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曆來非常重視人才問題。
在聯軍讨伐董卓與袁紹對話時，曹操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可見曹操對人才問題的重視與認識。
清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說“（曹操）其終強而奪漢者，居四戰之地，恃智恃力，而無河山恃之可恃以生驕怠也”。曹操之是以可以由弱小到強大，最終曹丕還奪取了漢江山，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憑借他自己和手下的集團全體成員的才能共同奮鬥。如果不是憑借人的才智和能力而憑借河山之險固，會出現袁紹那樣迅速敗亡的悲慘遭遇。
曹操剛起步的時候，就得到了家族的有利支援，夏侯氏的夏侯敦、夏侯淵；曹氏的曹仁、曹洪，曹真和曹休也不遠來投奔。
最初之際，曹操僅有小快根據地，兵微将寡，而曹操出身于為世人所不齒的宦官家族；為了充分發現、利用人才，曹操在自己隊伍中發掘人才的同時打破當時的門第觀念，提拔重用出身于社會下層的文人武士，争取中小地主階層的支援，并盡量利用投降過來的敵方人才。雖然當時發生了陳宮不滿曹操殺邊讓而勾結呂布叛亂的事件，可并沒有讓曹操放棄“唯才是舉”的方針。１９６年，曹操迎漢帝，成為東漢政府的代言人，有了政治上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士人不論是為了曹操而來還是為了恢複漢室而來，都不得不為曹操服務。建安十五年，曹操頒布《求賢令》，十九年再次下令，二十二年第三次頒布，這就是有名的求才三令。曹操的“唯才是舉”，反對兩漢以來奉行的“德行”和出身門第的傳統思想，對當時的社會思想具有很大的意義，當代有學者指出“标志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的大改革”。
後來曹丕為了登基，被迫向世家大族妥協，采取九品制，依靠世家大族的勢力來維持統治，同時大力壓抑曹氏兄弟，終于在曹、夏侯家實力派人物曹仁、曹洪、曹真、曹休、夏侯敦、夏侯淵、夏侯尚過身後大權不得不交到代表世家大族的司馬家族。
東漢末年的大亂，造就了全國性的人才流動，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人才要奪回失去的政治經濟特權，中下社會階層的人才則希望是以展現自己的才華，改變一向以來的地位。曹操身邊有以漢帝為首的東漢政府，實際上這就是曹魏政權兩面性的辨證統一，無論士人們主觀上是向漢還是向曹，在客觀上都是不能分開，演義上說關羽提出的“降漢不降曹”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說法。清朝人趙翼在談到荀文弱棄袁紹而投奔曹操時說“yu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于操而為之盡力，為操即是以為漢也。”，趙的說法不針見血指出了當時很多士人不得不為曹操服務的事實。曹操有“正統”的名分和地位，也有唯才是舉的正确方針，具備了其他軍閥無與倫比的優勢地位，他在為社會中下階層人才打開政權大門的同時也注意選用世家大族，避免了人才的片面性，是以其人才陣營中不但數量多，而且品質高。
曹操的人才中，從老兵中提拔于禁、樂進、典韋等将領，從敵方投降過來人才中起用張遼、徐晃、張邰、陳琳、賈诩等人，從地方豪強中起用李典、李通、許褚、藏霸等，從東漢政府中小官吏中提拔荀文若、荀攸、王郎等，從普通士人中起用郭嘉、程昱、劉晔等。這些人才都是曹家大廈的頂梁柱，為曹操立下了汗馬功勞。
曹操的唯才是舉，舉的都是對自己有利的人才，他所不看中的德，也不是忠誠等基本的德行，而是漢儒生所宣揚的“三綱六紀”等。而政權的主要權力所在——軍隊，一直抓在曹家、夏侯家核心大将手中，是以外姓的大将張遼、徐晃、張邰、于禁、樂進、李典等人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發揮。而曹操對自己的政敵，一向毫不手軟，連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荀文若也不放過，是以曹操一直為後世士人所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