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
1936年8月23日下午5點左右，成都騾馬市街大川飯店的大堂中，來了四位西裝筆挺的客人，身後還跟着十幾個打扮各異、神情不善的家夥。
這四個人雖然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一聽那古怪的語調，大川飯店的經理曹相侯就知道，這些人是日本人。
而他們背後的那群人，有幾位曹相侯也認得，都是成都警察局的便衣探子。
如今的騾馬市大街
看着這副架勢，曹相侯感到有些不妙，便以不友善接待日本人為借口，打算把這四個人請出去拉倒。
一聽曹相侯的話，四個日本人當場鼓噪起來，自稱是來成都遊玩的日本商人，卻得到如此待遇，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揚言若是沒有正當借口，絕不出大川飯店門口半步。
可曹相侯的态度也很堅決，非得向成都警察局和警備司令部報告之後，才肯讓他們入住。
看到這裡，許多朋友可能心存疑惑——飯店開門做生意，不光趕人，還要向官方報備，這是什麼規矩？
事實上，在當時的環境下，要接待這四個日本人，确實有着天大的風險。
民國時期 在中國的日本人
1936年2月，日本突然向南京政府外交部發出照會，提出了在成都設立日本領事館的要求，還任命了原日本駐華使館情報部部長岩井英一為駐成都領事。
消息傳出後，四川人民憤怒了——此時，距離日本挑動“華北事變”，撺掇華北五省自治還不到3個月，在這當口，不僅強行要求設立領事館，還派一名情報官員做領事，日本人想幹什麼，簡直就是秃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事。
于是，在1936年8月初，當岩井英一到達日本駐重慶領事館時，重慶群眾就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吓得岩井英一躲在領事館裡，不敢露頭了。
在這個敏感時期，突然冒出四個日本人，曹相侯自然不敢等閑視之。
在得到警察局和警備司令部允許日本人入住的通知後，曹相侯還是不放心，又提出要檢查這四個人的護照。
護照顯示，這四個人分别叫做：
深川經二、渡邊洸三郎、田中武夫、濑戶尚
，岩井英一并不在其中。
民國時期日本護照（局部）
仔細核對過照片和姓名後，曹相侯稍稍放下心來，終于同意讓這四個日本人住下來。
這時候，有警察悄悄告訴曹相侯，岩井英一本人雖然還在重慶，但這四個人的确是岩井英一的随從，此次來成都，正是為設領事館一事來打前站的。
一聽這番話，曹相侯的冷汗瞬間冒了出來，他暗暗祈禱，千萬不要惹出什麼亂子來。
大禍陡生
俗話說“怕什麼，來什麼”，曹相侯的冷汗還沒幹透，事情就發生了。
8月24日中午，這四個日本人抵達成都還不到24小時，大川飯店就來了幾個學生打扮的人，氣勢洶洶地詢問：
“岩井英一是不是住在這裡？！”
前台員工一看這副架勢，吓得哆嗦，連忙拿出登記冊，表示這裡雖然住了四個日本人，但岩井英一絕對不在這裡。
這幾個學生模樣的人，把登記冊反反複複地查了幾遍，一無所獲，便氣呼呼地離開了。
民國時期的旅館登記冊
正當大川飯店的員工慶幸逃過一劫時，更大的風波正在醞釀，并且即将爆發——
下午6點左右，在成都城北門附近，突然出現了近萬名青年學生，這些學生高喊反日口号，浩浩蕩蕩地向騾馬市街湧來。
一路上，不停地有市民加入進來，等到達大川飯店門口時，龐大的人群将整條騾馬市街堵得水洩不通，人們群情洶洶，随時有可能沖進飯店來。
這下事情鬧大了。
抗日遊行老照片
接到大川飯店的告急電話後，成都警備司令部司令蔣尚樸首先趕到了大川飯店，可還沒說幾句話，人群中飛出的磚頭就把他的汽車玻璃砸了個稀爛。
蔣尚樸發覺勢頭不妙，再待下去恐怕得把自己賠上，于是很幹脆的大喊一聲：“老子不管啦！”
接着，蔣尚樸跳上汽車，飛馳而去，隻留下幾名警察和大川飯店的員工在風中淩亂。
緊接着，成都警察局局長範崇實也趕到了現場。
據當時現場人員回憶，範崇實一到大川飯店門口，便跳上一條長凳，開始向人群喊話，可他的運氣比蔣司令還差，同樣沒說幾句，就被人從長凳上揪了下來，摔了個大馬趴。
随後，人群徹底失控了。
石頭、磚塊如同流星雨一般，瞬間便将大川飯店的大門砸爛，學生們一馬當先，沖進飯店，将警察們逼到了日本人所在房間的門口。
日本報紙登出的大川飯店照片 已經成為一片廢墟
突然，房門打開，四名日本人沖了出來，為首的正是深川經二和渡邊洸三郎。
據成都警察局事後報告記載，深川經二體格健壯，身手相當矯健，一出房門，便抓了一名警察做擋箭牌，又搶了一根短棍，左沖右突，硬是在人群中撞出了一條路來。
沖出大川飯店門口後，深川經二、渡邊洸三郎趁學生們反應不及，奪路而逃，向北邊跑去。
田中武夫和濑戶尚的身體素質估計是差了點，剛跑到門口，便被人群截下，打得頭破血流。
後來，這兩人被範崇實帶領警察從人群裡扒了出來，好歹撿回了一條命。
而跑出去的深川經二和渡邊洸三郎，就沒這麼好運了。
由于路徑不熟，這兩人在兩個街口之後就跑岔了道——
渡邊洸三郎跑到了成都縣政府門口，想要進去躲避，卻被看門人推了出來。
趕來的學生撲上前去，将渡邊洸三郎按倒在地，一頓拳打腳踢，就此了賬。
而深川經二仗着身手了得，手中又有人質，在正府街上找到一處死角，與學生對峙起來。
就在深川經二以為能夠逃過一劫時，有人爬上了街邊的樓頂，抄起一塊瓦片向他砸了過去。
這塊瓦片正中深川經二頭頂，當場把他砸了個天昏地轉，學生們趁勢上前，幾棍下去，又将深川經二打死在大街上。
四名日本人，兩人死亡、兩人重傷——這便是震動一時的大川飯店事件，因為成都又名蓉城，這一事件又被稱為“蓉案”。
事件過程示意圖
迷霧重重
在當時中日關系極為緊張、全面抗戰一觸即發的情況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按道理來說，坐在總統府裡的蔣介石必然不會輕易放過，非得查出個子醜寅卯不可。
但奇怪的是，這件事剛剛過了三天，南京的《中央日報》便發出了一條新聞，直接指出了事件責任人：
此次事件，據各方觀察，四川匪蹤未靖，反動政府分子從中策動，借以增加中央應付外交之困難。
随後，在8月30日，劉湘的進階幕僚、四川省秘書長鄧漢祥在面對日本記者時的提問時，也将事件的起因指向了同一個地方——延安。
抗戰時期的延安
難道說，這一事件真的是延安在背後策劃的嗎？
1937年6月，曾在泸縣縣委工作的鄒風平在延安給黨中央寫過一份報告，其中提到了那幾年裡四川黨組織的情況：
“1934年，全川隻有隆昌、泸縣、自貢3個縣有完整的黨部，而整個四川省委，隻有5個人而已。”
而到了1935年，當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後，感到威脅的四川軍閥們，加緊了對四川黨組織和黨員的搜捕——
這一年6月，随着四川省委被破壞，整個四川省内，隻剩下了失去組織的68名零散黨員。
直到1937年12月，鄒風平才受命回到成都，開始着手重建四川的黨組織。
可見，在大川飯店事件發生時，延安在四川可以說是要組織沒組織、要人手沒人手，在這種情況下，要組織這樣一起大規模事件，着實有點天方夜譚。
那麼，南京和四川異口同聲，就是為了找一個“背鍋俠”麼？
恐怕未必。
蔣介石的小算盤
衆所周知，對于四川這塊地盤，蔣介石向來是相當重視的。
1936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組織了一次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和學生代表參加的會議，蔣介石親臨會場，作了一番名為《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的演講。
在演講中，蔣介石着重提到，四川、貴州、雲南，是“複興民族最後之根據地......（日本）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抗戰前的蔣介石
蔣介石的這番話說得慷慨激昂，但要實作這一目标，就必得将四川納入國民政府的管轄之内。
這一點，就忒難辦了。
蔣介石雖然早就有染指四川的野心，但從1927年到1933年，四川各大軍閥你打我、我打你，攪成了一鍋粥，都在忙着擁兵自重、圈地稱王。
這些軍閥們，雖然在名義上遵從南京國民政府号令，但事實上誰也沒把坐在南京的蔣介石當回事。
為此，蔣介石是相當郁悶，但又無可奈何。
被拍成喜劇的“傻兒師長”範紹增 當時都算的上一方諸侯
直到1933年，機會終于到來了。
這一年初，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在四川、陝西交界處建立了川陝邊區。
在随後的一年多時間裡，紅四方面軍的實力愈發壯大，将劉湘手下的川軍打得丢盔棄甲、屁滾尿流。
戰事不利，鈔票卻是流水一般花了出去，到了1934年底，整個四川的财力已幾乎枯竭，任憑劉湘如何刮地皮，卻再也湊不出一筆軍費。
無奈之下，1934年11月13日，劉湘從重慶奔赴南京，拉下臉皮，向蔣介石求援去了。
“四川王”劉湘
天上憑空掉下個大餡餅，蔣介石自然大喜過望——
面對劉湘提出的
“要錢、要槍、要權”
的請求，蔣介石滿口答應，當即任命
劉湘為四川省主席，同時撥給他500萬大洋，并允諾接下來還要發行7000萬元的政府公債，作為四川的“善後”經費。
蔣介石下了如此大的血本，自然不可能不要回報。
1935年1月，蔣介石以幫助劉湘協調軍事指揮為名義，組建了以賀國光為主任的參謀團，帶領憲兵1團，進駐重慶。自此，蔣介石終于把手伸進了四川。
賀國光
蔣介石挑選賀國光作為參謀團主任，自然有他的用意——賀國光雖然是湖北人，但他的堂兄賀倫夔，卻是著名的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的創始人。
而賀國光在陸軍速成學堂讀書時，結識了不少同學，其中就有劉湘、楊森、唐式遵等煊赫一時的人物，算的上川軍的老熟人。
是以，當蔣介石安排賀國光入川時，劉湘一方面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另一方面礙于同學情面，不得不答應下來。
雖然是老同學、但賀國光入川之後，卻是一點不客氣——他利用在川軍中的人脈，到處請客吃飯、聊天叙舊，堂而皇之地在川軍當中摻沙子、搞分化，惹得劉湘非常不高興。
而劉湘更沒想到的是，這隻是個開始而已。
沒過幾個月，蔣介石就開始表演“連環拳”了——
1935年5月，蔣介石先是以更好地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協調為借口，在重慶設立了委員長行營，大搖大擺地住進了行營裡。
同時，蔣介石又提出，四川省府既然已經完備，就應該及時遷到省會成都去，名正言順地将劉湘“請”出了重慶，使得劉湘徹底失去了重慶這塊根據地。
重慶“總統府”
随後，蔣介石指令與戴笠齊名的大特務頭子康澤，帶領臭名昭著的“别動隊”入川，駐紮在四川各地，專門主持四川各個中學以上學校的軍事訓練工作。
最後，蔣介石一方面在峨眉山搞軍官訓練團，繼續分化川軍；一方面調動交通兵團的第2團、第4團把守交通要道，并安排憲兵第3團、第5團分别進駐重慶、成都。
......
到了這個時候，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此時的劉湘，大機率就是下一個王家烈，所缺的，隻是一個機會而已。
蔣介石：沒有機會？那就創造機會。
一石二鳥的“妙計”
從前文所講的“蓉案”整個過程可知，沖擊大川飯店、打死日本人的主力，是近萬名青年學生。
這就有些蹊跷了——
“蓉案”發生的時間，是8月25日，而這一時間段，正是各個學校放暑假的時候，學生們應該都在家裡才對。
以當時那種落後的資訊傳播手段來講，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内，就能通知到如此多的學生，并做到統一行動，基本上是不可能實作的事情。
換言之，在“蓉案”發生之前，這些學生必然是聚集在一起的。
而根據史料記載，1936年8月，成都的各個中學、大學的許多學生和教師，正在成都附近的新都縣搞軍訓。
負責軍訓的，正是康澤手下的幹将之一，别動隊軍訓處處長楊達。
四川大學老照片
這下，情況就很明顯了——這些學生之是以能夠及時得到消息，并集體趕回成都，背後的組織和煽動者，必然是康澤和他的别動隊。
而若是沒有蔣介石的直接授意，借給康澤一百八十個膽子，他也不敢擅作主張。
蔣介石之是以要這麼幹，是使了個“一石二鳥”的招數——
前文說過，在蔣介石眼中，西南地區的戰略意義極為重要，是以，他絕不可能同意日本在成都設立領事館的要求。
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方針之下，如果真的強硬拒絕，落一個同日本人撕破臉的結局，這又是蔣介石無論如何不願看到的。
是以，借四川學子們的手，幹掉幾個日本小喽啰，既能以治安不佳為由，把設立領事館一事攪黃，又能夠以管理地方不力的借口，把劉湘趕下台，将四川徹底納入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
這麼損的招，也就蔣介石想的出來。
蔣介石：我真是個天才~
根據史料記載，在“蓉案”發生當晚，康澤等一幹“複興社”、“CC”的幹部們，開了一夜的緊急會議，并拟出了兩條處理意見：
第一、由複興社和“CC”聯名發電給蔣介石，稱劉湘暗中派人打死日本人，意圖增加中央的外交困難，建議罷免劉湘的四川省主席職務；
第二、“CC”單獨發電給陳果夫，建議推薦康澤接任四川省主席。
在康澤看來，這兩封電報一出，劉湘必然馬上下課，而自己也能搖身一變，成為封疆大吏——這事兒辦的，簡直太漂亮啦！
然而，出乎康澤意料的是，這兩封電報發出之後，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一點動靜都沒有。
而在此之後沒兩天，南京中央社便發出了前文提到的那篇報道，在撇清劉湘幹系的同時，也徹底擊碎了康澤的春秋大夢。
康澤百思不得其解：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
劉湘這個人，曆史上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确定一點：劉湘，的确是個天生的好演員。
1934年底，當劉湘抵達南京碼頭時，前來迎接的國民政府大員們見到的劉湘，是這副模樣的——呆頭呆腦、不懂禮數，連話都說不清楚，活脫脫是個四川鄉下的土佬兒。
看着劉湘這副模樣，蔣介石的首席智囊楊永泰都忍不住對陪同劉湘來南京的鄧漢祥抱怨道：“劉湘這副模樣，簡直就是個劉璋，怎麼擔得起重任？”
楊永泰的眼神着實有點不濟——一個從最底層的見習官做起，先後掀翻楊森、鄧錫侯、劉文輝等一幹大佬，最終稱霸四川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劉璋”？
别看都姓劉 劉湘比劉璋強得不是一星半點
被蔣介石任命為四川省主席之後，劉湘雖然對蔣介石的不斷分化極為不滿，但表面上卻裝的若無其事，最後幹脆以養病為由，把日常政務扔給秘書長鄧漢祥，深居簡出，躲了起來。
雖然足不出戶，但劉湘的資訊來源卻是神通廣大，除了鄧漢祥每天給他遞送消息之外，劉湘還模仿蔣介石的“複興社”，在軍隊當中成立一個名叫“武德同友會”的組織。
這個“武德同友會”，名義上是個研究軍事理論的學習機構，但實際上是專門考察各級軍官思想和言論，并以此為參考，來對軍官進行升遷或罷黜的情報機構。
正因為有這個機構的存在，劉湘對于川軍軍官的思想情況一清二楚，這也是蔣介石雖然處心積慮地分化川軍，但成效一直不明顯的原因所在。
劉湘雖然濃眉大眼 但絕不是個老實人
靠着廣大的情報網絡，這四個日本外交人員離開重慶的當天，劉湘就已經得到了消息，并從其中嗅出了極為兇險的味道。
是以，8月21日，劉湘吩咐鄧漢祥，召集蔣尚樸、範崇實等負責省府保衛的官員，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商量如何應對這個危機。
根據鄧漢祥的回憶，在這次秘密會議上，劉湘拟定了三項應對措施：
1、當4名日方人員到成都時，便由省政府出面，說明成都不宜設領事館，勸其離開。若不聽勸阻，就安排武德同友會暗中串聯，組織群眾遊行，逼他們離開；
2、為了防止蔣介石手下的特務搗亂，要提前故意将資訊洩露給康澤等人，遊行最好以他們的人員為主。
3、在遊行過程中，成都軍警隻能維持秩序，不能強行阻止，并要暗中将康澤手下特務的行動拍下照片來。
劉湘的這三招，可以說是處處料敵機先，直接捅在了蔣介石的腰眼上。
什麼叫水準？這就叫水準。
之後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當蔣介石收到康澤密電的同時，劉湘的密電也到了，詳細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并且特别強調：
我有照片哦！
這些照片一旦公之于衆，不光在國内會掀起軒然大波，日本人也絕對不會與蔣介石善罷甘休，可以說，劉湘的這一手，完全掐住了蔣介石的七寸。
這一場權力暗戰，蔣介石完敗。
鹬蚌相争 誰是漁翁
轟動一時的“蓉案”，最終以成都警備司令蔣尚樸、警察局長範崇實革職；四川省政府向兩名死亡人員各賠償三萬大洋；受傷人員各賠償三千一百大洋的結果，落下了大幕。
然而，這件事的後續影響，要比想象中大得多——
在蔣介石那邊，雖然沒有達到趕劉湘下台的目的，但這一事件畢竟使日本在成都插入楔子，收集情報的計劃徹底破産，給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保留了一個相對穩固的後方，為之後的對日全面抗戰打下了一個相持的基礎。
而在劉湘這邊，這一事件徹底打消了他對蔣介石僅存的一點幻想，并給他展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全面抗戰爆發，他劉湘決不可能獨善其身。
同時，在這一事件中，群眾所爆發出強大的反日情緒，也讓劉湘不得不思考，未來究竟要往何處去？
就在這時，鄧錫侯手下的師長黃隐，給劉湘介紹了一個名叫張署時的人。
這個人來自延安，是專門來做劉湘的統戰工作的。
1935年10月，毛澤東起草了
《中央為目前反日讨蔣的秘密訓示信》
，其中明确提到：
“不管什麼階級，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産黨都願意很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
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劉湘，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必須要争取的。
毛主席在延安
在延安堅持不懈的工作下，劉湘的思想終于從搖擺不定轉變為了堅決抗日。
1937年9月1日，即将年滿50歲的劉湘不顧嚴重胃病，率軍出川，參加抗戰。
劉湘臨行前，對鄧漢祥說道：
我過去打了幾十年的仗，都是内戰。如今大敵目前，有了抗戰的機會，正好盡力報效國家，見信于國人，留名于青史。”
1938年1月20日，劉湘因胃病複發，在漢口去世，臨終遺言：
“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銜筆說：
在中國近代史上，劉湘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自全面抗戰爆發，到日本徹底投降，川軍作戰之勇猛、犧牲之慘烈，舉世公認，而劉湘的臨終遺言，無疑是這支軍隊引以為自豪的精神圖騰。
關于劉湘的是非功過，銜筆無意妄加評斷，再次抄錄郭沫若為劉湘寫下的一副挽聯，作為結尾：
治蜀是韋臯以後一人，功高德懋，細謹不蠲，更覺良工心獨苦；
征倭出夔門而東千裡，志決身殲，大星忽墜，長使英雄淚滿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