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在蘇聯曆史裡扮演了受迫害的角色。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蘇聯的知識分子在整個蘇聯時期仍然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
或許正是因為享受諸多良好待遇的緣故，蘇聯知識分子也不斷分化整合，一部分知識精英決定探索所謂“民主自由”的通道，将真正的曆史還給人民。為此，在蘇聯解體期間，他們甚至充當了西方的“馬前卒”。
事實上，在蘇聯原有體制中，作為固有利益的受益者，蘇聯軍隊和克格勃并不歡迎改革，他們認為隻要維持原有體制就好，過量的改革完全不符合這一階層的利益。
據蘇聯社科院在1988年初進行的社會調查表明，政府從業人員中隻有五分之一的人毫無保留地支援經濟改革，其餘的調查者則對改革是否成功持懷疑态度，他們認為就算要見到成效那也是比較遙遠的事。
相反，對改革持熱心态度的反而是蘇聯知識分子。他們不僅支援改革，而且還推動激進組織的成立，希冀通過此種方式促使政治進行變革。
蘇聯知識分子急于改變現狀的原因與蘇聯當時的社會情況關系緊密。一方面，知識分子在赫魯曉夫時期獲得了大解放，各種地下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另一方面，蘇聯政府并沒有看到知識分子的力量在增強，他們在吸收黨員時仍然注重所謂的階級原則，忽視将知識分子納入最高階層。
如此一來，随着高等教育的發展，蘇聯知識分子隻能從事普通教育工作，這讓自視為社會精英的蘇聯知識分子愈加不滿。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立即實行所謂的“思想自由化”政策，這給蘇聯知識學界帶來很大的震動。不過，與蘇聯知識分子希冀進行體制改革的初衷不同，戈爾巴喬夫之是以實行思想自由化政策，實際上是要求蘇聯知識分子為其建言獻策，以推動蘇聯經濟的發展。然而，最終知識分子還是背棄了戈爾巴喬夫，葬送了龐大的蘇聯。
據悉，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公開性、新思維等口号，一度使上世紀80年代的蘇聯文人眼前一亮。而政府釋放薩哈羅夫、夏蘭斯基等蘇聯“思想犯”的行為更是使蘇聯知識階層歡呼雀躍。
一時間，知識分子仿佛如“解禁”般貪婪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昔日的社會輿論、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曾經處于被批判對象的蘇聯知識分子甚至搖身一變，成為蘇聯最高階層的一員。他們中有的像阿巴爾金、阿法納西耶夫還身居高位，擔任了蘇聯政府副總理。
當時一些老牌的蘇聯經濟學家都變成了自由經濟的鼓吹者，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也主張與西方接軌，指桑罵槐、數典忘祖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
當然，蓋達爾、丘拜斯之流等人代表的西化新生代在抛棄蘇聯方面則表現得更為激進。在私有化、西方化的浪潮中，他們鼓吹用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改造蘇聯，但是他們并沒有表現得更優秀。相反，直接參與制定經濟改革方案的阿巴爾金并沒有超出當年柯西金改革的水準，所謂的“500天計劃”在現在看起來簡直無異于異想天開。
西方田園牧歌式美夢的破産讓蘇聯知識分子痛不欲生，他們仿佛一夜之間掉入了自由市場的冰窟窿。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不複存在。
在整個戈爾巴喬夫民主化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在反蘇程序上不遺餘力，他們瘋狂地接受西方勢力的資助，為西方陣營搖旗呐喊。通過殘酷的政治變革和經濟演變，從前的知識分子已變得支離破碎，隻剩下一個空殼子。
當然，西方“自由先鋒”的角色并不好當。不久爆發的自由化浪潮和民族分裂情緒将蘇聯知識階層沖擊得四分五裂。一夜之間，昔日的同窗好友變成了仇敵，同一家鄉的友人也迅速分化。政治浪潮的紛争也引發了蘇聯知識學界的對抗、分裂，諸如作家之間你争我奪、教師分割學校資産的現象，實在是屢見不鮮。
綜上所述，蘇聯之是以會發生悲壯形式的解體，更像是一場蓄意圖謀的政變。是蘇聯知識分子葬送了改革，葬送了強大的蘇維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