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王朝。當時的“中原”與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存在較大差異。那麼，這個時期我國的周邊地區，是否已進入有文字記錄的信史時代？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在上海市松江區方松街道廣富林村發掘的墓葬裡，出土了一件腹部刻有一幅“石钺(yuè)麇鹿圖”的陶尊，引起學術界特别關注。
廣富林陶尊“圖畫”的發現與研究
考古資料顯示，這件陶尊腹部“以刻畫技法畫了一幅梅花鹿石钺圖。一隻梅花鹿長着兩隻角，惟妙惟肖，旁有一件帶柄的石钺。柄向外弧曲呈未張開的弓形，柄下端還安裝着镦。旁邊還有一圖，可惜大部分磨損，從殘存字迹看似一鹿”。
考古專家宋建先生指出，以往在史前器物上單獨出現具象或抽象的“鹿”和“石钺”圖形，并不罕見。但是，将“梅花鹿和石钺兩種圖形組合在一起”的現象，在史前器物上“還是第一次發現”。是以，這件陶尊“圖畫”的發現，為研究夏代早期東南沿海地區的宗教習俗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
廣富林陶尊及其“圖畫文字”（資料圖檔）
廣富林陶尊“圖畫文字”解讀
我國古代将體形碩大的鹿稱之為“麋”。是以，這件陶尊腹部前一“鹿”形圖畫可讀為“麋”，而後一殘圖當是“鹿”的象形字。我國古代文獻裡，“麋鹿”并稱的現象，不乏其例。考慮到古人自右向左的書寫習慣，故這幅“梅花鹿石钺圖”，稱之為“石钺麋鹿圖”更為恰切。我們認為，這幅線刻圖畫應是表示其載體名義和用途的“圖畫文字”。
陶尊是古代祭祀神靈的禮器。钺是中國古代常用的殺伐刑具，其中的大钺則被作為王權的象征。《尚書·牧誓》說：“王左杖黃钺，右秉白旄以麾。”周秉鈞注：“钺，大斧也。飾以黃金，故曰黃钺。”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即位時，“周公旦把大钺，畢公把小钺，以夾武王”。由此可見，石钺常是貴族身份和地位的具體象征。
“麋”指體形碩大的鹿。麋鹿是夏季進獻王府的重要獵物。據《周禮·天官·庖人》記載：“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六獸”鄭司農說是“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種野獸。同書《獸人》載：“掌罟(gǔ)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這是說獸人職掌用罟捕取野獸，分辨捕獲物的名稱和毛色。冬天進獻捕獲的狼，夏天進獻捕獲的麋鹿，春、秋二季進獻各種野獸。麋鹿性情溫順，肉質鮮美，數量衆多，容易捕獲。這就是古人将其列為田獵對象的重要原因。
麋鹿本是麒麟的原型，常被稱為“仁獸”。《說文·鹿部》說：“麒，仁獸也。”又說：“麟，大牝鹿也。”這就是中華先民常用“麋鹿”來祭祀神靈的緣由。
由此可見，這件陶尊腹部刻畫“石钺麋鹿圖”的大意是說，用斧钺捕殺麋鹿來祭祀神靈。是以，這幅“圖畫文字”與陶尊的用途相符合，當是這件陶尊的辨別性圖畫。
廣富林陶尊“圖畫文字”的重要價值
這件陶尊屬于廣富林文化的遺物。廣富林文化是環太湖地區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其文化内涵卻“表現出大量的北方文化特征，結合碳十四資料，其年代為距今4100年至距今3900年”。也就是說，這件陶尊腹部所刻畫“石钺麋鹿圖”的年代，當在夏代早期。
“圖畫文字”是人類文字起源和形成過程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林耀華先生主編的《原始社會史》指出，“公元前4000年末，古巴比倫蘇美爾人”，已開始使用“圖畫文字”。馬克思指出，“圖畫文字”似乎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時期出現的。
仰韶文化時代，正是我國母系氏族公社的繁榮時期。這說明仰韶文化先民，使用“圖畫文字”來“記載事實”的習慣，已漸趨成熟。這類文字是從“單個”的物象(辨別)文字向“連字成組”紀事文字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在中國文字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具有裡程碑式的重要意義。（蔡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