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曉波
13歲來到父親身邊之前，我寄住在甯波和紹興的母親親戚家裡。在甯波我學會了爬樹和打架，在紹興學會了遊泳。到杭州讀書後，同學給我起了一個綽号“香港佬兒”，一開始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學會了杭州話，才明白是“鄉下佬兒”的意思。杭州人調侃起人來，從不帶髒字。
杭州話自稱“官話”，與周邊的甯波話、紹興話大異其趣，語尾常帶“兒”音，比如“姑娘兒”“小伢兒”“耍子兒（玩）”，杭人自稱“杭州佬兒”，很有點話本古韻的味道，而這一發音，與河南開封話非常類似。杭州本地的明代音韻家郎锳就認為，杭州話跟周邊各地的語音都不同，是南宋遷都之後帶來的結果。
另外一個很大的不同是，甯紹人愛海鮮河鮮，獨獨杭州人喜歡吃面。
在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上，“南人飯米，北人飯面”，而杭州的面食文化十分發達。在《夢粱錄》中專有“面食店”一節，記載了當時臨安的各色面食，有豬羊生面、絲雞面、三鮮面、魚桐皮面、鹽煎面、筍潑肉面等二十多種做法。今天的杭州菜裡，有“片兒川”“貓耳朵”和鮮蝦小籠包，都是很出名的特色面食。
杭州城市的市井氣息特别重，喜歡追逐時尚和道聽途說，當地人戲稱“杭兒風”，有兩個諺語說這一景象：
杭兒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 杭兒風，一把蔥，花簇簇，裡頭空。
這都是嘲笑杭人“浮誕惡俗”的話，不過從語氣和用詞來看，倒很像是杭州人自己發明出來用以自嘲的。
再有一個，杭州人不好實業，特别樂于做生意。從南宋到明清，很多文人筆記說到杭州人，要麼是“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南宋周淙）、要麼是“儇巧繁華，惡拘檢而樂遊曠”（明王士性），要麼是“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明田汝成），更絕對的，說杭州人“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元陶宗儀）。總而言之，杭州的民風是善賈能商、追求安逸和輕浮求奢。這裡是一個“銷金窩兒”，不像一座被儒家聖賢“統治”的城市。
有一年，我在蘇州與一位當地的學者閑聊，他突然提出了一個很有點挑釁的問題：“人們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過，自隋唐開科取士之後，一千多年裡，我們蘇州府出了50位狀元，而你們杭州府隻有15位，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這個問題讓當時的場面冷了好幾分鐘。杭州狀元數量不但無法與蘇州比，也比不上江西的吉安府（24位）、安徽的徽州府（24位）、福建的福州府（26位），甚至同省的紹興府（19位）。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恍然意識到，杭州人林林總總的習俗和個性，大概都與南宋偏安的那一百多年脫不開幹系。
1091年（元祐六年），蘇東坡離任杭州的時候，絕不會想到，三十多年後，這裡會成為帝國的首都。
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攻陷汴京，北宋滅亡。康王趙構“泥馬渡江”，流竄于建康（今南京）、揚州，還到東海上漂泊了一陣。1129年（建炎三年），他把杭州升格為臨安府，定為“行在所”，即皇帝臨時駐足的地方，這一“臨時”就是146年。
從東晉的“衣冠渡江”到趙構的“泥馬渡江”，兩次狼狽的渡江卻帶來中國文化和經濟中心的決定性南移。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前期的建康、後期的杭州，分别扮演了“舞台中央”的角色。
與建康城的幾興幾毀不同，杭州自從錢镠建城，曆北宋、南宋，有整整350多年未遭戰火蹂躏。
* 在這期間，方臘起義（1120-1121年）和陳通兵變（1127年）曾短暫侵擾杭城，不過都未造成重大毀壞。
長期的和平帶來巅峰性繁華。極盛之時，臨安城的常住人口約124萬，為全球最大的城市。當時正值歐洲的黑暗中世紀，最大的商業城市為地中海邊的威尼斯，人口約10萬。
我們今天仍能完整地目睹當年臨安城的全貌和每一條街巷，這要感謝《杭州日報》記者姜青青。我認識他超過三十年了，但直到他有一天拿出那幅地圖，才知道他幹了一件這麼厲害的事情。
在1268年，宋度宗鹹淳年間，學者潛說友編了一部《鹹淳臨安志》，其中繪制了《皇城圖》《京城圖》《西湖圖》和《浙江圖》四圖，标明地名1582處，是現存杭州最古老的地圖。稍有遺憾的是，四圖各自獨立，拼接在一起的時候便出現了不少模糊和空白的地方。姜青青花費十多年的時間，查遺補缺，然後用電腦技術将之整合還原，終于實作了近乎百分之百的完整和準确。
從臨安城的全貌圖我們可以看到——
為基礎改建的，位于鳳凰山東麓，呈現西高東低的不規則方形。東至中河南段，西至鳳凰山，北至萬松嶺，南至笤帚灣。皇宮依山勢而建，殿閣疊進，建有殿、堂、樓閣約130餘座，宮牆高三丈，周回約九裡。
皇室在宮城内挖了一個占地約十餘畝的“小西湖”，還在紫陽山東麓建了太廟，1995年，太廟遺址被發現。
在城市布局上，南宋杭州為“南宮北市”的格局，皇宮在南，民居在北，在市集功能上，為“東菜，西水，南柴，北米”。到今天，仍有菜市橋、柴木巷和米市巷等地名留存。
臨安城内共有坊巷八十餘條，大街和坊巷縱橫交叉，沿途百肆雜陳。在城市中心有一條禦街，它南起皇城北門（今萬松嶺一帶），經朝天門（今鼓樓）、觀橋（今鳳起路、武林路），向西拐一直到景靈宮（今環城西路），全長四公裡，鋪設了香糕磚。其間出現了三個大的集市中心，共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約數十至百戶，“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我讀周密的《武林舊事》，還發現，當時的南宋政府在杭州已經建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官營的施藥局，收養棄嬰的慈幼局，安置貧窮失養老人的養濟院，安葬“死而無殓者”的漏澤園。每當下大雪的時候，官府會發送“雪寒錢”，旱災或澇災時，則有赈災的糧米供應。
當年的臨安城，可謂“全民皆商”。
由于政治上的悲憤壓抑和商貿的繁榮，南宋的思想出現了兩個大的分叉，一是以福建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内求“天命之性”，“去人欲，存天理”，另一則是溫州葉适的永嘉學派，他們反對“重本抑末”，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兩股思潮并行于世，臨安城裡的人們各取所需，考功名的時候學朱熹，求生計的時候說葉适。據學者徐吉軍的統計，當時臨安有二十餘萬人從事工商活動，約占城區居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自漢唐到北宋，都城均實行宵禁制度，而臨安則“不禁夜市”。《夢粱錄》描述說，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市開到三更，遊人始稀，到了五更之後，鼓鐘鳴響，熱鬧的早市又開始。
1202年（嘉泰二年），78歲的老詩人陸遊受朝廷征召，從紹興到臨安來修撰史書，他住在禦街旁邊的磚街巷，此處正是鬧市，晝夜熱鬧非凡，老先生原本要在8個月裡完成的工作，拖宕了一年多。他在《夜歸磚街巷書事》中描述道：
近坊燈火如晝明，十裡東風吹市聲。
經常“鐵馬冰河入夢來”的老詩人應該是不喜歡此等熱鬧的，因為他在詩的最後歎息說：
獨吟古調遣誰聽，聊與梅花分夜永。
在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中，最為世界各國瘋狂熱愛的是陶瓷和絲綢。甚至有人考據，在中世紀前後的歐洲，China一詞是“中國”與“瓷器”的雙關語。
杭州在中國陶瓷史、絲綢史上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宋代“五大名窯”——官、哥、汝、定、鈞，排名之首的“官”即特指南宋臨安的官窯。而絲綢則更加顯赫，目前全國唯一的中國絲綢博物館，便落定杭州。
宋室定都臨安後不久，就建了兩座新窯，一座在鳳凰山下，一座在烏龜山南麓，所用胎料是烏龜山的紫金土和瓷石配制而成。早在吳越國，越窯的秘色瓷已聞名天下，而随着大批頂級瓷匠南遷聚集到臨安，一位叫邵成章的人主持在修内司建窯燒造青瓷器，制瓷用澄泥做模子，工藝極其精雕細琢。出産的瓷器釉色瑩潤清澈，在當時就“為世所珍”，一器難求。
在審美上，南宋官窯瓷一改北方的雄壯豪邁、氣象萬千，轉而呈現為閑适淡雅、綿軟柔弱，充分展現了中國文人的氣質陡變。如錢鐘書所評論的：
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
再說絲綢。宋室南渡，汴京的宮廷绫錦院、染院、文繡院、裁造院等工場紛紛遷杭，工匠們帶來精湛的絲綢織染制作技藝，盛極時，僅官營織錦院就有雇工數千，織機數百，臨安城内“機杼之聲，比戶相聞”。杭州絲綢質地輕軟，色彩绮麗，明清至今，杭扇、杭傘仍是人們喜愛之物，所謂“千裡迢迢來杭州,半為西湖半為綢”。
宋高宗的皇後吳氏曾得到一卷《蠶織圖》，它由二十四個場面組成，用長房貫穿，描繪了蠶織戶自“臘月浴蠶”到“下機入箱”為止的整個生産過程，全卷74人，戶牖、幾席、蠶具、織具惟妙惟肖。吳皇後愛不釋手，在每幅小圖下都加了詳盡的注釋。此圖流傳至今，被定為“文物一級甲品之最”。
南宋以後數百年裡，杭州絲綢在海外的名氣非常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際貿易。南宋與日本、高麗和南洋的6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先後在梅家橋（今水星閣花園一帶）和清水閘（今南星橋一帶）設立市舶務，還在崇新門（元末改稱清泰門）附近建了一個蕃坊，供各國外商居留。
江浙一帶出産的绫絹錦帛，以臨安為交易中心，行銷各國，自然大大地提高了杭州絲綢的知名度，這裡成為史書上常提及的“絲綢之府”。
12世紀的臨安城，如果是一幅畫卷，它的表面華麗喧嚣，而底色卻似乎是陰郁而悲涼的。北地的淪陷和長期侵略的威脅，讓這座城裡的每一場歡愉背後，都漂浮着揮之不去的壓抑。林升題在湧金門外一座酒樓的詩句，正是這一情景的寫照：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偏安”，是南宋政權在中國史書中的一個定位，也似乎是一個專屬于它的名詞，在以“中華”“中原”自居，講究“正統”“正朔”的中國文化裡，“偏安”顯然是一個貶大于褒的概念。
定都臨安的一百多年裡，那些住在鳳凰山麓的窄小皇宮裡的皇帝們，就如同一個笑話。他們每天都被“北伐”“北伐”的聲音所環繞，卻必須裝作無動于衷。而那些臣子們盡管知道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但是為了不被史官以懦弱者的形象寫進史書，也必須做出悲憤激昂的樣子。這是一種很滑稽的、充滿了默契感的長期對峙，它每天都在發生，漸漸扭曲了這座城市的高貴氣質，令城裡的每一個人都分享了一份無從宣洩的屈辱和抑郁。
今天杭州人的某些城市性格——追求安逸、避談政治、熱衷投資做買賣和街談巷議，或許都是那一百多年的“臨安歲月”打下的底子，而它們分明也烙下了“偏安”的氣質。
偏是一個選擇，安是一種姿态，它提供一種小心翼翼的安全感，最終構成屬于所有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和生活方式。
一座樂于偏安的城市，如同一個内向而自得其樂的人生，它缺乏攻擊性，不善于拒絕，喜歡看得見的快樂和享受，分不清簡單與膚淺的差別，把“活着”視為至高無上的生活準則。杭州人并非沒有“勇敢”，隻是他們的勇敢藏得很深很深，而且是一種微妙的、隻敢與時間對抗的勇敢。
1142年（紹興十二年）1月，帝國最著名的抗金将領嶽飛被皇帝趙構和首相秦桧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劊子手用鐵錘猛擊嶽飛的肋骨，造成其内髒碎裂而氣絕。行刑地在大理寺監獄的風波亭（今環城西路上）。嶽飛之死，在臨安城的官場和民間引發了極大的心理震撼。
悲劇發生當夜，獄卒隗順冒死将遺體偷出，掩埋于錢塘門外北山腳下水邊，上植兩株桔樹以為辨別。隗順臨死時，把這個秘密告訴了兒子。二十年後，宋孝宗為嶽飛昭雪，他的遺體被遷葬于栖霞嶺下，這便是日後的嶽王廟。
後來的數百年裡，杭州人對嶽飛的喜愛和崇拜是空前的，他們把他安葬在湖畔最好的位置，建了最大的祀廟，還别有創意地在嶽墳前鑄了四尊跪着的鐵像，其中之首便是秦桧。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
杭州人把油條叫作“油炸桧兒”，表達對秦桧的憤怒。還有一個特色小吃，是把油條和小蔥裹在面餅内，在鐵鍋上壓烤或油炸至脆黃，叫作“蔥包桧兒”。秦先生因為害死了嶽飛，已經被杭州人在油鍋裡翻來覆去地炸了幾百年。
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張文龍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 圖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