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女孩子，隻有20歲，永遠是如花如夢的年紀。在她20歲的生命終點上，經曆了比惡魔還惡魔的痛苦經曆，但她的生命沒有是以而凋零，反而在慘無人寰的狂風暴雨裡盛開得比鮮花和珠玑還璀璨。
站着時是榜樣、是偶像，倒下去時依然，而且，倒下去時還會變成一條并不寂寞的長路。無論站着或者倒下，都是光彩鮮明、閃耀燦爛的。這就是她了——施奇。
她是浙江平湖人，2015年，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成了東湖畔一道美麗的風景。當地政府專門聘請名家為她建造銅像[i]，塑像上的她穿着新四軍的軍服，英姿飒爽，側面，目光深邃堅毅，把自己美麗成了一首詩，讓那些曾經經曆的苦難都悄然逝去。于是，她笑了起來，就像東湖清澈的湖水在陽光下蕩漾。其後，總有人來看望她，為她鞠躬敬禮，甚至和她談心說事，大家都因她是平湖人而驕傲、自豪，稱她是一朵永不凋謝的“杜鵑花”。
1922年，她出生在這裡，由于家境貧困，1936年14歲的她進了上海一家缫絲廠做童工。這種苦難的經曆也讓她日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1年1月，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已經成為新四軍軍部機要科機要員的她，鎮定地譯發電報，保持與黨中央的聯系。敵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時，她按上級指令忍痛毀掉電台，燒掉密碼。突圍，她與部隊失散，沒能躲過敵人的搜捕，不幸被俘。
當時，她藏匿在一戶農民家裡，幾個慘無人道的國民黨匪兵闖入房間，輪流奸淫了她。之後，敵人對她百般摧殘，威逼她自首。但她堅貞不屈，義正詞嚴，痛斥敵人，拒絕敵人的誘降。敵人惱羞成怒，将她關進上饒集中營。
美麗的上饒今天還記得這些。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後，同年3月在江西上饒周田、茅家嶺、李村、七峰岩等地設立了一座法西斯式集中營——上饒集中營。
古時稱為“葛仙廟”的茅家嶺，自1939年夏起，被國民黨第三戰區特務部政治部情報室占領，成為秘密監獄。皖南事變後，把大批最堅定、認為是最不堪“感化”的革命志士，輪番關押到這裡“熔化”。這座監獄是上饒集中營最黑暗、最殘酷的“獄中之獄”。
李村監獄舊址位于廣信區皂頭鎮李家村，原系當地農家裝谷子的倉庫，紅石木瓦結構，平房，有4個小間。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部副官處曾用作招待所，皖南事變後改作監獄，囚禁過新四軍軍長葉挺、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秘書長黃誠和敵工部長林植夫等。
七峰岩監獄位于廣信區田墩鄉西山村七峰寺内。原是座連接配接山洞的廟宇。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派兵趕走寺内僧人，将寺内的僧房改為秘密監獄，派駐一個班的憲兵擔任看守警戒。這裡曾關押過新四軍第3縱隊司令員張正坤，新四軍教導總隊副總隊長、第2縱隊副司令員馮達飛，第3支隊5團團長徐錦樹，軍部軍醫處副處長、代處長王聿先等30多人。
周田監獄是上饒集中營大學營，國民黨第三戰區“軍官大隊”本部、“特訓班”本部、“東南分團”團部都設在這裡。監獄用房由強占的民房經改造而成。分布在上周田和下周田兩個自然村。整個上下周田監獄現有儲存完好的祠堂、大小房間13間、包括上、下周田監獄（即囚禁1、2、3、4、5、6個中隊及女生隊的監房）、大禮堂、太平間、“七君子”囚室、“軍官大隊部”、“特訓班”本部、張超辦公室、隊長室等，占地面積30餘畝。特務頭子張超及下屬特務隊長、中隊長、區隊長都駐紮在這裡。解放後，相關文物保護部門對周田舊址進行了保護、維修。[ii]
在集中營裡，她下身潰爛動彈不得，特務們把她隔離到醫務室的一間房子裡，不給治療，也沒有人照料。因為自己不能起床，大小便不友善，醫生見她可憐，就在她的床闆上打一個洞，讓她把大小便從洞中拉出，任其流到床底下的盆子裡。即便到了這步田地，特務們還逼她悔過自首，對她說：“你都這模樣了，還不悔過自首？你若答應，我們馬上給你看病！”她說：“我沒有罪，有罪的是你們這些豬狗不如的東西！我的身體雖然被你們玷污了，可我的靈魂始終是幹淨純潔的！”
特務的威逼沒有動搖她的信念，她依然堅持鬥争，利用各種機會聯系被捕的新四軍戰友們，傳遞消息，鼓舞戰友們越獄信心，并說：“隻要我的心還在跳動，就決不停止對敵人的鬥争！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革命的勝利不可能是等待來的。”被捕的新四軍戰友們，看到曾經朝氣蓬勃、健壯美麗的她被敵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義憤填膺，悲痛萬分，在獄中黨支部的引導下，團結一心，提出抗議，要求監獄當局送她到醫院治療。
在醫院裡，醫護人員為她精心治療，使她的病情有所好轉。當時，有位名叫甘玉珍的護士非常同情她，願為她逃離虎口出力，備足了路費和化裝的衣物，還找到一張路線圖，要她越獄後經玉山，到江山縣去找一對教師夫妻，然後由他們聯系，送她回新四軍。不料，監視她的叛徒、女特務識破了她有出走的意圖，她被重新帶回集中營，而甘玉珍和江山的那對教師夫妻也都被捕入獄了。
随後，病情惡化的她可能意識到自己已經很難走出這人間地獄的集中營，一準許備秘密越獄的戰友前來看望她，她擔心自己的病體會拖累戰友，深情地對大家說：“不要管我了，你們快走。請轉告黨組織，雖然我還是個青年黨員，經受的鍛煉和考驗還不夠，但我的心，至死也想着黨啊！你們出去以後，把我的遭遇告訴大家，要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為我和千千萬萬死難的戰友報仇！”遂将名字改為“周林”[iii]，在心間珍藏起了至今還讓人們動容的一段愛情。
為什麼會叫“周林”？是因為一位叫周山的新四軍戰友。
周山，原名周中奎，1917年8月22日出生在浙江省定海縣（現普陀縣蘆花鄉），1937年參加新四軍，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46年11月24日在高郵周家垛遭遇蔣軍襲擊，不幸英勇犧牲，時年29歲。[iv]
在中國抗戰史上，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抗戰熱潮席卷全國，人們愛國熱情高漲，紛紛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由上海煤業勞工組成的淞滬戰場救護隊，在民族資本家劉鴻生的資助下，完成了淞滬戰場上的救護工作和四千多名傷兵的轉運任務；此後，他們又傳奇般地将散布于江南六省的數千名紅軍遊擊隊員接送到皖南，為新四軍建軍作出了貢獻。[v]
施奇與周山相識于上海煤業救護隊，他們與紅十字會一道乘坐曾經運煤的卡車奔赴前線，在槍林彈雨中将一個個的傷員運往後方醫院治療。愛國的情懷與青春的熱血讓兩顆年輕的心在硝煙彌漫的環境裡，互相深深吸引了對方。上海失陷後，救護隊分成兩部分南下，于1937年12月中旬到達屯溪篁墩會合。這時，救護隊工作和生活都成了問題，出路方向也有些渺茫。救護隊上司想把大家帶去延安參加八路軍，一些混進來的投機分子見縫插針，想以煤業隊的力量作為資本，去參加國民黨第三戰區傷兵管理處，以此達到個人升官發财的機會。
在此情況下，救護隊展開潔淨思想的學習與宣傳活動，施奇與周山為對戀人是以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仰，在與同志們一起互相勉勵鼓舞的同時，日漸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周山的豪爽、能幹，無所畏懼，施奇的質樸、善良，踏實肯幹，革命的雨露默默地滋養着他們對于對方的傾心。
1938年，救護隊在把傷員運送到南昌等後方基地後，準備開赴延安參加八路軍。就在此時，他們從報紙上和群衆傳言中得知新四軍移駐江西南昌的消息，這意味着他們可以就近參加新四軍，并将汽車及其他物資一并交給新四軍了。3月9日，救護隊108名隊員莊嚴宣布集體參加新四軍，25輛汽車也編入新四軍的戰鬥序列，施奇與周山就此走上了光明大道。周山任軍部軍法處幹事，施奇進了教導總隊學習。因為兩人身上都有一股不服輸的幹勁，時時處處都想着争當先進，都想把工作往前幹，很快便受到了首長與同志們一緻好評，而他們心中的愛情之花也是以悄悄綻開得更加絢麗。
那麼，就結婚吧。周山想要對施奇做這樣的表白，但他又知道這不可能成功，原因是：部隊規定幹部結婚3個必備條件，年齡滿28歲、軍齡滿三年，而且還得是團級幹部，他和施奇條件顯然都不夠。皖南事變前夕，部隊安排周山提前北上。周山對施奇說：“這一别，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相見……我們結婚吧！”清楚部隊紀律的施奇并沒有提及那3個必備條件，隻是說：“等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老家，在父母身邊結婚多好啊！”就這樣，一對戀人分别了，但他們的心卻是以貼得更近。
1942年6月8日深夜，施奇一息尚存，國民黨幾個特務，把她擡到雷公山麓。在那裡，他們為她挖下了一個坑，然後将她推了進去，将她活埋了。泥土落在她的臉上、身上，她默默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周林”，沒有為人們留下一句話。但當她被泥土完全埋沒後，特務們卻看見，她在地下像一團生生不息的火焰在運動，緻使掩沒了她的泥土也輕輕地動了起來。特務們不死心，有些害怕地上前用腳死力踩壓泥土，直至泥土完全沒有了動靜。
一個風華正茂的20歲姑娘，就這樣壯烈地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噩耗傳來，周山痛心疾首，立誓要為施奇報仇，更加英勇頑強地投入戰鬥。1946年秋，新四軍北撤，周山奉命留蘇中堅持鬥争。此時，周山擔任蘇中區黨委的社會部副部長兼蘇中行署的警察局長。10月初，地委所屬高郵、寶慶等縣相繼失守。11月24日，周山在國民黨軍隊重點“清剿”的高郵界首區周家垛部署反“清剿”的鬥争中，遭國民黨二十五師兩個連和“還鄉團”三路襲擊，打光手中最後一顆子彈後，縱身跳入滔滔大河，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周山，江蘇省陸域地理幾何中心，因其地處裡下河地區蘆葦蕩與旱地交界處，而成為當年我在高郵上司廣大人民進行革命鬥争的重要地區之一。這片紅色熱土到處流傳着人民子弟兵英勇殺敵和廣大人民擁軍支前動人事迹和革命歌謠。在這裡，粟裕、葉飛、姬鵬飛、惠浴宇等老一輩革命家曾經開展革命鬥争。周山，因為周山，成為今揚州地區唯一以革命烈士命名的鄉鎮。
英雄的名字在此成為了地名，1985年清明節，周山鎮擴建周山烈士陵園落成，當地在周山烈士廣場舉行了隆重的揭碑典禮，共5000多人參加。如今，在這片紅色熱土上，人們分明看到了東湖畔那道美麗的風景——年輕漂亮的20歲女孩施奇在微微地笑。而她當年經曆的上饒集中營，早在1955年就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園，成為了革命先輩與敵人鬥争的曆史教材。“杜鵑花”的愛情永不凋謝，是人名、是地名，更是精神。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周山犧牲前，曾這樣寫信給自己的隻有十五六歲的弟弟周中昭：“敵人打來了，祖國在危亡中，我們應該拿起武器去進行鬥争！鬥争當然會遇到生死問題，但為了抗戰，死又何惜！反之，糊糊塗塗活着，又有何意義！”周中昭後來因為哥哥而參軍入伍，深得粟裕的喜愛和器重，成為了我軍偵察情報工作密碼破譯專家。1978年9月12日，時任安徽省軍區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的他因勞累過度，心髒病猝發而不幸逝世。時年55歲。
革命的愛情即使稍縱即逝，也會成為永恒。“杜鵑花”永不凋謝，是人名，也是地名，更是精神。哥哥，嫂子，弟弟；軍人，愛情與親情，戰鬥與事業，前仆後繼，生生不息。
本文根據相關資料編寫，圖檔亦來源于網絡，感謝原作者！
[i]《施奇烈士銅像成東湖畔一景》，南湖晚報，2015年08月21日；
[ii]上饒集中營舊址官網；
[iii]崔向華《周山烈士鮮為人知的故事》，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2018年05月23日；
[iv] 居繼華《緬懷周山烈士 弘揚革命精神》，高郵日報，2016年08月31日；
[v] 劉燕如《神秘的“上海煤業救護隊”》，上海灘雜志，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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