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由蘇共把控的各級政府，在整個解體過程中并未任何反應，甚至有的政府首腦還主動迎合這個過程，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由此也産生了一些謎團，蘇聯的官員為何要幫助推翻自己栖身多年的政治大廈？他們究竟是如何看待蘇聯解體的？
事實上，作為蘇聯解體主要操縱者之一的葉利欽，對蘇聯解體也有自己的那一套理論依據。
1990年7月，葉利欽公開宣布退出蘇共，稱：“我認為，社會主義在蘇聯國土上試驗了七十多年，證明是人民的一場悲劇，而更遺憾的是在我們國家發生。”
在葉利欽看來，蘇聯在一夜之間倒塌，并非經濟停滞，也并非外部壓力或者是一幫反對派的輿論攻擊，而是因為蘇聯喪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不過，葉利欽的話語看似有些歪理，但實際上也并無站得住腳的理論支撐。
葉利欽1961年加入蘇共，曆任蘇聯莫斯科市委書記，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這樣的履曆确實讓人信服。但光鮮履曆的背後卻反映出一個嚴峻現實：如果沒有蘇聯全社會的刻意提拔，他葉利欽能走上高位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這股東風，葉利欽或許還隻是一個無名之輩。
相較于葉利欽對蘇聯曆史的攻擊否定，其他蘇聯上司人的看法就比較理性化了。
針對蘇聯解體的根源問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政府總理雷日科夫曾有過尖銳看法。雷日科夫在說道：“我們（指蘇聯政府）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上還是在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謊言，一面互相為彼此佩戴獎章。所有人都這麼幹，從上到下，一貫如此。”
作為戈爾巴喬夫時期保守派的主要代表，雷日科夫的發言引人深思。是的，正如其所說，當蘇聯政府充斥着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的風氣時，蘇聯的路也就走到盡頭了。更别提蘇聯内部還有着諸如上行下效之類的惡劣作風。
事實上，在革命尚未成功時，蘇俄政府确實如自己宣傳的那樣，除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沒有半點的私利而言。
典型的例子就是瞿魯巴暈倒事件。當時面對國外勢力的封鎖禁運政策，蘇俄政府的形勢非常嚴峻，物資也極度匮乏。在這種情況下，時任蘇俄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在一次會議上因饑餓而暈倒，真可謂做到了“為蘇俄人民服務！”
但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後，各種的特權腐敗現象也在瘋狂滋長，逐漸演變成一個龐大的特權官僚集團。
根據資料顯示，到赫魯曉夫時期蘇聯中央與地方已形成某種“特殊”的契約關系：你赫魯曉夫不對我的特權動刀子，我也積極擁護你的統治。于是，在這樣心照不宣的政策驅使下，蘇聯的特權階層也趨于成熟。
特權階層的形成是蘇聯幹部集團“蛻變”的必然結果，它直接導緻了蘇聯政府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而更為可怕的是，他們不僅使蘇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戰鬥力，還旁若無人地大肆侵吞國有資産，恨不得蘇聯快點垮台。
作為蘇聯固有的官僚階層，長期以來蘇聯高層存在的老人政治、小圈子集團，以及利用特權為親屬開後門、侵吞國有資産的行為都引起了蘇聯群眾的不适乃至憤恨。正是這種不滿情緒，讓蘇聯在解體過程中失去了蘇聯群眾的信任，最終落得一個轟然倒塌的悲劇性結局。
在1991年爆發的“八一九事件”中，某些有良知的蘇聯中央委員曾想通過成立“緊急狀态委員會”的方式來力挽狂瀾，可結果卻是什麼？全國上下無人響應。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解體的宿命。
蘇聯群眾對特權階層充斥着不滿與憤恨，在蘇聯解體前，他們抱怨，認為這些國家蛀蟲都應該上“絞刑架”。可是，當蘇聯解體轟然倒塌後，并無多少蘇聯官員遭到報複，無論是審判還是報複性殺人，都很少見。
那麼這些前蘇聯官員到底去哪了，為何沒有接受應有的審判？
其實，這些前蘇聯高官在蘇聯解體後都搖身一變，成為了國家的大富翁。據悉，僅在1991年莫斯科存在的上萬名大富翁中，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原來蘇聯的黨政軍幹部。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所說的那樣：“蘇聯的解體源于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這些前蘇聯官員巴不得蘇聯早點解體，好将“國有”變為“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