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台夜話丨寫作與收入

多年來我一直教書，對教書有比較複雜的感情。必須承認，不管人們怎樣鼓吹創意寫作好處多多，本質上這個專業幫助解決了作家們的飯碗問題，當然也能多少滿足學生們的創作欲望。（ICphoto/圖）

2016年仲夏我在波士頓北郊見到了人民大學創意寫作班的研究所學生們，和他們聊起來。我們談論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鄭小驢問起美國作家的收入情況，幾位女生噓他不該提到錢，仿佛這是令人尴尬的話題。我說這很正常，其實契诃夫就說過他寫作是為了賺錢，賺很多錢。但他寫作從不偷工減料，每一個盧布都掙得辛苦。作家的收入是寫作生涯中的重要部分，應該認真讨論。

賽缪爾·約翰孫（1709-1784）在這方面有過經典的論述：“除非傻瓜，沒有人不是為了錢寫作。”本質上，寫作就是賣文為生，是作家們的生存之道，最好面對，盡量說透。在西方著書的作家必須要有代理人，要付給其傭金，一般是所代表的作品的收入的15%。出版商是企業家，總是千方百計保護自己的利益，常常占作家的便宜，加上出版界的術語和行規令人摸不清頭腦，是以作家需要代理人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對于新秀作家，出版商常常要簽下兩本書的合同。在很多人眼裡這是雙赢的生意：作者的頭兩本書都有了出版的着落，而出版社沒出高價就同時買下了兩本書。很多青年作家都渴望簽雙書合同，好讓自己剛開始的寫作生涯有些保障，但他們大多不清楚這裡面的存在某種問題或陰謀。

我認識一位優秀的美國短篇小說家，他一出道就跟一家大出版社簽了一個雙書合同：一本短篇集和一部長篇。短篇集很快就出來了，但長篇卻寫得不順利。他精于短篇，不太會寫長篇，一直做不完。十年間，預付的版稅都花光了，而他的長篇卻寫不出來，最終變成了一本青少年小說，出版社無奈，勉強接受了。那位作家是短篇高手，如果不是把那十年的精力都投入自己并不在行的長篇中去，應該會在短篇上更有建樹。許多人熟悉的華人小說家裘小龍則有另一番經曆。他的第一部長篇《紅英之死》被聖馬丁出版社看好，他們要跟他簽一個三本書的合同。裘小龍有點受寵若驚，就跟他們簽了。由于這家美國出版社并沒花多大價錢就拿到他的三本書，他們就沒在宣傳和促銷方面投入精力和資源，讓他的頭三本在市場上放任自流，結果它們在美國銷路平平。但在歐洲，裘小龍是一本一本書簽下來的，那邊的出版商們就自然對每一本書都下力促銷，結果多年來他在歐洲，特别是在德國和法國，擁有更多的讀者。我從來不敢簽雙書合同，因為不想給自己太多壓力，加上拿不準能否按時寫好。如果一本書還沒完成，我也絕不簽合同。然而，許多美國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往往要先與出版商簽下合同，拿到一筆預支，然後集中精力把書寫完。這是傳統的做法——作家常常靠出版社的預支來生活。即使有些非常成功的作家并不缺錢，他們也這樣做。喬納孫·弗雷森的《修正》隻寫了一個大綱就賣給了美國書商和國際多家出版社。

總的來說，美國作家靠三種方式謀生：賣書賺版稅、教書、做影視。在大多數人眼裡，能夠以版稅為生是作家成功的标志，不少青年作家宣稱自己最終的目的是不用教書。這跟國内的情況不同，這裡隻有個别作家可以全職寫作。不少成功的青年作家的确對教書不感興趣，他們要抓住勢頭，寫出更暢銷的書來。偶爾有極個别的小說家甚至會拿到數百萬美元的預支；乍一看，這位作家從此就衣食無憂了。但并不那麼簡單，如果書掙不回那筆巨大的預支，以後就沒人再敢出該作者的書了。據我所知，大部分出版社付了那樣大的預支後最終都賠得一塌糊塗。這有些像殺雞取蛋，殺掉的是作家的寫作生涯。作家更看重的應該是自己的長期發展，多賺版稅不過是為了保障能不斷寫出好書，而不應該把自己一下賣空。持久高品質的寫作才是目的。

影視收入有些像暴發戶，動辄六七位數，但并不老是有活幹。那是另一種藝術，與小說相去甚遠，長期為之會使自己對小說寫作漸漸生疏。比如國内的小說家劉恒和王朔，都選擇了電影劇本的創作，最終遠離了小說寫作。當然也有例外，格雷厄姆·格林和茹絲·賈巴瓦拉都寫電影劇本，卻并沒把自己寫殘，對影視藝術的掌握也發展翻新了他們的長篇小說的形式。雖然他倆是寫電影劇本的高手，但小說始終是他們的主要藝術。

多年來我一直教書，對教書有比較複雜的感情。必須承認，不管人們怎樣鼓吹創意寫作好處多多，本質上這個專業幫助解決了作家們的飯碗問題，當然也能多少滿足學生們的創作欲望。大學雇用作家雇的不是教授，而是藝術家，是以校園裡的作家仍必須不斷出版作品才能長期任職。我一開始在埃默裡大學教詩歌寫作，那是在我教書生涯中與寫作沖突最小的八年。教詩歌創作跟教小說創作不一樣，多靠課堂上臨時發揮，而且不必在課前讀大量的手稿，不需要花大把時間準備。還有，詩人不必像小說家那樣每天在書桌前寫八九個小時，而是靠集中精力短時的寫作，每天寫一兩小時後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加上與别人打交道也可以受到激發，容易産生靈感，是以對于詩人，教書是非常好的職業。此外，沒有詩人可以完全靠版稅生活，教書也就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

小說家教書則不一樣。花在學生們的作業和課堂上的精力與投入自己作品中的精力是同樣的東西；況且每個人的能量有限，教書有時讓人覺得是在浪費生命。可以說，為了謀生，小說家教書是在“拆東牆補西牆”。他們遺憾的是無法把自己年輕新鮮的能量和全部時間都投入自己的作品中去，偶爾聽到個别小說家呼籲——渴望有人發慈悲給他們一筆錢，因為教書讓他們已經“頭腦疲倦”了。不過教書常常也能滋潤作家，尤其是教文學，能讓人不斷與偉大的作品打交道，也給自己的寫作設立了标杆。還有個别作家喜愛教書，甚至說課堂讓他們“爽透了”。據我觀察，小說家教書類似某種獨特的“圍城”狀态——外面的人想要沖進去，而裡面的人卻抱怨浪費了自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又不敢沖出去，因為一把年紀了，無法在文壇上重新拼争。我認識一位曾經很成功的小說家，現在八十多歲了仍在教書，而且樂此不疲；他告訴我他已經接受自己的寫作生涯到了盡頭的現狀，他每年版稅收入不到100美元，但年薪超過20萬美元。也就是說，教書給了他一個安逸的晚年。從長遠看，如果能拿到終身教職，教書是安穩的選擇。

近年來有一種新現象，一些曾經非常成功的中老年小說家開始在大學裡教書。由于他們以前并沒進入這一行，現在很難擷取終身教職，隻能做講師，工資也就比同行們低許多，而且要兩三年續聘一次。但為什麼他們仍要教書呢？很顯然，他們的創作高峰已過，教書可以給他們帶來穩定的收入，以擺脫圖書市場的制約。那麼，如果一開始他們就既教書又寫作，而不是心無旁骛地寫作，他們能否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呢？很難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寫作是一個漫長的生涯，成功和失敗都難預測，有時冒險也是必要的。即便如此，也應該統籌考慮，理性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

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