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史密斯：我是在洪水中掙紮的遊泳者，借寫作尋求一塊落腳的石頭

《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1941-1995》是帕特一部難以定性的著作。

盡管本書的編者安娜·馮·普蘭塔在書中反複重申，這不是海史密斯的自傳。但我們可以發現，這本書在很多層面都表現出了傳記的性質。

海史密斯在她的日記和筆記中侃侃而談，談寫作，談世界，談自我，并且毫不避諱地将個人的私生活剖析在讀者面前。

普蘭塔在編輯這些文字的時候，在每一時期的日記和筆記之前，都附有帕特裡夏這一時期簡要的經曆。

以上種種都讓這本書具備了傳記和年譜的性質。

但我們一定不要天真地以為，借助帕特自己的文字，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帕特。

對此本書的編者，同時也是帕特的編輯普蘭塔說得一語中的：我們在日記與筆記中讀到的那個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帕特，而更有可能是她自以為的樣子，或是她希望自己成為的樣子。無論是她自己還是其中出現的人物，回憶的過程也是诠釋的過程。

基于以上立場，《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的價值就很明顯了，它不是帕特的自傳，但卻可以讓讀者看到，帕特裡夏·海史密斯是如何成為帕特裡夏·海史密斯的。

鑒于海史密斯在書中寫下了太多讓人臉紅心跳的私生活細節，或許會讓讀者産生一種窺視别人生活的别扭。

但無需别扭，一來本書的日記和筆記是經過普蘭塔等人的妥善編輯的；二來，帕特本人未必會覺得讀者閱讀這些文字是對她的冒犯。甚至，帕特早就預料到了這些日記與筆記的出版，是以會在日記中與未來讀者對話。

這并非是信口雌黃，不妨先來看看帕特寫于1941年5月24日的日記：舒爾伯格（或托馬斯·沃爾夫）寫道，一個人之是以寫日記是因為他不敢把寫的東西公之于衆。我就是這樣的。不管怎樣，我喜歡記錄我的進步和退步。

後半句話大約是真實的，但前半句，帕特就有些口是心非了。

事實上帕特并不害怕她的日記公之于衆。因為在後來寫于1945年9月12日的日記中，帕特直接向她未來的讀者喊話了：

未來的讀者們，請注意！這些日記應該和我的筆記同時閱讀，這樣就不會産生我隻寫瑣事俗務的印象了。

類似的文字還出現在帕特寫于1970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在我死後，如果有人翻看這本筆記，會覺得太無聊，太多瑣事了。

誠然，《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确實記錄了太多的瑣事，但這恰恰證明了帕特的真實與鮮活。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瑣事中，我們能看到一個寫作中的帕特。

在寫于1941年6月21日的筆記中，帕特對她自己的寫作有一句極其精彩的論述：我是一個在洪水中掙紮的遊泳者，通過寫作尋求一塊落腳的石頭。

恰如書名所說，本書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日記，一部分是筆記。但編者普蘭塔在開頭就告訴了讀者，這兩部分的界限有時候并不明顯，甚至就連帕特也無法将二者截然分開。

整體上，帕特的日記描述了她時而緊張、時而開心、時而痛苦的個人經曆；筆記則幫助她對這些經曆進行理性加工，并構思自己的寫作。

普蘭塔在書中對這兩部分的概括令人印象深刻：帕特用日記寫下自己生命、愛情與失落的每一個細節，在筆記本中記下她的哲學觀察和對創作工作的深刻洞察，二者互為補充。

上面說過，《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在每一時期的日記和筆記之前，都有簡短的對于帕特經曆和創作的概述，借助這些文字，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帕特的人生與創作。

作為一名作家，帕特的經曆稱得上是幸運，在30歲之前就已經出版了第一步長篇小說《列車上的陌生人》，被大導演希區柯克相中改編成電影，帕特一舉成名。

這是帕特30歲的事，時間剛進入1950年代，這十年間，帕特在創作上還将取得更多的進展。她那部著名的描寫女同志的小說《卡羅爾》同樣出版于這一期間，随後是另一個著名的系列《天才雷普利》。

《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還談及了《卡羅爾》出版背後的故事。

這是帕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帕特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美國正處于“麥卡錫時代”的混亂當中，彼時對同志的迫害運動——即所謂的“薰衣草恐慌”屢見不鮮，被懷疑是同志和被懷疑是共産黨人一樣嚴重。

基于上述背景，帕特裡夏采取了經紀人的意見，以假名“克萊爾·摩根”出版了《卡羅爾》，最初的名字叫《鹽的代價》。

直到四十年後，1990年，帕特才冒險用真名重版了這部作品，并更名為《卡羅爾》。

除了《卡羅爾》，《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中還詳細記錄了帕特創作雷普利系列的靈感來源，這些内容豐富了本書的文學價值。

《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中展現給讀者的，不單單是一位作家海史密斯，同時還是一位狂熱的讀者海史密斯。

這本書中詳細地記錄了帕特龐大的閱讀量，我們可以按此總結出一份分量極重的海史密斯的書單。

帕特在他的日記中有幾位反複提及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朱利安·格林，莎士比亞以及托馬斯·沃爾夫等等。她反複稱贊他們的創作以及對她的影響。

帕特不光閱讀那些世人公認的偉大作品，也會挖掘一些相對冷門的作家。比如她在1941年4月16日的日記中曾提到，她閱讀了詹姆斯·布蘭奇·坎貝爾的《玩笑的精華》，緊接着她說道，一定要對知名作家和不知名作家都有所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

在1947年1月30日的筆記中，帕特還提到，她在創作一個不尋常的故事時，更喜歡讀科學書籍而不是小說。

帕特裡夏這種廣泛的閱讀量與其他很多作家如出一轍，恰如蘇珊·桑塔格所說，作家就是對一切都感興趣的人。

在記錄自己的書單時，帕特也在她的日記中記下了許多作家去世的日子，比如伍爾夫、喬伊斯、紀德、福克納以及格雷厄姆去世的時候，帕特的日記中都有相關記載（有點意外的是，帕特沒有記錄另一位她喜歡的作家托馬斯·曼去世的日子。）

伍爾夫去世的時候，帕特在日記中記下了一番思考，她認為伍爾夫的自殺是因為她無法調和藝術與人類屠殺。

帕特一針見血地指出，謀殺是一種人類行為，或者說，偶爾還是人類的特征，我們中的一部分人就是有謀殺的欲望。

我們不難從帕特的文字中看出她對于世界的抨擊與失望。

在另一天（1942年8月2日）寫下的筆記中，她說，為什麼我寫不出人面桃花、情人相會、幔賬旖旎、家的味道？因為這個世界已經烏煙瘴氣，舊的方法指不出前路。

類似的文字我們還将一次次讀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帕特不單單是一位關注自身的作家，她還關心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

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個洪流世界的落水者，帕特用寫作來尋求一塊落腳的石頭，而我們讀者，或許可以在帕特的文字中尋到一塊落腳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