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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時燦若桃花，萎靡時也是爛如膿瘡，安史之亂後，盛唐就如受了無比驚吓的巨人，慌慌張張，連滾帶爬往作死的路上不斷加速。
大唐王朝由盛轉衰，主要有三個因素，四方藩鎮兵變、外朝朋黨之争、内廷宦官禍政，三個因素互相勾連，最後激起民變，大唐崩潰了。
單說内廷宦官禍政。
中國曆史上能稱得上是“宦官時代”的，第一次是東漢時期，主要特點是宦官與外戚把持朝政；第一次就出現在了大唐中後期，這一次的宦官集團有了突破性的發展，那就是發明了此後遺害千年的監軍制度——宦官出任監軍，宦官集團這個本來隻是皇帝的“家奴”，家奴插手軍事武裝部隊，釀就了讓一個王朝崩潰的最大危機。
要說唐王朝的宦官，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高力士，就是傳說中為李白脫靴子的那位，他其實是李隆基和楊玉環的貼身侍從，而且這位高力士也沒什麼權力欲，并不染指政治。
但宦官的特殊身份，自然而然地就附屬有權力的屬性，或者說他們就是權力的影子，皇帝身邊的人嘛，當然這裡說的，并不是全部宦官，得是皇帝看上眼的、信得過的。
是以高力士雖然不染指政治，但作為李隆基和楊玉環身邊的紅人，依然能夠震懾朝野，皇太子李亨都喚他一聲“二哥”，公主驸馬更是尊稱他為“老太爺”。
這就是宦官權力的第一來源——皇帝。
皇帝是有無上權力的，他們往往也樂意與宦官分享一點權力，在他們看來，宦官是家奴，是自家人，與朝臣還不一樣，朝臣是皇家雇來幹活的，給朝臣權力是為了讓他們開展工作，負起責任，而給宦官分享一點權力，則更為放心。
在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皇帝對朝臣，特别是帶兵的将領，更加充滿了不信任感，這教訓太深刻了，深刻到讓唐朝的皇帝坐立不安，充滿猜忌。
怎麼辦？看來看去，也隻有身邊的這些宦官還是自己人，既然他們是自己人，那就要想辦法讓這些自己人去制約那些不能相信的将領。
于是，監軍制度出台了，讓宦官出任監軍，不但在大軍區設有監軍，隻要是軍事機關，都要設有監軍。
監軍的職責說起來冠冕堂皇，幫助軍事官員解決遇到的各種困難，暢通與中央政府的資訊溝通；但實際上，監軍隻有一個任務，監督軍事官員，彙報他們的作為，判斷他們是否有叛變的可能。
監軍可直達上聽，一紙密告，就能使統帥人頭落地。
監軍處于一種權威的地位，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皇帝聽他的，而他說什麼，并不取決于軍事統帥的作為，隻取決于軍事統帥是否能取悅于他，而如何取悅于他，無非就是錢财。
宦官也是人，是人就愛财，而且宦官還是人為制造的“第三性”，其身體殘缺帶來的心理扭曲和變态，使其人性之惡更大大超過常人。
安史兵變，第一任讨伐安祿山的統帥高仙芝和副統帥封常清，就因不能滿足宦官監軍邊令誠的獅子大開口般的勒索，邊令誠遂誣告二人謀反，于是雙雙被處決。
這事兒就發生在安祿山兵變之年，即公元755年。
當皇室受到如此巨大威脅的時候，皇帝依然如此信任宦官監軍，可見也是“真愛”了。
宦官監軍的權力就是如此可怖，他們在軍中享有最高權柄。軍隊是要打仗的，打仗是專業的事兒，宦官自然不專業，但他們會彙報，勝了，自然是功勞在己；敗了，全賴軍事統領。
一方面勒索錢财，一方面诿過攬功，宦官監軍把軍事統領玩弄得如同掌中物，更可怕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作用，宦官監軍最喜歡軍事統領能叛個變啥的，這樣他們就能彙報給皇帝，顯得自己很重要。
是以宦官監軍就使出了最可惡的一招，你們不叛變，我就逼着你叛變，或者誣告你叛變，反正是我想整你，肯定有整你的辦法。
宦官劉承恩是昭義軍區（山西長治）的監軍，他經常淩辱節度使劉悟，後來劉悟實在無法容忍，把劉承恩抓了起來，宣布不再效忠中央政府。
被宦官監軍逼反的不隻劉悟，同華軍區（陝西大荔）節度使周智光索性把宦官監軍張志誠殺掉，并釋出聲明：“我本來沒有意願反叛，但被你們逼迫，隻能無奈而反。”
就連仆固懷恩，這位撲滅安史兵變的大将之一，一門之中為國戰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兒響應國家和親政策，遠嫁回纥汗國，但隻是因為得罪了宦官駱奉仙，被駱密告謀反，仆固懷恩隻好起兵，他看到了高仙芝的下場，不願做高仙芝第二。
宦官能嚣張到什麼程度呢？有這樣一件事——
河朔四鎮之一的成德軍區節度使李寶臣征讨有功，當時的皇帝李純特派宦官馬承倩去慰勞，這本來是好事兒，李寶臣也想把好事辦好，在馬承倩傳回長安的時候，特意去送行緻謝，而且很“明白事理”地為馬承倩準備了一份禮物——一百匹綢緞。要知道河朔自古是苦寒之地，這一百匹綢緞就是相當相當的重禮了。
讓李寶臣沒想到的是，馬承倩隻看了一眼，就嫌棄禮物太輕，把綢緞抛到路旁，随即大罵而去。
這讓堂堂的一個軍區司令很是難堪，他的一個部下實在看不下去了，對他說，“我們效命疆場，眼下正是用得着我們的時候，他們還是如此輕看我們，一旦天下太平，我們還能活得下去嗎？”
李寶臣就這樣反了。
宦官的背後是皇帝，因為皇帝隻相信他們，是以他們便可以無所顧忌，任意胡為。
皇帝和宦官，能親密到什麼程度呢？
大唐王朝的第十一任皇帝李豫，每當宦官出使回來，總要問問這趟出去收到什麼禮物，收了多少，如果沒收到或收得少了，他就很憤怒。
因為在他的思維裡，是這樣一種邏輯：宦官是我的家奴（家人），他出去是代表我的，你們不送點禮或送得太少，那不是打宦官的臉，而是打我這個當皇帝的臉。
這種混蛋邏輯，讓宦官的暴行不但公開化甚至制度化了。
當然也有大臣對這種情況不滿，向皇帝建議要管束宦官，但基本上沒什麼用，第十四任皇帝李純就說過，“宦官不過是個家奴，為了友善，讓他們出去辦點而已，他們哪就敢胡作非為呢？即使違法亂紀，除掉他們，也易如拔掉一根毫毛。”
這位糊塗皇帝李純，結果沒有除掉宦官，反而讓宦官陳弘志所殺，從此宦官便掌握了廢立皇帝的大權。
宦官集團能坐大到如此地步，甚至“反奴為主”，是因為唐朝皇帝後來又賦予了他們一項權力——不僅僅是監軍，甚至可以掌握軍隊了。
泾原軍區兵變後，當時的皇帝李亨更加不放心軍事将領，于是把禁衛軍，也就是左右神策軍的指揮權交給了宦官，擔任這兩軍的司令官（中尉）。
這樣，宦官的權力，不僅僅來自于皇帝了，更有了部隊的加持。
這種權力加持長期累積下來，宦官在禁衛軍中培植下了不可動搖的威望。
有一分權力便想做兩分的事，何況有這麼多、這麼大的權力，宦官自然也想做點事，不能隻是皇帝的一個傳聲筒而已了。
于是，從820年開始，宦官謀殺了第十四任皇帝李純之後，便開啟了一個惡例：誰當皇帝，不是前任皇帝說了算，而是由宦官決定，皇帝的生死廢立，都掌握在了宦官手裡。
從820年李純被殺，一直到907年大唐亡，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換了12任皇帝，全部為宦官所立，其中有六位的結局是被宦官殺死。
這樣的一個王朝，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
是以，大唐亡了。
大唐興盛時無與倫比，大唐亡時，也亡得相當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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