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強中央集權，平衡地主階級、貴族與平民百姓的差距。一直是古代帝王，終其一生想要實作的目标。縱觀曆史長河，無論是上演的多次變法，亦或是各種揭竿起義。其根本原因，就是君主的權力減弱，不足以掌控整個國家，才會産生時局動蕩的現象。
而君主權力減弱的直覺表現，就是地主階級與百姓的差異性越來越大。這種現象愈演愈烈，才會造成君主無法制止這一現象，漸漸形成類似春秋時期的“禮樂崩壞”的社會形态。今天，我們就聊聊，曆史上有名的兩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淺談一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與漢朝頒布的推恩令的差異性。明明都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為何會造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結果呢？
一、“商鞅變法”與“推恩令”的時代背景不同
商鞅變法，所處的時代是戰國群雄紛起。此前，已經經曆過兩個朝代的戰亂紛争。比如東周時期的諸侯分裂。到了東周末期，竟然足足産生了100多個諸侯。而之是以會産生這樣的現象，表面原因是周天子的實權越來越弱，已經無力管制。隻能縱容這些諸侯，私自培養勢力，瓜分國家主權，國家的内亂越演越烈，最後東周政權宣告滅亡。到了春秋時期，也發生了同樣的動亂，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禮樂崩壞”，導緻群雄四起，大量宮廷的禮樂文化，傳入了民間，國家制度出現了大幅度的紊亂。
而出現上述兩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分封制，導緻諸侯的權力過多，抛開百姓的生活不講。分封制一度沿襲，直接導緻了，天子手裡的權力越來越低，國家的歸屬感薄弱，對于君主來說，産生了巨大的威脅，卻一直沒有辦法改善這一情況。商鞅作為秦國的左庶長，也是戰國時期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深受，當時的統治者秦孝公的信賴。考慮到秦國多年來的國力衰弱，将原因歸結為以地主、諸侯為代表的上流貴族，戰友的權力過多，如此下去，就會延續前朝的動蕩時局，國家必然無法強盛。本着平衡貴族諸侯的勢力與強大秦國的目的，商鞅針對這一現象，決定以“郡縣制”，取締之前朝代的“分封制”。在《左傳》中記載：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這是商鞅施行郡縣制之後的結果，将地方的官職，從原來的諸侯世襲擔任，改成了不得以世襲官員任職。從鄉、郡、縣層層遞進，減少了原來諸侯，私自培養勢力，上下不通的現象。
比起漢朝的頒布推恩令，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要比之嚴峻得多。推恩令的頒布背景，在此之前，已經經過了兩次重大博弈。在此前的漢景帝時期，已經出現了以晁錯的為代表的，主張削藩，來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晁錯所撰寫的《削藩策》，主張削弱諸侯的封地，以此來降低對君主的威脅。而這一舉動，雖然得到了漢景帝的大力扶持，卻觸犯了諸侯貴族的利益。最後還導緻了産生了造反現象，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最後以晁錯之死，換取了政權穩定，七國之亂很快就被瓦解。
但是地方諸侯權力過大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了。從漢景帝到之後的漢文帝，已經為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侯勢力，做了很多政策鋪墊，百姓與官員見識到了君主的決心。是以，到了漢武帝的時期，削弱諸侯勢力，已經勢在必得。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記載：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裡，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裡，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
有了漢文帝與漢景帝的鋪墊，漢武帝決定削藩，以加強中央集權之路，比起商鞅變法，要順利得多。
二、商鞅變法和“推恩令”的具體措施不同
商鞅變法的主要措施，總的來說就是五點：
“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
商鞅第一步就将矛頭指向了諸侯與上流的貴族。廢除了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将諸侯大部分封地，收為國家所有，讓百姓可以去租賃土地，不用受到諸侯為代表的地主剝削。這一措施的施行，擴大了土地私有制的範圍。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雖然是一大進步的政策，卻也有其弊端，為之後變法失敗埋下了伏筆，商鞅鼓勵農品進行耕織，加強糧食的收成。還對耕織和有軍功之人，進行嘉獎，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商鞅大力發展民生經濟，将秦國的軍事能力大力提升。取消了世襲軍功的制度，大力打擊了諸侯的權力。在軍隊中設立“行伍制度”，将軍隊從先前的雜亂無章，變得豁然一新。除此之外，商鞅在法治上，并不提倡儒家寬幾待人、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認為，治國還是要以法治為主，便發明了“連坐”的中大刑罰，并規定：
“一人犯罪，五家為保，十家連坐。”
大概意思就是，一個人犯錯，周圍的五家如果不舉報，就要連累周圍的十家一起連坐。在如此的法治措施下，秦國的确得到了短暫的強盛，卻也為其變法失敗，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而推恩令的措施，則與之明确的多。從漢武帝上位開始，就已經明确了态度，要改善諸侯權力過大這一現象。後來主父偃上奏，希望能夠實施“推恩令”來逐漸瓦解諸侯勢力：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适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消而稍弱矣。”
主父偃的觀點是，如今的漢朝，諸侯手裡擁有的封地與權力過大，長此以往，朝廷将無任何嚴明。是以想辦法削弱諸侯權力，是勢在必行。而主父偃建議的推恩令，大意是要漢武帝下令，各諸侯王的封地，必須分給自己的子嗣，在《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記載：
“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号，辄别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可見，推恩令的實施，雖然和商鞅變法，一樣打擊了諸侯的勢力，卻有着實質性的不同。商鞅變法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諸侯，從實施開始便與諸侯形成牛角之勢，過程也經常受到阻攔。而推恩令隻是讓諸侯将封地分給自己的子嗣，卻沒說收回。從諸侯方面來看，他們并不虧，按照史料記載，諸侯心裡甚至認為“漢有厚恩”。是以，推恩令的措施，得到了朝野全體同意，諸侯也沒有理由反對。最後達到了漢武帝的目的，諸侯的封地越分越少，到最後諸侯的封地，呈現這樣的數量：“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裡。”從根本上，解決了諸侯封地過多的現象，逐漸瓦解了諸侯的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無論是效果還是人心方面，漢武帝時期的推恩令都要比商鞅變法厲害得多。
三、同樣是加強中央集權，商鞅變法和推恩令為何結果不同的原因是什麼？
商鞅變法和推恩令，從本質來說，都是為了削弱諸侯勢力，來加強中央集權的一項巨大措施。結果卻天差地别，商鞅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推恩令反而大獲全勝。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措施是否合理上。商鞅變法，不可否認對秦國的軍事、經濟方面，有很大改觀。但是實施地太過激進，将地主階級與諸侯貴族，作為首要打擊範圍。無論是取消分封制，還是取消屯田制，無一例外地觸犯了諸侯的利益。而僅僅是這樣，也不會失敗地如此之快。商鞅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大方向的指揮，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商鞅主張以法治國，利用嚴苛的法制，使舉國上下“莫有異心”，實作大同。但是他卻忽略了百姓的真實感受，沉重的賦稅與剝削，加上嚴苛刑罰，早就讓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以百姓的生活供給國家，表面看起來，國家的确繁榮昌盛，但是長此以往，必然會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而商鞅也因為這種錯誤的措施，受盡了百姓的謾罵。更為諷刺的是，商鞅最後就是死在了自己創造的“連坐刑罰”上。
推恩令的成功，表面來說和商鞅變法一樣，都是打擊諸侯勢力。但是在具體操作上，卻十分人性化。經過了“七王之亂”，有了祖輩漢景帝與漢文帝，打擊失敗的教訓。到了漢武帝這一代，對于諸侯削弱已經十分謹慎。加上主父偃的推恩令，對于諸侯來說，要比商鞅變法容易接受得多。而且當時的西漢，到了漢武帝時期已經異常強大。諸侯也深知當時的局勢，受到漢武帝的“厚恩”，等于給他們一個台階下。既無形中削弱了諸侯的權力，還沒引起糾紛。推恩令大獲成功，是采取了迂回政策。比起商鞅變法，要高明得多。
總結：
商鞅變法雖然失敗，但還是推動了新思想萌生的程序。從戰國開始，商鞅和君王就已經認識到，諸侯權力過大，無疑是對君王的一種巨大威脅。而諸侯與貴族都是受益人，自然不會出聲。商鞅的變法，成功将分封制與屯田制取消，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打擊了諸侯的勢力。隻是措施有些失當，卻也不失為一積極改革。推恩令則高明得多，換位思考諸侯的心理，以迂回的方式，讓諸侯主動“讓出土地”，打了一個漂亮仗，背後隐藏的是漢武帝的睿智與帝王心術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