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資料圖檔）
《黃河大合唱》曲譜封面。（資料圖檔）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錢能買的。我的音樂，要獻給祖國，獻給勞動人民大衆，為挽救民族危機服務。
在日前演出的當代舞劇《冼星海》結尾，這段話出現在舞台大熒幕上。
冼星海，中國民族新音樂事業的先鋒，中國近現代音樂家，一生坎坷，卻心憂天下、一心報國。走近這位偉大的“人民音樂家”，去感受他怎樣從人民中汲取創作養分，用音樂與時代同頻共振。
他于悲痛中升起了挽救祖國危亡的信念
冼星海出身于澳門一個貧苦船工家庭，在他出生前，父親已去世。1905年，冼星海的母親孤身一人在一艘船上生下他，因家境貧寒身邊一無所有，唯有朗星滿天、海平無際，故而取名“星海”。
窮苦家庭出身的冼星海，自小便懂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縱然生活艱辛、食不果腹，他還是憑借着頑強意志和堅定信念，勇敢追求自己的音樂绮夢。
酷愛音樂的少年冼星海，刻苦鑽研音樂，演奏小提琴和單簧管，漸漸享有了“南國箫手”的美譽。他先後在嶺南大學附中、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國立藝專音樂系半工半讀。1928年，在上海國立音專學習小提琴和鋼琴的冼星海發表了著名的音樂短論《普遍的音樂》。
“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冼星海在《普遍的音樂》一文中寫道。是以，他号召學習音樂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一個真偉大的人，不是做一個像偉大的人”。與此同時，冼星海在自己曆經苦難、了解社會的基礎上悟出來，“中國需求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中國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樂。”是以，“學音樂的人要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自此，“普遍的音樂”、“救國的音樂”便成為冼星海畢生堅持的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參加學潮而被迫退學，于當年冬天前往巴黎求學。在巴黎的最初幾年，為謀生計，他勤工儉學，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看守電話的用人……這些活計，冼星海都做過。繁重瑣屑的工作之餘，他才能抽出僅有的時間學琴、讀譜、練習作曲。有一次，因為白天上課已經很累，回來又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冼星海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因為眩暈，連人帶菜都摔倒在地，被罵了一頓之後，第二天就被開除了。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在巴黎一個寒冷的冬夜裡，青年冼星海在門窗破裂的一間七樓鬥室中點燈熬油，寫下三重奏《風》。此曲經電台播出引發關注，冼星海因而結識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斯，随後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進階作曲班，成為杜卡斯的學生。
回憶這段往事，冼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講述了自己的心路曆程：“我打着顫，聽寒風打着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已，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
每個人在他生活中都經曆過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難中隻想到自己，他就悲觀、消極，發出絕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難中還想到别人，想到集體，想到祖先和子孫，想到祖國和全人類，他就得到信念和勇氣。
“我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和三年以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無助、孤單，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兩眼裡不禁充滿了淚水，回到店裡偷偷地哭起來。在悲痛裡我起了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思念。”冼星海寫道。
在巴黎，冼星海喜歡看法國國慶遊行，國歌聲中群眾愛護祖國的熱情，猛烈地敲擊他的心靈。他于悲痛中升起了挽救祖國危亡的信念，立志要做紮根于中國的音樂。
人民的鬥争就是我們的歌
巴黎學成歸國後，冼星海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全民族抗戰爆發，他加入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到蘇州、南京、洛陽等地進行抗日文藝宣傳。之後又轉戰武漢，深入學校、農村、廠礦、部隊，推廣和指導群衆救亡歌詠活動。在此期間，冼星海創作了《救國軍歌》《遊擊軍歌》等充滿愛國激情和戰鬥熱情的抗戰歌曲。
他後來在評價自己這段音樂創作活動時說：“我的作品那時已經找到一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感情。”
1938年，冼星海應魯迅藝術學院師生邀請，奔赴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
在延安這片根植于群衆、遍布希望曙光的土地，冼星海的藝術生命迸發出了驚人能量，一個又一個音符從他筆底流出。他創作了《生産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作品，發表了《聶耳——中國新興音樂的創造者》《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等音樂論文。舉世聞名的《黃河大合唱》也誕生于此。他用歌曲與日本帝國主義作鬥争，用音樂為抗戰呐喊，成為時代的号手。
冼星海堅持“到群衆中去”、“向人民群衆學習”的要求，實作了毛澤東給魯迅藝術學院提出的“要造就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藝術工作者”的目标。他十分熱心群衆的音樂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冼星海有很好的西洋音樂的底子，他也熱愛中國民間音樂，在延安，他熱心搜集陝北民歌，他認為民歌是一個大寶藏，對于發展中國的新興音樂至關重要，“吸收過去優良的民歌形式，灌以新的内容，再進一步，以新内容新形式的一種創作方法，歸并一緻，打破傳統封建的、半封建的寫法及其習慣，使我們能實踐新興音樂的民歌，能在世界樂壇上占一席地位。”
冼星海認為，作品要讓人民接受就必須采用人民熟悉的音樂語言，他深入挖掘民族音樂語言，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為人民大衆所接受和喜愛。
在創作《黃河大合唱》時，冼星海多次請詞作者光未然和戰友們向他描述黃河的壯觀景象與渡河的驚險場面，并學唱黃河船夫的号子，以體會黃河的氣概和力量。在他心中，人民就是抗日的汪洋大海，像黃河之水勢不可當。尤其是船工拼命劃槳，冼星海刻意作了反複唱三遍的處理，以表達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
“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這激昂的吼唱，轟動了延安，傳遍了中國，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衆譜出呼聲。
在冼星海的創作動機中，最根本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對民族的無比熱愛，這也展現出他作品中最突出的審美情感和審美觀念。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國的危亡、民族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他常常這樣說：“人民的鬥争就是我的歌。”他想用自己的作品來喚醒被侵略、被壓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們争取獨立、解放和自由。他特别強調新興音樂中的救亡歌曲對抗戰的作用，認為救亡歌曲是時代的精神、時代的強音、人民的心聲。這些歌曲最終成為了合乎人民審美需要的戰鬥号角。
“我們就得一起努力，去保衛那比自己母親更偉大的祖國”
在留下傳世名作的同時，冼星海仍然在藝術上不斷探求與拓荒。“我為建立中國的新音樂奮鬥了多年，這種音樂必須真實地表現人民的心靈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聲。”他在日記中鄭重地寫下自己的追求。“一個《黃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麼，我還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我還要寫，要到我最後的呼吸為止。”
冼星海始終強調“普遍的音樂”，強調音樂的藝術性、思想性與群衆性的結合，強調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他說：“在抗戰期間，不容許我們有自我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作曲者應該大量産生抗戰的歌曲，增強抗戰的情緒。”
1940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冼星海離開延安前往莫斯科，去完成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後期制作與配樂工作。然而，突然爆發的蘇德戰争，讓他受困于國門之外。在蒙古和蘇聯的五年間，冼星海不顧疾病纏身和戰時的艱苦生活，堅持創作，完成了《民族解放交響樂》，寫下了多部管弦樂組曲以及許多聲樂和器樂作品。他在運用交響音樂形式表現人民群衆的生活和革命鬥争，在探索交響音樂的民族化、群衆化，以及在運用民族風格的音樂主題、結構形式和打擊樂器等方面，都作了許多可貴的大膽的嘗試。
在對故土的深切思念中，冼星海在病榻上完成最後一部作品《中國狂想曲》後，病逝他鄉。
冼星海曾對母親說：“沒有祖國的孩子是恥辱的，祖國的孩子們正在争取讓那青春的戰鬥的力量支援那有數千年文化的祖國。我們在祖國養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養下一樣恩賜，為着要生存，我們就得一起努力，去保衛那比自己母親更偉大的祖國。”在彌留之際，無法回到自己祖國的冼星海，就像在苦苦尋覓母親的孩子，但他也把自己最後的熱忱全部回饋給了祖國母親。
正如舞劇《冼星海》總導演肖向榮所言，冼星海這個人物，越是深入越覺得他的一生是漂泊的，他的使命是與生俱來的，他的信仰是執着和忠誠的，一位傑出音樂家最後客死他鄉，生命最後一刻還挂念着祖國，期待着中國的美好未來，令人動容。
當他無數次徘徊在國境線外的時候，當莫斯科漫天飛雪中生命漸漸流逝的時候，他的内心在牽挂着什麼？在太多無法割舍的人和事裡，一定有新生的女兒和正邁向新生的中國。冼星海在無盡的、一波高過一波的人生磨難中，從未放棄自己深沉的愛、理想與信念，并用自己一生的心血，澆灌出為人民的不朽音樂。（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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