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并不是在感恩元朝，隻是在承認元朝曾經确确實實作為中原正統而存在，這也是他後來讓人修元史，将忽必烈放入帝王廟的一個原因。
朱元璋不僅是一個天生的軍事家，同樣也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
他之是以能夠一手開創明朝，是因為他在1352年的時候去了濠州投入了紅巾軍，紅巾軍是什麼性質的軍隊？
紅巾軍具有宗教性質，起兵口好用的也是“彌勒降生，明王出世”，朱元璋的起家資本說到底也是紅巾軍。
可是，當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後，他對紅巾軍采取了什麼态度？他将信仰彌勒教的人斥為“妖人”，也将紅巾軍視為“賊軍”。
朱元璋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了，他的政治立場也不同了，是以對待彌勒教和紅巾軍的态度才會不同。
他自己當了皇帝，總不可能希望别人再一次利用宗教來造自己的反吧？是以，他才會不遺餘力地出手打壓彌勒教，将彌勒教定位邪教，那個曾經讓他俯首稱臣的“小明王”韓林兒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他這麼做符合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更容易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
朱元璋對待元朝的态度，實際上也類似于他對待彌勒教和紅巾軍的态度。
他知道如果繼續像紅巾軍一樣用宗教作為政治口号的話，那麼他自己所有的努力隻會白白便宜了别人，給别人做了嫁衣。
是以，他在謀士的幫助之下想出了一個更具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驅逐胡虜，恢複中華。
這個口号相比起紅巾軍的“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不僅更具有現實意義，也對朱元璋後來整合各方力量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可當他在南方整合了所有能夠整合的力量北上的時候，元軍的實力仍然不可小觑，北方被“夷狄”占據多年，他想要用最快的速度吞并北方并且消化的話，便不得不對自己的政策作出調整。
是以，他在《谕中原檄》中一邊說要“驅逐胡虜，恢複中華”，一邊又說“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為的便是消除北方民族對明朝的抗拒之心。
隻有這樣，他才能盡快消化新占領的地盤，進而鞏固自己的統治。
不僅如此，朱元璋後來确實也說過“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将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這樣的話。
他真的是在“感謝”元朝對自己的生養之恩？當然不是，他從小生活貧寒，吃不飽也睡不好，父母死了連塊安葬的墳地也沒有，為了生活還得當和尚當乞丐，他對元朝哪有什麼感激之恩呀！
對于元朝，朱元璋是又罵胡虜又罵夷狄的，不僅沒有感激，恐怕隻有恨。
他之是以說“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并不是在感恩，隻是在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這是政治需要。
隻有承認了元朝的正統地位，他才可以說是元朝的氣運用完了，這下該輪到我了，他才能名正言順地接手元朝的地盤。
是以，明取代元是天命所歸。
既然是天命所歸，元朝治下之民，亦是明朝之民，你們當然得好好地維護天命了，可不能再像元末那樣造元朝的反了，你們得好好地順應明朝。
總之一句話，我朱元璋得國正也！不管是南人也好，是北人也罷，元朝氣數已盡，你們就别幫着元朝負隅頑抗了。
朱元璋之是以這麼說，除了是告訴所有人元朝氣數已盡，明朝是順天承命之外，也是在拉攏人心。
雖說元朝是以夷狄入主，但是國祚畢竟延續了近百年，是以從百姓到地主士紳都對元朝具有一定的歸屬感，尤其是掌握土地資源的地主階級和掌握筆杆子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劉伯溫便曾做過元朝的官。
百姓好忽悠，可是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卻精明得很，他們害怕朱元璋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是以在元亡之後以元朝遺民自居，對朱元璋和元朝愛答不理。
朱元璋草創明朝之後，手底下最缺的是什麼人？當然是能當官的讀書人，可是讀書人不搭理他，他能怎麼辦呢？
他一開始還好好說話，我以前也是元朝的百姓呀，也受了元朝的生養之恩，可是如今元朝氣數已盡，這才讓我建立明朝來救濟斯民，我又不是謀逆的什麼亂臣賊子，我是順應天命的！你們也應該如此呀！
他希望通過自己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轉而獲得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對明朝的承認。
隻可惜，當時還是有很多人不給面子，是以朱元璋才采取了更為極端的方式，我讓你出來當官你不當？我看你是活膩歪了，拖出去砍了！
朱元璋之是以會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說到底還是出于政治目的，一則是為了告訴所有人自己順應天命，得國之正；二則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接收元朝留下來的各種政治遺産，包括地盤和人心。
曆史上的每一次朝代更疊，無不如此，隻有承認了前朝的正統性，才能讓取代前朝的自己名正言順地處于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