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台夜话丨写作与收入

多年来我一直教书，对教书有比较复杂的感情。必须承认，不管人们怎样鼓吹创意写作好处多多，本质上这个专业帮助解决了作家们的饭碗问题，当然也能多少满足学生们的创作欲望。（ICphoto/图）

2016年仲夏我在波士顿北郊见到了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研究生们，和他们聊起来。我们谈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郑小驴问起美国作家的收入情况，几位女生嘘他不该提到钱，仿佛这是令人尴尬的话题。我说这很正常，其实契诃夫就说过他写作是为了赚钱，赚很多钱。但他写作从不偷工减料，每一个卢布都挣得辛苦。作家的收入是写作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应该认真讨论。

赛缪尔·约翰孙（1709-1784）在这方面有过经典的论述：“除非傻瓜，没有人不是为了钱写作。”本质上，写作就是卖文为生，是作家们的生存之道，最好面对，尽量说透。在西方著书的作家必须要有代理人，要付给其佣金，一般是所代表的作品的收入的15%。出版商是企业家，总是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占作家的便宜，加上出版界的术语和行规令人摸不清头脑，所以作家需要代理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新秀作家，出版商常常要签下两本书的合同。在很多人眼里这是双赢的生意：作者的头两本书都有了出版的着落，而出版社没出高价就同时买下了两本书。很多青年作家都渴望签双书合同，好让自己刚开始的写作生涯有些保障，但他们大多不清楚这里面的猫腻。

我认识一位优秀的美国短篇小说家，他一出道就跟一家大出版社签了一个双书合同：一本短篇集和一部长篇。短篇集很快就出来了，但长篇却写得不顺利。他精于短篇，不太会写长篇，一直做不完。十年间，预付的版税都花光了，而他的长篇却写不出来，最终变成了一本青少年小说，出版社无奈，勉强接受了。那位作家是短篇高手，如果不是把那十年的精力都投入自己并不在行的长篇中去，应该会在短篇上更有建树。许多人熟悉的华人小说家裘小龙则有另一番经历。他的第一部长篇《红英之死》被圣马丁出版社看好，他们要跟他签一个三本书的合同。裘小龙有点受宠若惊，就跟他们签了。由于这家美国出版社并没花多大价钱就拿到他的三本书，他们就没在宣传和促销方面投入精力和资源，让他的头三本在市场上放任自流，结果它们在美国销路平平。但在欧洲，裘小龙是一本一本书签下来的，那边的出版商们就自然对每一本书都下力促销，结果多年来他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拥有更多的读者。我从来不敢签双书合同，因为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加上拿不准能否按时写好。如果一本书还没完成，我也绝不签合同。然而，许多美国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往往要先与出版商签下合同，拿到一笔预支，然后集中精力把书写完。这是传统的做法——作家常常靠出版社的预支来生活。即使有些非常成功的作家并不缺钱，他们也这样做。乔纳孙·弗雷森的《修正》只写了一个大纲就卖给了美国书商和国际多家出版社。

总的来说，美国作家靠三种方式谋生：卖书赚版税、教书、做影视。在大多数人眼里，能够以版税为生是作家成功的标志，不少青年作家宣称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不用教书。这跟国内的情况不同，这里只有个别作家可以全职写作。不少成功的青年作家的确对教书不感兴趣，他们要抓住势头，写出更畅销的书来。偶尔有极个别的小说家甚至会拿到数百万美元的预支；乍一看，这位作家从此就衣食无忧了。但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书挣不回那笔巨大的预支，以后就没人再敢出该作者的书了。据我所知，大部分出版社付了那样大的预支后最终都赔得一塌糊涂。这有些像杀鸡取蛋，杀掉的是作家的写作生涯。作家更看重的应该是自己的长期发展，多赚版税不过是为了保障能不断写出好书，而不应该把自己一下卖空。持久高质量的写作才是目的。

影视收入有些像暴发户，动辄六七位数，但并不老是有活干。那是另一种艺术，与小说相去甚远，长期为之会使自己对小说写作渐渐生疏。比如国内的小说家刘恒和王朔，都选择了电影剧本的创作，最终远离了小说写作。当然也有例外，格雷厄姆·格林和茹丝·贾巴瓦拉都写电影剧本，却并没把自己写残，对影视艺术的掌握也发展翻新了他们的长篇小说的形式。虽然他俩是写电影剧本的高手，但小说始终是他们的主要艺术。

多年来我一直教书，对教书有比较复杂的感情。必须承认，不管人们怎样鼓吹创意写作好处多多，本质上这个专业帮助解决了作家们的饭碗问题，当然也能多少满足学生们的创作欲望。大学雇用作家雇的不是教授，而是艺术家，所以校园里的作家仍必须不断出版作品才能长期任职。我一开始在埃默里大学教诗歌写作，那是在我教书生涯中与写作冲突最小的八年。教诗歌创作跟教小说创作不一样，多靠课堂上临时发挥，而且不必在课前读大量的手稿，不需要花大把时间准备。还有，诗人不必像小说家那样每天在书桌前写八九个小时，而是靠集中精力短时的写作，每天写一两小时后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加上与别人打交道也可以受到激发，容易产生灵感，所以对于诗人，教书是非常好的职业。此外，没有诗人可以完全靠版税生活，教书也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小说家教书则不一样。花在学生们的作业和课堂上的精力与投入自己作品中的精力是同样的东西；况且每个人的能量有限，教书有时让人觉得是在浪费生命。可以说，为了谋生，小说家教书是在“拆东墙补西墙”。他们遗憾的是无法把自己年轻新鲜的能量和全部时间都投入自己的作品中去，偶尔听到个别小说家呼吁——渴望有人发慈悲给他们一笔钱，因为教书让他们已经“头脑疲倦”了。不过教书常常也能滋润作家，尤其是教文学，能让人不断与伟大的作品打交道，也给自己的写作设立了标杆。还有个别作家喜爱教书，甚至说课堂让他们“爽透了”。据我观察，小说家教书类似某种独特的“围城”状态——外面的人想要冲进去，而里面的人却抱怨浪费了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又不敢冲出去，因为一把年纪了，无法在文坛上重新拼争。我认识一位曾经很成功的小说家，现在八十多岁了仍在教书，而且乐此不疲；他告诉我他已经接受自己的写作生涯到了尽头的现状，他每年版税收入不到100美元，但年薪超过20万美元。也就是说，教书给了他一个安逸的晚年。从长远看，如果能拿到终身教职，教书是安稳的选择。

近年来有一种新现象，一些曾经非常成功的中老年小说家开始在大学里教书。由于他们以前并没进入这一行，现在很难获取终身教职，只能做讲师，工资也就比同行们低许多，而且要两三年续聘一次。但为什么他们仍要教书呢？很显然，他们的创作高峰已过，教书可以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以摆脱图书市场的制约。那么，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既教书又写作，而不是心无旁骛地写作，他们能否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呢？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写作是一个漫长的生涯，成功和失败都难预测，有时冒险也是必要的。即便如此，也应该统筹考虑，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