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孫毓筠案中的一點細節-劉師培研究筆記（130）

馮自由《丙午南京黨獄實錄·孫毓筠等之被逮》：“孫毓筠于黃克強離日後，曾代理同盟會本部庶務幹事職。丙午冬偕權道涵、段沄二人回國，時孫總理嘗在牛込區寓所為孫涉筵祖餞。孫等歸抵上海，旋赴南京，欲于軍界有所活動。抵甯未久，即被警察跟蹤拿獲。端方以孫曾捐道員，且屬大學士孫家鼐之侄，與有世誼，故待遇較他犯略優，且有意為之開脫。以是研訊之結果，從犯之權道涵，段沄判處永遠監禁，首犯之孫毓筠反得從輕監禁五年，謂其主張政治革命，并非從匪，俟限滿察看，再行酌核辦理雲雲。（《革命逸史》第六集P115，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根據《申報》報道，孫毓筠等被捕是在1907年1月19日。

1907年1月26日，《申報》第三版《南京捕獲革命黨》：“本月初六日夜，南京警察局捕革命黨孫毓筠等三人于長安棧。今據确實調查，知孫等實系受誣，孫為孫中堂之族孫，博學多才，官直隸候補道，曾在壽州辦蒙養學堂。今春遊學日本，拟學政法警察，又曾任安徽同鄉會會長。此次反國，實因沈提學在東時約伊如皖辦佛學學堂，故束裝而歸。便道至南京訪友，寓長安棧，至于被捕之原因，則因孫負性剛直，屢與人相忤。有劉乃弼者，合肥人，曾繼孫為安徽同鄉會會長。當沈提學東渡時，百計鑽營，引薦私人任課長。皖省留學生大動公憤，乃推孫為代表向劉诘問，并将劉會長之職革除，迫其反國，故劉憾孫刺骨。此次，孫至南京，乃以革命黨誣孫，以洩私憤。大吏不察，遂捕孫等三人，并将長安棧封閉。大抵為劉所欺雲。至于權、叚（應為段-引者）二人，系孫同鄉之留學日本者。或雲，系孫親戚此。次因學費不充，随孫歸國，亦非革命黨。想省訊以後，不難渙然冰釋也。”

劉師培《與章太炎書》：“逮及北征，履弗踰阈，無結引旁馳之務，儉德避難，好爵不縻，政黨時論曾無一字。清吏積疑，伺察日加，雖蔥靈挈軸，樓台薦棘，弗是過也。少侯、蟄仙，頗悉厥況，津署幕僚，見聞尤番。”（《劉申叔與章太炎書》，《亞細亞日報》1912年6月4日第7版《文苑》欄目《文錄一首》）

劉師培信中所述，是說自己随端方北上任職直隸，遭到端方部屬的嚴密監視，處境十分艱難。孫毓筠和湯壽潛可以作證。（孫毓筠，号少侯。湯壽潛，号蟄仙）

孫毓筠入獄在1907年春，且被判5年徒刑。正在南京蹲監獄的孫毓筠，如何能見證劉師培在京津地區的處境？

我們來看一下陶菊隐在《籌安會“六君子”傳》中的記載——

一九○六年，民主革命已經深入全國人心，很多青年志士投入新軍鼓動革命。江蘇第九鎮為全國首先采取征兵制的一支新式軍隊，其中就有不少革命派投身其間。孫與其鄉人段雲、權道涵奉命到南京策動新軍起義，即以第九鎮為其對象。

孫毓筠等三人到南京不久，即因叛徒出賣被捕。孫的最初一念是死，但‘死’之一字，有時易如反掌，有時卻又難如登天。假使你把心一橫，眼睛閉煞，牙關咬緊，便來一聲“卡察”，人頭落地，那就成了為國獻身的烈士了。假使死神要來又不來，并且眼前還有一線生機，你的心慢慢地活動起來，眼皮慢慢地打開了，牙關也慢慢地松弛了，那就會變成一個貪生畏死的叛徒。古人所謂“争此須臾”，就是這個道理。

孫毓筠在獄中本來自覺毫無生機。忽然跑進來一位春風滿面的何道台，拍着他的肩胛溫存地說：“好端端一個人，為什麼偏要鑽進枉死城中去！幸虧遇着午帥，不然的話，一百條性命準有五十雙活不成。”接着他又自作解釋說道：“午帥有憐才之心，叫我授給你一個秘訣，你在口供中隻承認政治革命，莫談種族革命，那麼你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端方并不同情民主革命，也非好生戒殺之徒，何以獨垂青于孫毓筠而授以活命秘訣呢？這是因為：他知道孫毓筠是孫家鼐的侄孫，馬上打電報去問：“孫毓筠是否屬于華族？”孫家鼐回電立即說：“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他以清朝的軍機大臣不便明保革命黨人，是以回答了這兩句答非所問的話，示意叫他刀下留人，端方自然會意。同時楊度也從東京來信，請其“愛惜名士”。端方複之曰：“孫生文理通順，門第高華，當秉高誼，求入于輕。”孫在供詞中按照何道台的訓示侃侃說道：“午帥有意開脫我，人非木石，甯不知感！我認為我國政治不良是國弱民貧的根本原因，要救國就必須先改革政治。我早想披剃入山，午帥真要保全我，我決定出家當和尚，妻兒财産一無所戀，任何世俗概不與聞。”他又分析我國革命人士有兩大派别，一為政治革命，所求者為改良政治，以達富國強兵之目的；一為種族革命，反對滿洲皇族，後者以孫文、黃興為首，而黃興尤為暴烈，其黨徒多為湖南人。他最後獻策說：“午帥如要殺我，我死得其所，決不怨天尤人。但為午帥計，對革命黨人不必株連太甚，這是消弭禍變之一法。”

孫毓筠作了這種“政治革命”的供詞，端方替他開脫了“大逆不道”的罪名，處以五年監禁，而從犯段雲、權道涵二人，反被判處終身監禁，發往原籍壽州執行。論者認為：“朝裡無人莫做官。”如果朝裡有人，即使造反也不會殺頭充軍。

表面五年監禁，實則端方把孫毓筠安置在衙門花園裡讀書，以示優待故人子弟。（《籌安會“六君子”傳》第四章《孫毓筠、胡瑛和甯漢黨獄》，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P33-34）

可見，孫毓筠服刑期間，并未真正蹲班房，而是“在衙門花園裡讀書”。

又考《申報》報道。1909年2月26日，《申報》第二張第四版《叢談》欄目《陳陶怡有釋放之望》：“陳陶怡之被捕，松郡人士以為冤者也。當被捕時，士紳之公電，敎育會之咨文，郡守之詳禀，皆以陳誤拘為言。當屆者，鄭重其事，既俯采一郡之輿論，複下察供詞之情僞，知其無犯罪之證據，而不忍加以慘酷之刑，是當局之明也。去□，該郡紳士數十人，又赴督轅公禀保釋。當時，雖未遽予釋放，然而釋放之期必不在遠。何以證之？證之于今日孫紹侯之出獄。”

據此，則孫毓筠在1909年初春可能已經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再考《申報》報道。1909年2月5日，《申報》第二張第三版《江督嘉奬革員箸述南京》：“上元縣田令轉呈：監犯孫毓筠禀呈書冊，當奉江督批雲：據該令轉呈在監革員孫毓筠禀稱：在獄二年，遵谕讀書，箸有《聲轉》、《語荄》二書，并呈送筆記一冊各等情。本部堂公餘披覽，具見該革員留心古語，搜集經史，各注佐證詳明。舊家子弟，誤入歧途，雖在囹圄，尚能不廢所學，殊堪憫惜。仰該令，仍饬該革員于怨艾之餘，留心著述，将來各書出而問世，必有信今傳後之時。勉之！”

據此，1909年初春，孫毓筠雖未正式獲釋，但已經獲得一定自由，故而能見證劉師培在京津的境況。

是年夏，端方奉旨北調直隸。孫毓筠是在南京繼續“服刑”？還是随其北上？這需要進一步的探讨。

姑存疑，錄此備忘備查。

康濤

202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