士族，“即時無複所需，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武帝十分為難，坦白告訴他，這事他做不了主，必須世家大族同意方可。
紀僧真聞言後，便去拜訪江南大族江敩，剛一就坐，江敩就大喊：把我的座位移開，離這位客人遠點。鄙夷之情，溢于言表，紀僧真十分郁悶，對人說：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身份的分野還展現在通婚上，西晉時期，雖然門閥政治依然成型，但寒門與士族的通婚依然存在，到了東晉，就變成了“辄婚非類”，錢再多，官再大都沒有用，如果有哪家士族不在乎，執意與庶族通婚，輕則受到其他家族的鄙視與排擠，重則免官禁锢。例如南齊時期，士族王源将女兒嫁給富陽的大富豪滿氏，但就因為滿氏是庶族，遭到了士族階層的一緻反對，禦史中丞沈約更是帶頭上書，要求将王源革職查辦。
身份顯赫是一個方面，門閥士族對權力的壟斷也是當然不讓，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有法律規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這裡的甲族就是士族，立就是而立）。但事實上，許多高門子弟十幾歲就入仕為官了，如南渡的中原大族範陽張緬，出仕即為秘書郎,18歲就出任淮南太守，他弟弟張贊還厲害一些，23歲已經是吏部長史兼侍中，就這還嫌升的不夠快！
權力的擴張，必然帶來經濟上的腐敗，鬥富勝利卻丢掉性命的石崇，即是西晉有名的士族，晉室南渡後，北方的豪門大族遷移江南，迅速占據大片土地，例如居住在京口的渤海刁逵一家，有“良田萬頃，奴婢千人”，淝水之戰的主将謝玄更是富可敵國，他們家在當時的會稽郡，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上虞修了大片别墅，一直到謝靈運時期，還是：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籲。也難怪謝靈運成了山水詩人，光是家裡的院子，就足夠詩興大發了。
三、門閥制度的滅亡
養尊處優的制度，讓南朝的士族們紙醉金迷，他們“不樂武位”，“鄙薄武事”，除了養尊處優，就是矯揉造作，還美其名曰“名士”。這些所謂的“名士”，除了煙花柳巷，就是喝酒嗑藥，怎麼死的快怎麼作，大名鼎鼎的“五石散”就是當時最流行的毒品，據說嗑藥以後渾身發熱，口幹舌燥，不得已，隻能寬袍大袖，以防中暑。大書法家王羲之就好這口，他在《服食帖》中提到:“吾服食久,猶為劣劣”，看來當時他還比較清醒，知道嗑藥沒效果。
寒門崛起是門閥政治消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宋武帝劉裕出身寒微，上位後着力提拔寒門子弟，以鞏固自身權力基礎，除此以外，他還發明了“點簽”制度，利用寒門子弟來掌控未成年皇族的審批權，官職不高，權力卻不低，這些做法有效打擊了士族對權力的壟斷，推動了門閥政治的解體。
真正徹底終結門閥政治的是隋文帝楊堅，陳朝被滅後，分裂數百年的國家重歸一統，此時，皇權的擴大不可避免，門閥政治就成為最大的絆腳石，當然，楊堅也不是傻瓜，幾百年的積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激進的變革還容易引發更多問題，為此，他采取了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從裡到外瓦解門閥政治。
首先是從權力領域下刀，隋朝一統後，楊堅重新定義了三省六部制，将權力集中起來，然後裁撤郡縣，把舊有官員統統置換。如此一來，新朝的權力基礎就得以穩固下來，開皇十八年，楊堅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選拔人才的權力劃歸地方官員，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豪門大族薦人選人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選人用人不再重點關注出身門第，而是向德才傾斜。這些做法嚴重打擊了士族勢力，為寒門士子打開了上升空間。
經濟領域，同樣是改革的重點，魏晉南北朝之是以依賴門閥，與他們的經濟基礎有很大關系，這些士族不僅占據了大量土地，還是先進生産關系的實踐者，盲目鏟除他們必然帶來社會生活的動亂和經濟水準的下降，對處在對峙狀态的魏晉南北朝政治局勢而言，這是十分危險的，是以曆朝曆代不得不向門閥政治低頭。
隋朝統一國家後，原有的政治風險不複存在，改革起來自然容易得多，楊堅采取了“三步走”政策。
首先是減輕刑罰和徭役，讓那些依附士族的百姓不用擔心獨立後的生活處境，有效削弱了門閥的經濟基礎；
第二是大索貌閱和析戶，說白了就是查戶口，讓那些隐藏在豪門大族旗下的盲流們無所遁形，将人口收歸國有；
第三就是推行輸籍法，簡單點說就是查個人所得稅，門閥政治年代，許多百姓成了門閥圈養的的黑戶，不納稅不徭役，通過輸籍法将他們清點出來，減少國家稅賦損失。
政治經濟改革自然少不了軍事上的支援，開皇九年,隋文帝下诏：人間甲丈，悉皆除毀。開皇十五年又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這些政策雖然有防範農民造反的意思，但最大的受害者還是那些坐擁私人武裝的門閥。他們縱然心有不甘，也無力抗拒大一統的新王朝，隻能乖乖繳械。
在隋朝多重政策的打壓之下，門閥政治逐漸沒落。
日慕點評：
門閥政治是中國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産物，就制度本身來說，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在實施過程中，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逐漸變形，最終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這點在南朝政治中展現的最為明顯，北朝受制于少數民族的政治發展水準，早期受門閥政治影響較小，北魏南遷漢化後開始有意識的學習漢人政治文化，門閥政治借此逐漸蔓延開來，北周和北齊分立後，受武人政治的影響，北方的門閥勢力受到打擊，總體來說勢力較南朝小很多。
隋朝統一中國後，皇權擴大，舊有的權力格局面臨改觀，早就腐朽不堪的門閥政治在社會多重擠壓之下，逐漸走上瓦解，唐朝以後，科舉制度興起，選人用人變得中規中矩，門閥的政治基礎被打碎，徹底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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