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世界文化的比較工作計劃時，有一個同時進行的工作，就是醞釀有關“國史”的觀念，即中國曆史的觀念，或者中國文化發展的觀念，這跟我最近出版的《萬古江河》一書，有相當的關系。
從1983年開始，我一直為中國古代文明系列的《西周史》做研究工作，做了兩三年，看了很多考古材料，不單看周代，連商代也一起看，從幾個同時代平行的大文化往上追，直到它們在新石器時代的源頭。是以《西周史》花了我相當多時間，等于重新将新石器時代的相關資料整理了一遍。七〇年代後半期到八〇年代上半期中國的考古學非常熱鬧，許多重要遺址陸續出土，當時美國介紹中國考古學就是兩本書，一本是鄭德坤寫的，但出版得太早，新資料看得不多，不能算數，另一本就是張光直寫的《中國考古學》，可以說是唯一的一本。
張光直跟着大陸報道的方向走，就是“中原中心論”的架構。我看了、摸了那一大批材料後，發覺新出的材料又多又快，于是建議匹茲堡大學圖書館搜集中國的考古期刊，隻要一出刊就用航空寄來美國，是以我看到的資料，平均比一般人快上兩個月。
我看得愈多，愈覺得不是張光直說的那麼回事。當時正在進行的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很多，加以歸納，可以發現本來的小系統可以變成大系統，但不能用英文的evolutionary形容，因為evolutionary是分岔的，但這是聚合，是以我用中文的“演進”一詞，就是這個道理。演進是小支流變成大支流，大支流再慢慢變成幾個大的文化體系。
八〇年代初期，我腦子裡已經隐然有個觀念，中原文化絕對不是單一系統的演變，而是多系統互相交流、激蕩，在這文化激蕩中間，有毀滅的，有篡奪的，有合并的，有互相沖突終緻兩敗俱傷的，通通都有。
1983、1984年，紐澤西的羅格斯大學請我去講演，因為事後要編成一系列的學術論文集出版，我不能掉以輕心，得用心想想。我想了半天，拿考古的東西理到中國史上面來，忽然想起當年梁啟超寫的《中國史叙論》，這篇叙論隻是架構，并沒有成書。任公才華蓋世，念頭很多，沒成書的東西不算少，這是其中之一。
我十來歲時在重慶看《飲冰室文集》，腦袋裡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記憶。到無錫輔仁念中學，老師講課，我又拿出來翻了翻，雖然到台大之後就沒有再看過，但内容已經深人腦袋。我找任公這篇東西，一找就找到了，用它當論文架構。我提出的主要觀念是，梁任公的想法是要從一個中原的中原，到中原的中國，擴大為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我就根據這個理路讨論中國古代史，後來寫《萬古江河》也是同一理路的繼續發展，把梁任公的叙論敷陳成一本大書。
我從考古學上得到一個感覺，任公的叙論隻是開頭，還需要後來的人加以完成。那時候我已經參加世界文化的比較工作，跟其他研究同領域的德國人、法國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常常有一個辯論，亦即雅斯培所講的文化系統都是單線的，他們認為，沒有經過樞軸時代突破（Axial age break through）的文化，例如古代的亞述，近代的日本，都沒有辦法真正加入對話，因為它不是初創的，而是學習的。
雅斯培是德國哲學家，不是曆史學家，雖然他的曆史知識不錯，也有遠見，但畢竟曆史知識不是那麼專精。他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樞軸時代的觀念，認為有幾個古代文明，都有一次突破時期，将人類文化推進一個新的階段，為人類在求生存之外，提出超越的觀念。
他的理論曾在思想史與文化史方面引發相當多的讨論，但那些讨論都隻限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大家都忽視了書中雅斯培對現代文明的想法，也就是現代的人類正在經曆另一次突破。在這一現代的樞軸時代，以科技文化為基調，将有一個全新的人類文明湧現。我們幾個人讨論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我們研究的某一個系統本身絕對不是不變的，一定是在融合各種新生因素，而雅斯培講的第二次突破目前正在進行中，此刻正出現世界文化，科技文明衆流歸大海。
受了這個觀點啟發以後，我回頭讨論文明，就必須先了解，這中間不是興衰，而是受到很多外來刺激，是以它不是說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條線的發展，中間受到刺激，是以雅斯培的觀念必須和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挑戰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于是我以任公先生這篇東西為指引，到羅格斯大學講演，就是中國文化一路下來，挑戰、回應、挑戰、回應，不斷擴大它的文化領域。我的《西周史》把西周分成三個圈圈，包括政治（實際權力）領域、封建（禮樂）秩序領域、文化領域等三個同心圓，三個圈圈有共同的核心，接受挑戰，各向四周圍擴充。
我寫《西周史》時應用考古學，搞civilization analysis，讨論文化的變化，梁任公先生這篇大作就構成了我往後二十年的主要思考線索。我研究《漢代農業》時，對各個地區四周圍的情形還沒這麼清楚，還是“全國一盤棋”，等到寫《西周史》就不是一盤棋了，而是多盤棋的發展與交流，互相影響，甚至解釋西周的封建經濟是以藩屏周，每一個封國本身都是多元的配合。
從這個結果回頭看，我能了解為什麼有些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系統比别的系統有發展的機會，不是因為地理條件強，也不是源流來得長，而是那幾個擴大的系統都有很強的容納精神，有容乃大，是以生命既長且久。
我目前最新的著作《萬古江河》，以任公先生的《中國史叙論》做骨架，這是個大架構，我就在新石器時代上面多花點功夫，多想想。大概從1981、1982年開始，蘇秉琦先生花了六年的時間，不斷發展區系類型理論及古國演化系列理論，我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觀念。蘇先生是長輩，比石璋如先生小七歲，是濟老跟我中間的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考古學家，1997年以88歲高齡過世。當時我到東北看考古，正回頭準備到醫院看他老人家，結果一個電話來，說蘇先生過去了，竟然緣悭一面。
蘇老先生早期文章都不在重要期刊上發表，那時候夏鼐掌握了在重要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否決權，是以他隻好在各地以講演方式零碎發表，雖然我沒有得到他的研究訊息，可是殊途同歸。大概在1986、1987年，我得到他的幾篇講義，那時真是高興，他老人家看到那麼多東西，他的觀點跟我的觀點居然如此符合。我後來對新石器時代的整理就是依傍蘇先生的想法來做的，從此我也對處理曆史時代的演變更有把握，更有自信，自認為我對國家觀和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過程，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無緣向蘇秉琦與夏鼐當面請益，大陸開放後我很晚才去，光直老早就去了。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回到大陸，去了西安的陝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的倉庫裡，看了幾天新出土的文物，既激動又興奮。
我每次到大陸，不到北京城，不到上海市，一下飛機就直奔偏遠地區的遺址。張忠培陪我到幾處遺址參觀，成了知交。1997年．我跟他在香港主持了首次考古學會議之後，又連續辦了兩次，後來出版了三本論文集。
為什麼我繞着中原四周圍都看了，直到最近（2008年）才去了二裡頭文化的遺址？因為我總認為應該先看四周，再看中原核心。最近西周出了五六個新東西，把西周的斷代全颠覆掉了，是以當年我研究時，一開口就說我不斷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我去看遺址時，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庫房看陶片，書上寫的、照片和圖畫，都不算數，你得拿在手上掂一下，掂出東西來，翻來覆去，看它小的洞洞，看它的質，我們叫看它的感覺，看多了就能看出感覺來了。你寫都寫不出來，你可以寫出陶的質地，紋是粗或細，同樣的斜紋在書上畫出來是一模一樣的，但你一看就曉得實物上的斜紋畫得不同，是兩個不同人畫的，手指甲畫出來的紋跟刀刻出來的紋也不一樣，東西拿來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回事。看銅器也有感覺的說法，兩個銅器一模一樣，有經驗的人一看就曉得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說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演變，那時候隔了個太平洋，我掌握資料當然不如大陸國内同仁完整。但當時我模模糊糊的至少隔離出一個東南，一個東北，一個北方。北方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至少分割成四塊，後來蘇先生分割成六塊，最後分成七塊。
我在七〇年代晚期就跟光直講過；“我總覺得中原中心論令我不安，I don’t like it。”我們來回讨論，他擇善固執，直到書出第三版時，才終于承認中原中心論不如多元論妥适，全面據改。光直是很用心的人，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他覺得我搞曆史專業，他搞考古專業，掌握的材料比我多。可是他忘了一點，他看到的是夏鼐系統的理論，别的理論沒看見，而我看到的是世界上的理論，全世界文化的演變，因為我參加了世界文化的比較工作。
八〇年代那一段對我而言是重新整頓自己，那時候我最高興的就是理清楚仰韶文化、廟底溝那一系統，能夠從關中一直拉到鄭州，不斷地發展，最後終于成為中原最根本的文化基礎。在山東同時代的龍山文化，以及龍山前面那個系統，雖然和它一樣強大，但是沒辦法和它對抗，至于河北那一系統，老早就被山東一系打敗了，而東北系統和東南系統都無法發展下去。
長江系統是從大溪到石家河，也有它的發展方向。黃河邊上的廟底溝和江漢接壤的石家河、屈家嶺這一系之間，顯然有互動。這個認知使得我後來能夠解釋戰國文化的大變化，戰國文化之是以能夠異鋒突起，變得那麼磅礴，終于替中國找上統一的局面，乃是江漢和黃河兩套東西互相融合的結果。這個融合是儒和道的融合。前幾年在湖北荊門市郭店出土的戰國文書，證明那時候的“道”，跟我們後來了解的“道”，不是一個事情。
我搞西周搞到今天，寫了《西周史》，大陸上考古界以及曆史界的朋友，每次發現新東西，就告訴我；“你的話又對了！”我看見新的東西又證明我的想法，更是高興。這就是掌握一個大線索，掌握對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是以我奉勸大家，一輩子做學問，要掌握大線索，沒有大線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絕對要跳出自己專業範圍，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線索。
本文摘選自《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先生一生回顧》，許倬雲口述，陳永發等通路、記錄，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