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大同鎮城碑記》考辨——曹雪芹祖籍遼陽的又一權威史證
《紅樓夢學刊》 2003年02期 鄒玉義
大同市博物館藏有《重修大同鎮城碑記》碑一通，碑文記述了清順治十二年官兵重修大同城的經過。其中涉及到《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的一些重要史實,對今天的紅學研究極具價值。
一、關于《重修大同鎮城碑記》
《重修大同鎮城碑記》碑，青色玄武岩石質，碑首、龜趺無存,碑身石梓部斷缺。碑高180cm,寬80cm,厚21cm0碑文楷書，豎寫20行，滿行54字，其中8行有餘字,分别為3,6字不等，補在行末左側字縫間（格式,詳見本文後附未予标點的碑文）。茲錄碑文如下:
重修大同鎮城碑記
進士第、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郡人解元才撰文
大同，古雲中郡也。世爲國家壯巖疆，巍然巨鎮,保障一方。于以車輔處雁朔之險，壁聯錯宣蔚之勢,襟恒嶽，帶桑幹，其所由來口口口口口口口建燕都，則沿邊而漸于西，神京右臂，北門鎖鑰，國家之藩垣門戶，此焉是也。
然茲土之衆，賦性淳樸,上少惠之以恩，則易于見德，莅茲地者，口□□□口口口□[□□朝廷親信、忠葢大臣，撫而用之，庶乎無西顧憂。奈何野獸跳梁，弄兵潢池；戊子之變，誰非赤子，養陷湯火。哀此下民，肝腦塗地，是非口口口土□蓋以楚猿禍林，城火殃魚，此亦理與勢之所必至者。睇此蕪城，比于吳宮、晉室，鞠爲茂草，爲狐鬼之場者，五閱春秋。哲人興黍離之悲，傍徨不忍釋者。
客歲乙未，大司馬、總督三韓馬公諱之先，自秦來晉，節制此邦。矚茲殘黎，潸然泣下，爲百姓請命于口口。一時，聖君賢相，睹流繪之章，悠焉如攜，特命城之。夫城以保民者也。一時攻築之勤，模糧之費，闆幹之資，求其必不病民而心乃慰。公且謂：“大役之興，非才略素著者，恐不足以建口功。”于是，特進總鎮三韓彭公諱有德，而專其任。彭公則認爲，審度營築，亦主兵之一。乃身先士卒，露宿城攜，設法修葺，備極勞瘁。惟見農安于野,不赢于車牛；商營于市，不擾于鑛铢;士安于室，不辍于誦讀。不傷财，不勞民，如靈台之攻，暮鼓弗勝。未半載，而頹垣壤壘易爲纥纥金城矣。是大有造于此一城民也。一
噫，果有道而緻此？豈排程之有方，而經營之有術欤！抑捐己俸而不犠，資群助而無恫欤！瘠己舒民，興社稷，利國家，雖古名大臣無以踰此。立德立功，真堪不朽口。
是役也，制府馬公總其務，元戎彭公董其成。若夫複城之議，則始于前直指天中薛公諱陳偉，再成于前總督襄平馬公諱鳴佩。其商确，經其□疏移駐，則今直指會稽翁公諱祖望。其一時捐輸清俸，共襄厥事者，則有若備兵三韓劉公諱興漠，興屯中州邢公諱以忠，副總戎三韓劉公諱朝輔，口口口襄平曹公諱振彥，司理三楚沈公諱會霖，别駕中州李公諱考祥，參戎袁公諱誠、李公諱遇芳，縣令金台高公諱拟霄。是可無社而稷之，屍而祝之也乎？猗欤休哉！茲何可以不爲志也，敬爲之志，用表來茲。
峕
大清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孟夏谷旦。
碑文記述的是清初姜環兵變，大同遭清兵屠城,城市荒廢五年後，地方官兵重新修築之事。姜環，明末大同總兵。清兵入關，先投降而後又反叛，緻使山西全境嘩變。因事發于順治五年(1648)，值戊子年,故史稱:“戊子之變”o當時，清廷調各路兵馬征讨，收效甚微。次年二月，攝政王多爾衮統内外大軍親征。無奈大同城堅兵精，久攻不下，清軍損兵折将。七月，多爾衮二次親征，滿、漢、蒙各路八旗兵屬集大同，晝夜血戰，強攻不下。八月，城中糧食告罄,兵民大量饑死,姜環麾下總兵楊振威等斬瓊首級，開門獻城。大同之役,清兵傷亡巨大，朝廷震怒,氣急敗壞的多爾衮下令’“斬獻姜環之楊振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并所屬兵六百名，俱着留養，仍帶來京。其餘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徹去五尺,……”一時間，大同城内血流成河，屍橫遍地,金城湯池，頓成廢墟。同時，将大同府治遷到附近的陽和衛,更名陽和府。
但是，由于大同地當内蒙古進入山西、河北交通要沖，是“神京右臂，北門鎖鑰，國家之藩垣門戶”，是以順治八年又将府治移還大同。于是,便有了上述重修鎮城之舉。
在《重修大同鎮城碑記》中，不僅叙述了大同城的重要地位，毀城之因，修城之緣起、經過，而且列舉了參與工程建設的官員名單，其中有“襄平曹公諱振彥”。曹振彥時任大同知府。這篇碑記不但記載了他參加重修大同城池的事功，同時還透露出許多有關他的其它方面的資訊，對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深入解讀《紅樓夢》，是難得的實物資料，價值不可低估。
二、關于曹雪芹祖籍的權威性證據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紅學研究的一個重點,而祖籍問題又是其中的一個焦點。《重修大同鎮城碑記》在這方面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證據，對澄清目前就祖籍尚存争議的問題極具說服力。
曹雪芹的祖籍，說白了就是其高祖曹振彥的籍貫。曹振彥的籍貫誰提供的最準确呢，當然是本人提供的最準确。《重修大同鎮城碑記》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碑上明明刻着“襄平曹振彥”，而曹振彥就當其時、當其事，并且這篇碑記的産生亦可能與他有關（後文論及），這個籍貫毫無問題是他本人提供的。這與我們今天見到的多數史料如有關曹振彥任職的多種職官志，如康熙年間的《曹玺傳》等的記載是完全一緻的，都是屬于第一性的權威史料。
襄平，即今遼甯省遼陽市的古稱，史學界、紅學界多有考證，茲不贅述。這裡隻舉一輔證。碑記中籍貫“襄平”者還有一人，即前總督馬鳴佩。《清史稿 李栖鳳馬鳴佩傳》載：
“馬鳴佩，字潤甫，遼陽人，本貫山東蓬萊。其先世嘗為遼東保義副将，因占籍遼東左衛。栖鳳、鳴佩皆以諸生來歸，事太宗，并值文館。崇德元年,甄别文館諸臣，栖鳳、鳴佩俱列二等，賜人戶、牲畜。漢軍旗制定，同隸鑲紅旗。……鳴佩，天聰三年，授工部啟心郎……順治……十年，改總督倉場侍郎。十一年二月，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禦史，總督宣、大、山西，勸墾宣府、大同荒地三千餘頃。……十月，加兵部尚書，移督江南、江西。”
馬鳴佩是封疆大吏，進階官員，《清史稿》中明載其為“遼陽人”，應該是可靠的。清初總督，多用漢族文人擔任，執掌行省軍務。當時,宣大山西總督府即設在大同，總督主要統轄宣府（今張家口宣化）、大同、太原三總兵，負責京西北邊防。宣大山西總督是跨省的軍務官員，大約相當于今天的大軍區司令。當時馬鳴佩與曹振彥是上下級關系。在碑記中，唯他們倆明确署籍“襄平”，可見他們确确實實都是遼陽人。在碑記中兩人都以古地名署籍,這是一種雅好。這種情況即使在當代，也還較為流行。将此碑與早已發現的遼陽《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重修玉皇廟碑》上所載曹振彥相聯系、相映證，進一步表明其無可懷疑地是遼陽人。有人曾以前兩碑所載人物并非都是遼陽人為據，否認曹振彥為遼陽籍，《重修大同鎮城碑記》則明确無誤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曹振彥就是遼陽人，實證俱在,若對這樣多的文物證據再持懷疑甚至反對态度，那便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态度了。
時下，對曹雪芹祖籍的考證中又出現有“三韓”、“鐵嶺”說，根源是清人韓英《有懷堂文集 織造曹使君壽序》中謂“三韓曹使君子清”。子清,是曹振彥之孫、曹雪芹之祖曹寅的字。有人便循此考證“三韓”是鐵嶺，因而曹寅即鐵嶺人，自然曹雪芹祖籍為鐵嶺。這樣，使得原本已經複雜化了的曹氏籍貫問題，更加撲朔迷離。有幸的是，這個問題在《重修大同鎮城碑記》中亦可獲得正确的答案。
“襄平”與“三韓”同時出現在一通碑上,而且都是當事者本人提供籍貫,是目前碑刻中所僅見,這就為我們弄清這一問題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碑記中有兩個“襄平”籍，四個“三韓”籍，同列于一碑，起碼表明兩層含義:一是“襄平”與“三韓”不是一地，二者泾渭分明，它們是兩個概念，兩個範疇，不能混為一談。即使“三韓”是個區域性的大概念,但它也不包括“襄平”，至少在清初是這樣，否則這六個人都可以署作“三韓”。他們沒有這樣做，說明兩者是有嚴格差別的。二是曹振彥署籍“襄平”，表明在他的思想上“襄平”與“三韓”的概念和範疇是清楚的，是有顯著差別的，在衆多同時的“三韓”人面前，特别是較他職位高得多、而又直接上司他的總督馬之先面前，他明明白白表示自己與“三韓”無涉;但凡有些許關聯,與自己的上司拉個同鄉又何樂而不為呢？由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說，以“三韓”為曹家祖籍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關于“三韓”，這裡也不妨說一說，因為碑記中籍貫為“三韓”者竟有四人，簡直就是個“三韓”人的大聚會。若“三韓”确系一城、一州或一縣地名，似這樣來自一地的多位高低不等的軍官一下同集于一處、一事，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總讓人存疑。檢索史志發現,這四人的來曆還是有别的。具體情況是:馬之先，《清史稿》本傳載：
“漢軍鑲藍旗人,初籍金州衛。順治初，以諸生授昌平知州。四遷至湖廣布政使。七年，授［陝］(江)西巡撫。……十一年，自成餘黨劉二虎、郝搖旗等入陝西境，之先與漢興總兵趙光興發兵三道迎擊，破小廣峪寨，斬其将傅奇，遷宣大山西總督。十三年，調川陝總督，加兵部尚書，……”彭有德，《清世祖實錄》記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以陽和副将彭有德署大同等處總兵官事。”乾隆《大同府志》卷11“鎮守大同總兵官”條:“遼東人，将才，順治十一年任,詳宦迹。”劉興漢,乾隆《大同府志》卷11“陽和兵備道”條:“遼東人，順治年任。”光緒《山西通志》卷13“職官譜四”載:“陽和兵備道，初駐陽和城，後移大同府，康熙六年裁。順治中有……劉興漢，盛京人。”劉朝輔,光緒《山西通志》卷13“職官譜四”載:“太原協鎮副将，駐太原府。順治二年設，十年裁。舊志有劉朝輔，盛京人。”這裡，隻有馬之先的籍貫明确具體，即金州衛。金州，在今遼東半島南端，始名于金代貞祐四年(1216),見《金史 地理志》。明洪武年間，将金州改置為金州衛，治所在今天的大連市金州區。其他三人或“遼東”，或“盛京”，均未詳具。從這些資料看，這四個人并非籍出一州、一縣，他們所謂“三韓”，系區域性的大概念，是個面，而不是個點。如果非要給“三韓”确定地理區域，以碑記中馬之先為例，遼東半島在其中，絕不僅僅是有些研究者考證出的鐵嶺一帶。“三韓”一詞，後來有擴大使用面的傾向，是以清人劉廷鞏曾批評當時人濫用“三韓”字眼，大約韓英也屬此列。由此可以提出結論：以“三韓”來确指某城、某州、某縣是不恰當的。以“三韓”為據去考證曹雪芹祖籍是徒勞無益的，是永遠也得不出正确結果的。
“鐵嶺說”是近年出現的一種說法,根據一是認為“襄平”即“鐵嶺”；二是上文提到的“三韓”即“鐵嶺”。關于襄平為遼陽的古稱，史有明載，不少反對遼陽說”的人也不否認,但有人卻偏偏要利用一些二、三手的資料曲折考證,非要将襄平說成鐵嶺，完全是附會與曲解。關于“三韓”是否專指“鐵嶺"，我們在前面已講清楚，不再重複。這裡，僅據《重修大同鎮城碑記》稍做考究，同樣可以證明曹雪芹祖籍決非鐵嶺。碑記中有一個人叫李遇芳,未署籍貫，興許是他的官職太小之故。查《雲中郡志》卷5“新平路參将”條:“李遇芳,鐵嶺人，順治八年任。”《雲中郡志》為順治七年至九年任大同知府的胡文煙所撰,他是以當時府的建制比照古制郡而命名的。李遇芳是胡文烽的下級，又是在志修成前一年到任，因而其籍貫一定是本人直接提供，明确而具體，十分可靠。這樣，我們将碑記與郡志結合起來看,曹振彥與李遇芳不是一個地方的人，是非常肯定的。他們本人提供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一個是襄平，即遼陽;一個是鐵嶺，清清楚楚，無關無涉。是以，硬将曹振彥往鐵嶺拉,是行不通的。
上述情況表明,《重修大同鎮城碑記》為研究曹雪芹祖籍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實物資料。謂其難得,不僅是它明确載有曹振彥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在一通碑上同時涉及到紅學研究中争論不休的三個問題:襄平、三韓、鐵嶺;且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曹振彥是遼陽人，曹雪芹的祖籍在遼陽。所謂“豐潤說”、“鐵嶺說”，都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沒有任何意義。關于曹雪芹祖籍之争，應該做明确結論了。
三、大同是曹家發迹的重要轉折點
曹振彥是曹家功名富貴的開拓者,是他的業績奠定了曹家後世近百年“赫赫揚揚”的基礎。而在他的一生中，大同這段經曆卻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在考察《重修大同鎮城碑記》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曹振彥與大同結緣極深。《清太宗實錄》卷18載:','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衰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十分明确，當時曹振彥是多爾衮的部下。這段史料記的是天聰八年三至五月(1643.4-6)間事。而此後不久的七月，皇太極率大軍越過長城,入犯明朝的宣大地區，多爾衮的正白旗兵亦在從征軍之列。同書卷19：“和碩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衮、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铎、貝勒阿濟格進兵保安州，攻克其城，殺其守備，略取沿途村堡,會上與應州城。”保安州，時屬宣化府;應州，歸大同府所轄，在大同城南約百裡。八月十五日(1634.9.6),“上率和碩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衮、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铎、貝勒豪格……等精兵往視大同城,……上至大同，立南崗上,……”。清太宗此次禦駕親征，并未攻克大同城，隻是攻下宣、大兩府的少數州縣，擄掠一番後退去。這裡我們要指出的是:多爾衮統領的正白旗“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必定也在軍中。這就是說,早在天聰八年，大同已留下了曹振彥的足迹。
順治五年(1648)姜環之變，明年二月，“命攝政王多爾衮總統内外官兵征剿大同”(《清世祖實錄》卷42)，這樣曹振彥二次征戰大同。前已述及，大同之役極為慘烈，在清兵入關後的戰役中是最艱難的戰役之一。是役之後第二年（順治七年），曹振彥即被任命為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對曹振彥來說，這是一個新的轉折，即由軍職轉任地方官，而且是執政一方的主官,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叫“提拔重用”。其原國,我分析有二:一是姜環之亂殃及山西全省，除太原一城外，各地皆叛。陸續平定後,地方需要大批官員。是以由軍中選派一些官員到地方任職是形勢所需。二是曹振彥在大同戰役中作戰英勇，戰績卓著，又是滿族化的漢人，加之還有個“貢生”資格，是以自然屬于最佳人選。可以說，大同之役為曹振彥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大同是他的功成之地。
未二年，即順治九年（1652）春，曹振彥又擢升大同知府。這種極快的晉升，不排除他在吉州任上的政績,但同樣與大同的戰功有關。因為順治八年福臨親政，“叙征大同将士功，升授有差”，而第二年曹振彥即升任大同。詳情雖不見史載，但其偏偏調大同任職，決非偶然，定與這次“叙功”、“升授”有關。
曹振彥在大同任上近四年，四年時間不算短，而且正值大同城百廢待興之時，期間他不可能沒有作為。由這通《重修大同鎮城碑記》傳遞出的資訊看，曹振彥在大同的政績應勝于其戰功。其一，雖則碑記中曹振彥的名次靠後,且所起作用在“捐輸清俸，共襄厥事者”之列，似乎是一個不太重要的角色，但這并非全部事實。該項工程為修複大同被毀的城池,城池主要為軍事設施，上奏朝廷并主持工程者，主要是軍事長官，也屬必然。但作為大同府的最高行政長官,在這樣一件大事上,他決不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邊'緣人物。修城動議必先岀于知府曹振彥。大同遭屠城之劫雖說有他的一份,但如今他是朝廷命官，大同城又是他的當家地盤，因而，恢複城池，重立門戶，他較任何人都更為迫切。總督、巡按的到來，必是他首先向上司報告重修大同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彭有德是兵變後出任的第一位總兵，設立較晚，在順治十一年）。其二，修城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模糧之費，闆幹之資”必不在少數。碑記中講主要靠官吏們“捐己俸”、“瘠己舒民”，雖為事實，但也有過譽的成份。實際情況,必然是地方官曹振彥擔當籌糧籌款的重任，這在“資群助而無恫”一語中露出一點消息。“群助”者，衆人資助也,非僅幾位官員；“無恫”者,不痛也，但這是籌資者言，痛不痛唯出資者知。其三，碑記為“進士第、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郡人解元才撰文”O據光緒《山西通志》卷20“貢舉譜七”載:解元才，順治三年丙戌科進士，大同府“朔州人，戶部郎中，充丁酉四川正考官,曆池州府知府。”請這位外宦的大同籍進士作文,由知府曹振彥物色、舉薦的可能性最大，他緻函或親白介紹工程,參與碑文的草拟、定稿的可能性也最大;文中為上司歌功頌德而忌言己功,也是情理中事。其四，碑文中載:“睇此蕪城，比于吳宮、晉室，鞠為茂草，為狐鬼之場者，五閱春秋。”這就是說,曹振彥順治九年到任時,大同城還是一片荒涼、恐怖的景象。《雲中郡志》錄有督糧戶部主事劉國欽《再入雲中》長詩一首，記述了當時大同城情狀，茲引一段：
睹此慘狀,守土有責的曹振彥決不會無動于衷，他也無法在“鬼狐之場”中為官。是以，清理廢墟，恢複街市，修葺衙署，吸引人丁，發展經濟，是他肩負的緊迫任務。他為此付出的心血和勞動，是可想而知的。自他順治九年到任至十二年修複城池,他在恢複發展地方社會經濟方面已初見成效，碑記中所謂“農安于野”、“商營于市”、“士安于室”，便是證據。到他十三年離任時,可以說大同已基本恢複了府城的形象和生機。由此說來,曹振彥對大同的恢複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可謂“立德立功，真堪不朽”，“是大有造于此一城之民也”。曹振彥的再度擢升，并且任職富庶的江南，為“兩浙都鹽運使司運使”這樣一個肥差，也是他在大同軍功政績的直接結果。對曹振彥、對曹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是一個曆史性的跨越。“鹽運使”是個集高官與厚祿于一身的令人豔羨的重要職位，非朝廷親信者難得此任。可以說，此時的曹振彥已擷取了順治皇帝的信任，跻身于寵臣之列。
曹家另一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即曹振彥之子曹玺。成書于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玺傳》說:“補侍衛之秩，随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衛。”其“補侍衛之秩”，有他個人的努力，但也有賴父蔭。而被“拔入内廷二等侍衛”，即在皇帝身邊任職，則主要得益于“随王師征山右建績”。征山右，即征山西、征大同。當時曹家父子在大同共同作戰,也算一段佳話，曹玺的這次提升更為重要，這使他得以親近皇室。曹玺之妻孫氏，順治十一年被選入宮，做了剛剛出生的康熙皇帝玄煙的乳母，個中細節尚無考，但與曹玺供職内廷有直接關系。之後，曹玺又“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甯織造。”（康熙《江甯府志 曹玺傳》）。這就是說,曹玺在順治朝也已受到格外信用;康熙親政後,曹家因孫氏曾為當今聖上的乳母而愈發顯貴，盛極一時。
綜上所述，曹家兩個關鍵人物曹振彥、曹玺的升遷重用都與大同有着極為密切的關系，此後曹家一路攀升,備極富貴榮耀，成為名門望族、仕宦大家。馮其庸先生在《紅樓夢概論》中說，“遼陽是曹雪芹上祖的發祥之地”。那麼，說大同是曹家發迹的重要轉折點，當是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