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近代散文的七位宗师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许地山、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和夏丏尊。（资料图/图）

杨牧教授把中国近代散文归为七类，每一类都有一个创始立型的人，这七位前贤是：周作人、小品，夏丏尊、记述，许地山、寓言，徐志摩、抒情，林语堂、议论，胡适、说理，鲁迅、杂文。他为此编了一部《中国近代散文选》。

夏丏尊

对夏丏尊先生我印象深刻，看到他的名字，想到《文心》和《爱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他家境清寒，三次辍学，终身没有一张文凭，二十一岁就就业赚钱，我青少年时期的坎坷和他近似。杨牧教授说，中国近代散文中的“记述”一脉由夏氏承先启后，各种选集都收了他的《白马湖之冬》。

说到记述，夏先生记述他同时代的几个人物，写丰子恺，写弘一大师，那才是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且看他写的“鲁迅翁杂忆”，他曾和迅翁在一所学校里同事，那时迅翁还没有用“鲁迅”做笔名，他说他俩服务的那所学校聘请了一些日本人做教员，需要有人把日文的教材译成中文。他写迅翁翻译教材的时候，用“也”代表女阴，用“了”代表男阳，用“系”代表精子。他写迅翁对他说过，当年学医，曾经解剖年轻女子和儿童的尸体，心中不忍。这时的周树人先生还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令人乐于亲近，不失为一条珍贵的史料。夏先生又写迅翁只有一件廉价的长衫，由端午穿到重阳，又写睡前必定吸烟吃糕，意到笔随，显出散文之所以为“散”。

周作人

夏丏尊先生的名气并不是很大，没想到把他列为中国近代散文的七位宗师之一，说到周作人先生，那就是众望所归了。周先生的学问了不起，不知为什么，未曾以皇皇巨著像冯友兰先生那样以哲学名家，或是像顾颉刚先生以史学名家，留在散文这一行，以“小品”受我辈膜拜。学问大的人下笔总是旁征博引，周先生常常引用我们没见过的书，从中找出我们需要的趣味。

周先生对散文提出两大主张，一、美文，二、人的文学。他似乎不喜欢雄辩渊博的论著，所以始终没说清楚，好在有人响应补充，有人以不同的术语引进相似的说法，今天我们可以印证，“美文”指形式，“人的文学”指内容。美文之美不是美丽，是美学，人的文学不是人欲，是人性。古人说，读了《出师表》不流泪的，不是忠臣；读了《陈情表》不流泪的，不是孝子。为什么会流泪呢，因为它发自人性，触动人性。天下教忠教孝的文章多矣，为什么要拿这两表说事儿呢，因为两表达到美学上的要求，是艺术品。长话短说，可供欣赏的散文，内容见性情，形式有美感。

放下理论读作品，周先生写“水里的东西”，有一篇谈溺死鬼，淹死的人的鬼魂一直留在他淹死的地方，不能离开，要想转世投胎，得先“讨替代”，拉一个人下水淹死，让那个人的鬼魂代替他。溺死鬼常用的办法是幻化为一种物件浮在水面，引诱人弯下腰捞取，他在水中趁势一拉。他常常变成一种儿童玩具，让小孩子上当短命，所以水乡传说中的溺死鬼往往是一群儿童，三五成群，一被惊动就跳下水去，犹如一群青蛙。

博学的周作人先生除了写乡野传说，还写到日本的河童，文字干净明亮，行文舒展自如，风格庄重闲适，这些都属于“形式美”。至于内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先生对河边同一地点不断有人淹死，笔端没有温度，为什么也大受欢迎呢？我有一个解释：溺死鬼找替身云云根本是无稽之谈，难怪他写得既不恐怖，也不悲惨，“本来无一物”嘛！周先生谈溺死鬼，有破除迷信的作用，应该高举为无神论的上乘文学。无神论者不要禁止谈鬼神，要任凭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去谈鬼神，使人感觉并没有鬼神。

林语堂

都说周作人先生喜欢在小品文中引用许多名著名言名人轶事，其实林语堂先生也是，两位前贤读书多，记忆力又强，一旦提笔为文，天上地下冒出来一群灵魂自动帮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或许可以如此解释。王勃作“滕王阁序”，句句是典，当众一挥而就，读者觉得不是进了滕王阁，好像进了图书馆，这也是一道风景。

谈散文欣赏，我们不用强调林氏的渊博，应该推荐他的幽默。众所周知，他是中国幽默的发起人。论幽默，他有理论：“幽默家沉浸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智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

他是怎样“沉浸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智机”的呢？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他为这个幽默代表团拟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太长了，有些读者觉得并不幽默。多数人认为幽默要有警句。林先生晚年住在台北，有一所学校请他在毕业典礼中演讲，那天有多位政界学界商界的名人出席，个个发表长篇大论，林先生上台说：“演讲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是警句，全场大乐。报纸报道典礼经过，用这句话做标题。曾几何时，那天达官贵人经世济民的高论一概不传，林先生的“越短越好”独存。

林先生说庄子也幽默，孔子也幽默。庄子梦见化蝶，不知道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马克·吐温说，他的母亲怀的是双胞胎，临盆生产的时候，其中一个胎儿淹死了，他不知道淹死的是他，还是他哥哥。这在马克·吐温是幽默，庄子因此也幽默吗？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大庙里两个和尚起了争执，甲僧向方丈告状，方丈说你说的对。乙僧也到方丈座前诉苦，方丈也说你说的对。丙僧得知情由，向方丈质疑，甲僧乙僧各执一词，师父应该明辨是非曲直，怎可认为他们都是对的？方丈说，你说的也对。世人都说方丈幽默，孔子也因此幽默吗？林先生这种广泛的幽默论，很多人跟不上。

读者大众希望幽默大师开口闭口都是警句，别忘了林氏幽默是从英国文学的熏陶中提炼出来，幽默是一种修养，在平淡中形成，这种幽默往往是一种独尝的异味，未必哄堂大乐。我们现在常说幽默感，这个“感”字有讲究，你我要有能力发现幽默，享用幽默，“感”是“我”锐敏的回应。“两山排闼送青来”，我怎么看不到，“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怎么听不见，答案是主观的条件不足，幽默也是如此。

林先生认为庄子幽默，孔子幽默，连韩非都幽默。这么说，老子也幽默，他骑青牛出函谷关，守关的官吏一定要他留下著述再走，他用一大堆含义模糊的句子随手组合，让你进入迷宫，让后人视同秘典。林先生认为陶渊明也幽默，陶公作诗数落他的五个孩子，长子懒惰，次子不肯读书，老三老四是双胞胎，到了十三岁还不识字，最后这个小儿子九岁了，整天只知道找梨子找栗子吃。于是陶公说，既然老天爷这样安排了，我还是喝酒吧！这么说，迅翁也幽默，他有一首诗写失恋，“我”在女朋友那里接二连三碰钉子，百思不解，最后，“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徐志摩

接着读下去，见到徐志摩先生。徐氏的才气，跟周氏林氏的学识形成对比，他不管古人看见什么，重要的是自己看见什么，不论古人有什么感受，重要的是自己有什么感受。他写翡冷翠，翡冷翠是什么地方？Florence，也译成“佛罗伦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艺术、建筑、绘画、音乐、宗教各方面产生许多大师，留下许多古迹，后世更有源源不绝的论述，徐氏的《翡冷翠山居闲话》，1600字，竟只引用了前人一句话。他写康桥，康桥是什么地方？Cambridge，也译为剑桥，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城，多少世界名人跟这里有渊源，牛顿，达尔文，拜伦，罗素，徐志摩自己也曾在这里留学。他写康桥，5800字，几乎没有使用引号！他强调的是，啊，我那甜蜜的孤独！他游天目山，看和尚，游契诃夫的墓园，想生死，所谓墓园只剩一块石碑，他也写了2800字，不抄书，完全自出胸臆。

徐氏散文的光采夺目在描写风景。这样的风景描写，在周作人、夏丏尊、林语堂诸位大师的文集中是找不到的，许地山先生也没有这样的文笔。到了现代，文评家一再指出，散文和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越来越少了！

许地山

许地山先生是台湾人，对日抗战发生以前就名满全国，我十岁，他大概四十岁，语文教科书里选了他的文章。那时，台湾和东北都被日军占领，内地各省若有祖居台湾的和祖居东北的作家，都受到文坛特别的重视，我们小读者也对他们特别景仰。许先生常用“落华生”做笔名，“华”是古写的“花”，落花生是小孩子爱吃的东西，“落华生”的意义就丰富了，除了是植物，还是在我们大中华落地生根的一个人，许先生如此命名，可见他对中国语文的敏感，欣赏文学作品的人也该有这种敏感。

散文多半“意念单调，语言直接”，许先生不同，他常常在散文里说故事，有时候甚至就用散文写故事。这样的作品你拿它当小说，略嫌不足，说它是散文，又觉得有余。当年并没有人特别称赞这种写法，后来，我是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和一些散文作家吸收了小说的技巧，给作品一个新的面貌，修改了散文的定义。这是散文的发展，文评家照例要给新生事物寻找源头，找来找去找到了许地山，于是许先生的排名在朱自清、郁达夫之前，位列七宗之一。

请看许氏的《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文章开端“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灭的原因，对琐碎的考证觉得厌倦。接着是从邮箱中发现《芝兰与茉莉》，开宗第一句便是“祖母真爱我”！“我”因此想起祖母。先发一段议论：他说西洋文学取材多以“我”和“我的女人或男子”为主，属于横的，夫妇的；中华人取材多以“我”和“我的父母或子女”为主，属于纵的、亲子的。中国作家叙事直贯，有始有终，原原本本，自自然然地说下来。这“说来话长”的特性——和拔丝山药一样地甜热而粘——可以在一切作品里找出来。

议论之后，接着写起“我的祖母”来。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旧日大家庭凭着“七出”的条文，拆散年轻人的婚姻，那个受害的女子回到娘家没有再嫁，戒了烟，吃长斋，原来的丈夫也没有再娶，两人有时还可以秘密见面，由陪嫁的丫头在中间传递消息。后来女子生了重病，死前叮嘱原来的丈夫和陪房的丫头结婚，这个陪房的丫头就是“我的祖母”。全文约八千字，祖母的故事占了六千，许老前辈能知能行，果然原原本本、自自然然地说下来，和拔丝山药一样地甜热而粘。他这个写法可以说是用散文拖着一个故事，当年是散文的别裁。

鲁迅与胡适

现在应该谈到鲁迅和胡适了，这两位大师名气太大，几乎用不着介绍。读者的程度不同，背景不同，性情不同，各人心里有自己的胡适，自己的鲁迅，“千江有水千江月”，每个月亮不一样，也教人不知道怎样介绍。

提起迅翁，不免首先想到杂文。杂文本是散文的一支，繁殖膨胀，独立门户。散文也是“大圈圈里头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一个黄圈圈”。迅翁那些摆满了书架的杂文，是大圈圈里的散文，夹在杂文文集里的薄薄一册《野草》，是黄圈圈里的散文。欣赏迅翁的散文，首先要高举《野草》，讨论《野草》。

以《野草》中最短的一篇“墓碣文”为例，迅翁把他内心深处的郁结，幻化成一个梦境，把读者的心神曳入他的梦中。梦是阴暗的，犹不足，出现了坟墓，暗夜，荒野，孤坟凄凉，犹不足，坟墓裂开，出现尸体。尸体可怕，犹不足，尸体裂开，出现心脏，犹不足，尸体居然自己吃自己的心脏。迅翁使用短句，句与句之间跳跃衔接，摇荡读者的灵魂。迅翁使用文言，用他们所谓的“死语言”散布腐败绝望的气氛。这种“幻化”就是艺术化，散文七宗之中，惟有迅翁做得到，也只是《野草》薄薄一本中寥寥几篇，它的欣赏价值超出杂文多多。但丁《神曲》写地狱，《地藏王菩蕯本愿经》也写地狱，也许是因为经过翻译的缘故，艺术性有逊迅翁一筹。迅翁何以有此禀赋，可幸，既有此禀赋又何以不能尽其用，可惜。

至于杂文，那是另一回事。杂文是匕首，是骑兵，写杂文是为了战斗，而胜利是战争的惟一目的，当年信誓旦旦，今日言犹在耳。迅翁被人称为“杂文专家”，运笔如用兵，忽奇忽正，奇多于正，果然百战百胜。战争是有后遗症的，反战人士曾一一列举，我不抄引比附。此事别有天地，一言难尽，万言难尽，有人主张谈散文欣赏与杂文分割，我也赞成。

胡适先生的风格，可以用他的《读经平议》来显示。读经，主张中小学的学生读四书五经，政界领袖求治心切，认为汉唐盛世的孩子们都读经，因此，教孩子们读经可以出现盛世，似乎言之成理。胡先生写《读经平议》告诉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第一，看标题，他不用驳斥，不用纠谬，不说自己是正论，他用平议，心平气和，就事论事。第二，他先引用傅斯年先生反对读经的意见，不贪人之功，不掠人之美，别人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他让那人先说。第三，他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别人还没有想到，可能只有他想到，他说得更好。最后，第四，文章结尾，他用温和的口吻劝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读经”的人自己先读几处经文，不是回马一枪，而是在起身离座时拍拍肩膀，然后各自回家，互不相顾。他行文大开大合，汪洋澎湃，欣赏此一风格可参阅他其他的文章，如“不朽，我的宗教观”。

这两位老先生都有信念，有主张，有恒心，有文采，两老没说过闲话，人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两位前贤是句句念兹在兹。人家写小说，编剧本，他俩写散文，直截了当，暮鼓晨钟，甚至没有抒情，没有风景描写，可以算是近代文坛之奇观。两人作品内容风格大异，鲁迅如凿井，胡适如开河，胡适如讲学，鲁迅如用兵。读鲁迅如临火山口，读胡适如出三峡。那年代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不归于胡，即归于鲁，及其末也，双方行动对立对决。“既生瑜，何生亮！”论文学欣赏，既要生鲁迅，也要生胡适，如天气有晴有雨，四季有夏有冬，行路有舟有车，双手有左有右。

每一本文学史都说，中国近代散文受晚明小品的影响很大，晚明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使当时的文学革命家如归故乡。乘兴为文，兴尽即止，作品趋向小巧，张潮一语道破：“文章乃案头之山水，山水乃大地之文章。”固然盆景也是艺术，然而参天大木呢；宣德香炉也是艺术，然而毛公鼎呢；印章也是艺术，然而泰山石刻呢；流觞曲水也是艺术，然而大江东去呢？晚明小品解放了中国近代散文，也局限了中国近代散文。

散文七宗之中，迅翁和胡博士是超出晚明小品的局限的两个人。

王鼎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