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浙里·悦读”读书会联盟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钱江晚报共同发起，自2020年至今，已有24家读书会加入这一全民阅读推广的阵容中。
除了为各大读书会构建交流合作平台，“浙里·悦读”读书会联盟最大的不同是深入各地，以为浙江大地作为“书房”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开创多元化的全民阅读推广方式。
2021年12月初，在江南冬日煦暖的阳光下，在“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慈溪——这座“海上陶瓷之路发祥地”之城，“打开”了它的城市展示馆、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释放出独特的诗意，这其中，有对“红色根脉”的守护，有对文化传承的实践，有对当下乡村建设的思考……
这一次，我们要讲述其中两个人的故事——
一位是生于1895年的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杨贤江；另一位是80后的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孙威。他们的故事，可以读出这百年中，慈溪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各自领域内前行的姿态，散发的力量催人奋进。
以下是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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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溪，没有一个名字犹如“贤江”被如此广泛使用。
贤江村、贤江大道、杨贤江中学、贤江小学……杨贤江的名字，被写在了慈溪的大地上，可是他究竟是谁？
在慈溪市城市展示馆，有杨贤江的塑像以及他的事迹介绍。经由诸多研究者的不断挖掘，他在慈溪人心目中的形象日渐丰满。
这几年，慈溪市作协主席方向明一直在寻找杨贤江。当他在各种资料中完善出杨贤江的形象之时，又将这位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杨贤江
生于1895年，浙江慈溪人。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1931年8月9日，他因肾结核病，医治无效病逝，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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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90后
“杨贤江是个90后。”
方向明知道如何将这位先驱更好地拉进当下人的生活。
的确，在上世纪初期，生于1895年的杨贤江就相当于今天的90后，而且，此时的他已经作为中流砥柱，加入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潮。
杨贤江生于慈溪农家，1912年，17岁的杨贤江，从家乡来到杭州，跨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大门。
那时，杭甬铁路还未通车，需一路乘船，经由绍兴，数次换乘，颠簸两日才能抵达。在金立人和贺世友合著的《杨贤江传记》中，可见杨贤江学习生活的细节。
在杭州，杨贤江与李叔同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交往很多。
当时，学校的必修外语课是英文，有一次，杨贤江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日文书，恰巧被夏丏尊看见。夏丏尊曾留学日本，日文自然非常好，他就问杨贤江：“你想学英文？”杨贤江点头，他没有想到夏丏尊说要给他当老师，当晚就开课。
此后，每日晚饭后，杨贤江在夏丏尊处学习半个小时的日文。而且，夏丏尊极为严格，杨贤江偶尔缺课，他便找上门询问原因；当老师有事，也会提前告知杨贤江，并另行安排时间。
1915年，在夏丏尊的指导下，杨贤江从日文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生》，刊登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8期，这是杨贤江发表的第一篇译文。
而李叔同，在与杨贤江畅谈之后，当即写下“神聪”二字的条幅，赠予杨贤江，他们的友谊保持多年。
那时的西湖，在杨贤江笔下也有记录——
迨出钱塘，望见一片湖光，满目清新，远山如黛，浓色可抹，碧水如镜，云光堪览，舟子唤渡，酒旗藏春，一城之隅，恍若别开一个清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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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朋友圈
杨贤江好学且自律，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他便制定了严格的时刻表。这种自我要求贯穿了他36年的短暂人生。
在杨贤江的“豪华朋友圈”中，可以读到很多这方面的回忆。方向明的手中，有一本《杨贤江纪念集》，这本出版于1985年10月的书，收录了友人对他的悼念，包括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潘汉年、李一氓、夏衍、黄源等人——他们是杨贤江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文化教育战线的同志和挚友。
比如，郑振铎在《一位最好的先驱》写道，他刚到上海时，曾与杨贤江同住。他说，杨贤江起床很早：“一起床，喝牛奶和早操之后，便大声的在念英文，我往往为他的书声所惊醒。有一次，我偶然起得早，去看看他念的书，原来他念的是一部关于心理学的书籍。他天天念，每天据他说，必定要念个三四页。一部三四百页的书，念了半年以上，而且天天在同一的时间念。他那是那末贞恒的在遵守着他自己所定的‘工作表’。”
杨贤江手迹 翻拍自《杨贤江纪念集》
如果可以穿越，方向明觉得，要是杨贤江建一个朋友圈，第一个加入的名字应该是恽代英。
1918年，他们都23岁，看到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的文章，恽代英便写信给杨贤江，希望结为好友。从此他们频频书信往来讨论革命问题。后来，他们在上海一起成为青年运动领导人。
让人唏嘘的是，他们朝气蓬勃的生命，竟然都止于36岁，恽代英1931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贤江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于1931年8月病逝。
杨贤江朋友圈，还有一个人是不能缺席的，他就是茅盾。他们密切交往10余年，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也是志同道合的亲密同志。茅盾介绍杨贤江入党，两人以杂志编辑身份作掩护，相继担任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后来他们又一起流亡日本。
在《杨贤江传记》中提到，1923年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各省市党组织与党中央的联系都通过杨贤江中转，各地发往党中央的函件，在封面上写杨贤江的名字，或写《学生杂志》编辑部收，内封上注明寄党中央。党中央都用代名，开始用“钟英”（中央之谐音），后来用“张万和”或“李承宣”。杨贤江每天从大量寄《学生杂志》编辑部的函件中，查找出党内信件，按照规定亲自送往约定地点，经历了1400多个日夜，从未出错。知道1927年初，杨贤江辞去《学生杂志》编辑，这一工作才移交给另外一位党员编辑。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钟英 中共中央在上海 1921-1933》有这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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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教育大纲》
在杭州读书时，杨贤江曾与父亲谈及自己的理想：“男无他志，在今日为师范生，将来为小学教员，唯期教育一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之增光荣耳。”
只是，那个时代未能让他安心成为一名教育者，而是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但他仍旧写出了一部《新教育大纲》，于1930年公开发行，这本书问世后，被很多进步师范学校选为教育学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一批进步青年从中得到启示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论述教育的理论，揭示了教育上种种错误、欺骗的东西，许多内容、观点，在当时都是第一次出现。
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与杨贤江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他在《纪念杨贤江》中说：“他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
在方向明讲述“90后杨贤江的豪华朋友圈”的时候，我也在网上下单了《杨贤江传记》和《杨贤江纪念集》这两册书。这是两册旧书，从扉页的签名可见是他们曾是徐昉赠予友人的书。徐昉是谁？从《杨贤江纪念集》中的一篇《向父亲学习》我知道了她是杨贤江的小女儿。
徐昉说，透过父亲充满生气、铿锵有力的文字，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父亲，仿佛他的形象就在眼前……我要消化这些遗产，以便从父亲走过的道路中接受教益，汲取力量”。
在今天，回望历史，杨贤江的遗产在影响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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