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孫雯
“浙裡·悅讀”讀書會聯盟由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錢江晚報共同發起，自2020年至今，已有24家讀書會加入這一全民閱讀推廣的陣容中。
除了為各大讀書會建構交流合作平台，“浙裡·悅讀”讀書會聯盟最大的不同是深入各地，以為浙江大地作為“書房”挖掘當地的文化資源，開創多元化的全民閱讀推廣方式。
2021年12月初，在江南冬日煦暖的陽光下，在“浙東唐詩之路”的重要節點，慈溪——這座“海上陶瓷之路發祥地”之城，“打開”了它的城市展示館、上林湖青瓷文化傳承園、杭州灣國家濕地公園……釋放出獨特的詩意，這其中，有對“紅色根脈”的守護，有對文化傳承的實踐，有對當下鄉村建設的思考……
這一次，我們要講述其中兩個人的故事——
一位是生于1895年的教育理論家、青年運動上司人楊賢江；另一位是80後的越窯青瓷燒制技藝傳承人孫威。他們的故事，可以讀出這百年中，慈溪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在各自領域内前行的姿态，散發的力量催人奮進。
以下是教育理論家楊賢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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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溪，沒有一個名字猶如“賢江”被如此廣泛使用。
賢江村、賢江大道、楊賢江中學、賢江國小……楊賢江的名字，被寫在了慈溪的大地上，可是他究竟是誰？
在慈溪市城市展示館，有楊賢江的塑像以及他的事迹介紹。經由諸多研究者的不斷挖掘，他在慈溪人心目中的形象日漸豐滿。
這幾年，慈溪市作協主席方向明一直在尋找楊賢江。當他在各種資料中完善出楊賢江的形象之時，又将這位教育理論家、青年運動上司人的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
楊賢江
生于1895年，浙江慈溪人。他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傑出的青年運動上司人。1931年8月9日，他因腎結核病，醫治無效病逝，年僅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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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90後
“楊賢江是個90後。”
方向明知道如何将這位先驅更好地拉進當下人的生活。
的确，在上世紀初期，生于1895年的楊賢江就相當于今天的90後，而且，此時的他已經作為中流砥柱，加入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大潮。
楊賢江生于慈溪農家，1912年，17歲的楊賢江，從家鄉來到杭州，跨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大門。
那時，杭甬鐵路還未通車，需一路乘船，經由紹興，數次換乘，颠簸兩日才能抵達。在金立人和賀世友合著的《楊賢江傳記》中，可見楊賢江學習生活的細節。
在杭州，楊賢江與李叔同和夏丏尊兩位老師的交往很多。
當時，學校的必修外語課是英文，有一次，楊賢江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日文書，恰巧被夏丏尊看見。夏丏尊曾留學日本，日文自然非常好，他就問楊賢江：“你想學英文？”楊賢江點頭，他沒有想到夏丏尊說要給他當老師，當晚就開課。
此後，每日晚飯後，楊賢江在夏丏尊處學習半個小時的日文。而且，夏丏尊極為嚴格，楊賢江偶爾缺課，他便找上門詢問原因；當老師有事，也會提前告知楊賢江，并另行安排時間。
1915年，在夏丏尊的指導下，楊賢江從日文翻譯了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人生》，刊登在《浙一師校友會志》第8期，這是楊賢江發表的第一篇譯文。
而李叔同，在與楊賢江暢談之後，當即寫下“神聰”二字的條幅，贈予楊賢江，他們的友誼保持多年。
那時的西湖，在楊賢江筆下也有記錄——
迨出錢塘，望見一片湖光，滿目清新，遠山如黛，濃色可抹，碧水如鏡，雲光堪覽，舟子喚渡，酒旗藏春，一城之隅，恍若别開一個清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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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朋友圈
楊賢江好學且自律，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時，他便制定了嚴格的時刻表。這種自我要求貫穿了他36年的短暫人生。
在楊賢江的“豪華朋友圈”中，可以讀到很多這方面的回憶。方向明的手中，有一本《楊賢江紀念集》，這本出版于1985年10月的書，收錄了友人對他的悼念，包括茅盾、鄭振铎、葉聖陶、胡愈之，潘漢年、李一氓、夏衍、黃源等人——他們是楊賢江他在商務印書館的同僚，文化教育戰線的同志和摯友。
比如，鄭振铎在《一位最好的先驅》寫道，他剛到上海時，曾與楊賢江同住。他說，楊賢江起床很早：“一起床，喝牛奶和早操之後，便大聲的在念英文，我往往為他的書聲所驚醒。有一次，我偶然起得早，去看看他念的書，原來他念的是一部關于心理學的書籍。他天天念，每天據他說，必定要念個三四頁。一部三四百頁的書，念了半年以上，而且天天在同一的時間念。他那是那末貞恒的在遵守着他自己所定的‘工作表’。”
楊賢江手迹 翻拍自《楊賢江紀念集》
如果可以穿越，方向明覺得，要是楊賢江建一個朋友圈，第一個加入的名字應該是恽代英。
1918年，他們都23歲，看到楊賢江在《學生雜志》發表的文章，恽代英便寫信給楊賢江，希望結為好友。從此他們頻頻書信往來讨論革命問題。後來，他們在上海一起成為青年運動上司人。
讓人唏噓的是，他們朝氣蓬勃的生命，竟然都止于36歲，恽代英1931年4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楊賢江在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下于1931年8月病逝。
楊賢江朋友圈，還有一個人是不能缺席的，他就是茅盾。他們密切交往10餘年，是商務印書館的同僚，也是志同道合的親密同志。茅盾介紹楊賢江入黨，兩人以雜志編輯身份作掩護，相繼擔任黨中央的秘密聯絡員。後來他們又一起流亡日本。
在《楊賢江傳記》中提到，1923年開始的一段時間内，各省市黨組織與黨中央的聯系都通過楊賢江中轉，各地發往黨中央的函件，在封面上寫楊賢江的名字，或寫《學生雜志》編輯部收，内封上注明寄黨中央。黨中央都用代名，開始用“鐘英”（中央之諧音），後來用“張萬和”或“李承宣”。楊賢江每天從大量寄《學生雜志》編輯部的函件中，查找出黨内信件，按照規定親自送往約定地點，經曆了1400多個日夜，從未出錯。知道1927年初，楊賢江辭去《學生雜志》編輯，這一工作才移交給另外一位黨員編輯。
關于這段時期的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鐘英 中共中央在上海 1921-1933》有這詳細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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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教育大綱》
在杭州讀書時，楊賢江曾與父親談及自己的理想：“男無他志，在今日為師範生，将來為國小教員，唯期教育一輩之兒童，使之為一國之增光榮耳。”
隻是，那個時代未能讓他安心成為一名教育者，而是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但他仍舊寫出了一部《新教育大綱》，于1930年公開發行，這本書問世後，被很多進步師範學校選為教育學教材或主要參考書，一批進步青年從中得到啟示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新教育大綱》是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論述教育的理論，揭示了教育上種種錯誤、欺騙的東西，許多内容、觀點，在當時都是第一次出現。
教育大家葉聖陶先生，曾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與楊賢江做過一段時間的同僚，他在《紀念楊賢江》中說：“他對于教育的見解，現在看來也還是正确的。本來，隻要認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項，隻要認定教育該為什麼人服務，見解就錯不到哪裡去。”
在方向明講述“90後楊賢江的豪華朋友圈”的時候，我也在網上下單了《楊賢江傳記》和《楊賢江紀念集》這兩冊書。這是兩冊舊書，從扉頁的簽名可見是他們曾是徐昉贈予友人的書。徐昉是誰？從《楊賢江紀念集》中的一篇《向父親學習》我知道了她是楊賢江的小女兒。
徐昉說，透過父親充滿生氣、铿锵有力的文字，她“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父親，仿佛他的形象就在眼前……我要消化這些遺産，以便從父親走過的道路中接受教益，汲取力量”。
在今天，回望曆史，楊賢江的遺産在影響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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