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孙毓筠案中的一点细节-刘师培研究笔记（130）

冯自由《丙午南京党狱实录·孙毓筠等之被逮》：“孙毓筠于黄克强离日后，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职。丙午冬偕权道涵、段沄二人回国，时孙总理尝在牛込区寓所为孙涉筵祖饯。孙等归抵上海，旋赴南京，欲于军界有所活动。抵宁未久，即被警察跟踪拿获。端方以孙曾捐道员，且属大学士孙家鼐之侄，与有世谊，故待遇较他犯略优，且有意为之开脱。以是研讯之结果，从犯之权道涵，段沄判处永远监禁，首犯之孙毓筠反得从轻监禁五年，谓其主张政治革命，并非从匪，俟限满察看，再行酌核办理云云。（《革命逸史》第六集P115，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

根据《申报》报道，孙毓筠等被捕是在1907年1月19日。

1907年1月26日，《申报》第三版《南京捕获革命党》：“本月初六日夜，南京警察局捕革命党孙毓筠等三人于长安栈。今据确实调查，知孙等实系受诬，孙为孙中堂之族孙，博学多才，官直隶候补道，曾在寿州办蒙养学堂。今春游学日本，拟学政法警察，又曾任安徽同乡会会长。此次反国，实因沈提学在东时约伊如皖办佛学学堂，故束装而归。便道至南京访友，寓长安栈，至于被捕之原因，则因孙负性刚直，屡与人相忤。有刘乃弼者，合肥人，曾继孙为安徽同乡会会长。当沈提学东渡时，百计钻营，引荐私人任课长。皖省留学生大动公愤，乃推孙为代表向刘诘问，并将刘会长之职革除，迫其反国，故刘憾孙刺骨。此次，孙至南京，乃以革命党诬孙，以泄私愤。大吏不察，遂捕孙等三人，并将长安栈封闭。大抵为刘所欺云。至于权、叚（应为段-引者）二人，系孙同乡之留学日本者。或云，系孙亲戚此。次因学费不充，随孙归国，亦非革命党。想省讯以后，不难涣然冰释也。”

刘师培《与章太炎书》：“逮及北征，履弗踰阈，无结引旁驰之务，俭德避难，好爵不縻，政党时论曾无一字。清吏积疑，伺察日加，虽蔥灵挈轴，楼台荐棘，弗是过也。少侯、蛰仙，颇悉厥况，津署幕僚，见闻尤番。”（《刘申叔与章太炎书》，《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4日第7版《文苑》栏目《文录一首》）

刘师培信中所述，是说自己随端方北上任职直隶，遭到端方部属的严密监视，处境十分艰难。孙毓筠和汤寿潜可以作证。（孙毓筠，号少侯。汤寿潜，号蛰仙）

孙毓筠入狱在1907年春，且被判5年徒刑。正在南京蹲监狱的孙毓筠，如何能见证刘师培在京津地区的处境？

我们来看一下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中的记载——

一九○六年，民主革命已经深入全国人心，很多青年志士投入新军鼓动革命。江苏第九镇为全国首先采取征兵制的一支新式军队，其中就有不少革命派投身其间。孙与其乡人段云、权道涵奉命到南京策动新军起义，即以第九镇为其对象。

孙毓筠等三人到南京不久，即因叛徒出卖被捕。孙的最初一念是死，但‘死’之一字，有时易如反掌，有时却又难如登天。假使你把心一横，眼睛闭煞，牙关咬紧，便来一声“卡察”，人头落地，那就成了为国献身的烈士了。假使死神要来又不来，并且眼前还有一线生机，你的心慢慢地活动起来，眼皮慢慢地打开了，牙关也慢慢地松弛了，那就会变成一个贪生畏死的叛徒。古人所谓“争此须臾”，就是这个道理。

孙毓筠在狱中本来自觉毫无生机。忽然跑进来一位春风满面的何道台，拍着他的肩胛温存地说：“好端端一个人，为什么偏要钻进枉死城中去！幸亏遇着午帅，不然的话，一百条性命准有五十双活不成。”接着他又自作解释说道：“午帅有怜才之心，叫我授给你一个秘诀，你在口供中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那么你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端方并不同情民主革命，也非好生戒杀之徒，何以独垂青于孙毓筠而授以活命秘诀呢？这是因为：他知道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马上打电报去问：“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孙家鼐回电立即说：“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他以清朝的军机大臣不便明保革命党人，所以回答了这两句答非所问的话，示意叫他刀下留人，端方自然会意。同时杨度也从东京来信，请其“爱惜名士”。端方复之曰：“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孙在供词中按照何道台的指示侃侃说道：“午帅有意开脱我，人非木石，宁不知感！我认为我国政治不良是国弱民贫的根本原因，要救国就必须先改革政治。我早想披剃入山，午帅真要保全我，我决定出家当和尚，妻儿财产一无所恋，任何世俗概不与闻。”他又分析我国革命人士有两大派别，一为政治革命，所求者为改良政治，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一为种族革命，反对满洲皇族，后者以孙文、黄兴为首，而黄兴尤为暴烈，其党徒多为湖南人。他最后献策说：“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决不怨天尤人。但为午帅计，对革命党人不必株连太甚，这是消弭祸变之一法。”

孙毓筠作了这种“政治革命”的供词，端方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五年监禁，而从犯段云、权道涵二人，反被判处终身监禁，发往原籍寿州执行。论者认为：“朝里无人莫做官。”如果朝里有人，即使造反也不会杀头充军。

表面五年监禁，实则端方把孙毓筠安置在衙门花园里读书，以示优待故人子弟。（《筹安会“六君子”传》第四章《孙毓筠、胡瑛和宁汉党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P33-34）

可见，孙毓筠服刑期间，并未真正蹲班房，而是“在衙门花园里读书”。

又考《申报》报道。1909年2月26日，《申报》第二张第四版《丛谈》栏目《陈陶怡有释放之望》：“陈陶怡之被捕，松郡人士以为冤者也。当被捕时，士绅之公电，敎育会之咨文，郡守之详禀，皆以陈误拘为言。当届者，郑重其事，既俯采一郡之舆论，复下察供词之情伪，知其无犯罪之证据，而不忍加以惨酷之刑，是当局之明也。去□，该郡绅士数十人，又赴督辕公禀保释。当时，虽未遽予释放，然而释放之期必不在远。何以证之？证之于今日孙绍侯之出狱。”

据此，则孙毓筠在1909年初春可能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再考《申报》报道。1909年2月5日，《申报》第二张第三版《江督嘉奬革员箸述南京》：“上元县田令转呈：监犯孙毓筠禀呈书册，当奉江督批云：据该令转呈在监革员孙毓筠禀称：在狱二年，遵谕读书，箸有《声转》、《语荄》二书，并呈送笔记一册各等情。本部堂公余披览，具见该革员留心古语，搜集经史，各注佐证详明。旧家子弟，误入歧途，虽在囹圄，尚能不废所学，殊堪悯惜。仰该令，仍饬该革员于怨艾之余，留心著述，将来各书出而问世，必有信今传后之时。勉之！”

据此，1909年初春，孙毓筠虽未正式获释，但已经获得一定自由，故而能见证刘师培在京津的境况。

是年夏，端方奉旨北调直隶。孙毓筠是在南京继续“服刑”？还是随其北上？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姑存疑，录此备忘备查。

康涛

202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