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陸志成在《蘇東坡與颍州》一書中的所言，薦福寺是颍州最大的寺院。因為這個原因，張方平去世後，蘇轼聞訊在此寺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更為巧合的是，蘇轼病逝于常州時，其弟子張耒聞訊後也是在此舉行了祭奠儀式。
也許是對蘇轼的感情太深，亦或是當地人過于感念這位曾經的太守，他們紛紛來參加祭奠儀式，因場面太過盛大，而遭人舉報，張耒被貶斥。他如同其師蘇轼那樣，也被安置在黃州。
阜陽生态園内西湖邊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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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方平對二蘇有知遇之恩，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朝廷派張方平以戶部侍郎出知益州，他的到來迅速安定了當地民心。張方平在益州所做出的業績，被蘇洵寫入《張益州畫像記》中，該記第一段記叙的就是皇帝派張方平平定謠言之事：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謠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
無處停車的小巷
張方平在成都任知州期間，以為國家發現人才為己任，他在此任上所發現最重要的人才就是三蘇。對此，他在給蘇洵所撰的《文安先生墓表》中寫道：
仁宗皇祐中，仆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蘊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于海源也，委迤，其無間斷也。
張方平覺得蜀地乃奇異之地，必有高賢存在，但是他卻沒有發現這樣的奇士，有人告訴他眉山有位叫蘇洵的人就是他所找的奇士。張方平向對方了解蘇洵有何奇異處，對方做了概括性的叙述。
這一帶果然稱為大寺
，他發現此人知識淵博，所寫文章極有氣勢，讀上去有如滔滔江水。張方平覺得像蘇洵這樣的人，埋沒在西南邊陲實在可惜，是以他建議蘇洵到京城去發展。但張考慮到要讓京城文士認識到蘇洵的價值，必須要有一位大人物來推舉，于是張方平想到了歐陽修。其實張方平與歐陽修因為舊案結怨，久不通問。但是張方平能夠站在舉薦人才的角度盡棄前嫌，他主動給歐陽修寫了封信，請他關照蘇洵父子。
果然如張方平所料，歐陽修十分欣賞蘇洵之才，在他的推舉下，蘇洵在京城有了很大的名氣，很多人都讀老蘇的著作，以至于社會文風為之一變“因以書先之于翰林歐陽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争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文安先生墓表》）
其實當年張方平不隻是重視蘇洵，他對蘇洵二字也同樣很欣賞，《宋史·張方平傳》中稱：“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轼、轍，深器異之。嘗薦轼為谏官。轼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轼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
資福寺山門
張方平是怎麼發現蘇轼和蘇轍的呢？其實這本于蘇洵的推舉。原本張方平想推舉蘇洵在成都任學官，但因朝廷強調科舉出身，他的推舉未能成功。那時蘇洵已年近五十，他覺得再走科舉之路有些過了年紀，于是他努力為兩個兒子争取前途。為此，他第一次給張方平寫信時，就大力舉薦兩個兒子：“洵有二子轼、轍，龆龀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于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于其間，讀盂、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于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遊，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于世，誓将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複為湮淪棄置之人。”（《上張侍郎第一書》）
蘇洵先說其二子讀書刻苦，且聰明異常，在他們幼年之時讀到孟子和韓愈之文就能模仿那種文氣，一天寫出幾千字，他覺得這樣的人才當然要為國家服務。他很希望兩個兒子能考中進士，為此，蘇洵向張方平提出請求：“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将使轼、轍求進于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正因為有了張方平的舉薦，三蘇才得以結識歐陽修，在歐陽修的推舉下，人們方認識到三蘇之才學，而蘇洵自薦二子并非是出于偏私。二蘇在參加科舉考試時，蘇轼考中三等，蘇轍考中四等，當時一等和二等乃是虛設，他們的成績果然不負張方平的推舉和歐陽修的揄揚。
恰好無人管理
更為難得的是，因為烏台詩案，蘇轼瞬間跌入了人生最低谷，在此極其艱難的時刻，張方平挺身而出，盡全力予以解救。
元豐二年（1079）七月，禦史李定等人以謗讪新政之名将蘇轼關進監獄，此時張方平已退休居住在南都，雖然他看過七旬，他給朝廷寫了《論蘇内翰》之章：
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轼，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轼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于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由是材譽日著。轼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轼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轼僭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态。但陛下于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于一蘇轼，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
張方平說蘇轼乃天下之奇才，這樣的人可能在寫奏章時敢于直抒胸臆，但此前他并沒有因為勇于直言而受到皇上的懲處，人們都感佩皇帝的寬仁。想來他此次獲咎之故，又是因為說話太直率，張方平希望皇帝能夠考慮到蘇轼的大才，不要将其重判。
資福寺大雄寶殿
因為張方平的這封奏章寫得太過直率，以至于南都官吏不敢轉呈，于是張方平就派兒子張恕前往開封到登聞鼓院投書。張恕到達後猶豫再三，不敢投書，後來蘇轼出獄後讀到了奏疏副本，為之驚色。因為張方平太敢說話了。
雖然蘇轼免得一死，但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與此案相關的人也受到處罰，比如張方平被罰銅三十斤，司馬光等二十人被罰銅二十斤。罰銅三十斤者僅兩人，張方平為其一，可見，他是受蘇轼案罰金最多者之一。另外張方平的女婿王鞏（字定國）被貶為賓州酒鹽稅，賓州即當今之柳州，此亦荒僻之地，王定國在此備受煎熬：“貶海上五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王定國詩集叙》）
蘇轼十分感激張方平一家給予他的幫助，但是王鞏受到這樣的懲罰令他深感不安，當王鞏離京赴貶所時，蘇轼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閡。每念及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大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發蒂芥，然後知定國為可人，家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發廁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與王定國四十一首》）
告示欄
王鞏受其連累被貶到蠻荒之地，此事令蘇轼十分歉疚，在以後的歲月中，蘇轼多次前往南都探望張方平，以此表達他的感念之情。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二日，蘇轼在颍州知府任上聽聞到張方平去世于南都，于是他立即給王鞏回信，以此表達哀悼之意：
辱書，驚聞樂全先生薨背，悲恸不已。元老凋喪，舉世所痛，豈獨門下義舊。雖壽祿如此，而吾侪不複見此師範，奈何！奈何!方欲乞移南都，往見之，今複何及！尚賴定國在彼，差慰其臨沒之意。聞屬纩之際，猶及某與舍弟，痛哉!仰惟寬懷，且助厚之，迷中幹後事也。執筆，怆塞不次。（《與王定國七首之二》）
王鞏給蘇轼寄去了訃告，蘇轼收到後十分悲痛，他覺得像張方平這樣的國家元老離世，不隻是門生弟子們悲痛，世上的人都為之痛心，因為世人失去了一位楷模。蘇轼說他正在要求到南都任職，以便時常去拜見張方平，未曾想他的計劃還未實作，老先生已駕鶴西去，好在老先生去世時有王鞏在身邊照顧，這讓老先生在故去前不覺得孤單。更讓蘇轼感念的是，張方平在去世前仍然囑托身邊人要照顧蘇轼、蘇轍兄弟，得此消息更讓蘇轼悲痛不已。
規劃圖
因為有官在身，蘇轼不能自行前去吊喪，于是他就在穎州薦福寺搭建了靈堂，于此祭奠張方平。蘇轼寫了三篇祭奠之文，他在第一首中寫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
蘇轼說他十分感念張方平的舉薦之功，如果沒有張方平，就怕難有蘇氏兄弟後來的名揚天下。是以他在第二首祭文中寫道：“我遊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
蘇轼說他做張方平的門下士已有38年之久，在此期間受到過張的許多關照，近15年間，蘇轼六次路過南都，其中五次都去拜見過張方平，每次相見，張方平都會對蘇轼淳淳教誨。遺憾的是，蘇轼聽聞到張方平故去後，卻不能前往祭奠“斂不拊棺，葬不執绋”，這令他“我愧于胸”，但蘇轼說：“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
前院
蘇轼是在十二月十一日用自己的俸祿在薦福寺搭建了高大靈堂，當天他又重新書寫了一篇張方平在元豐三年（1080）為蘇轍所寫之詩，蘇轼在《題張安道詩後》中寫道：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屬纩，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禅院，錄此詩留院中。
對于此詩的背景，洪邁在《容齋随筆》中寫道：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甯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谪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别，張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挂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複見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侄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于一死一生，卷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井亭
洪邁說張方平在四川時就十分欣賞三蘇的才學，熙甯年間，張方平在陳州南都做郡守，招蘇轍做其幕僚。元豐初年，蘇轼被貶到黃州，蘇轍被貶為監筠酒稅，蘇轍與張方平先别時，張悶悶不樂，于是寫下了這首詩。幾年之後，蘇轍被召還回京，在南都再次見到張方平。到元符末年，蘇轍自龍川回許昌，在蘇過那裡看到了蘇轼所寫的《題張安道詩後》，此時距張方平去世已過十年，蘇轍流淚不止。為此，他又追和了一首詩。洪邁說這兩首詩寫得都很深情，讀之令人感動，于是他借機批判當今之人太過刻薄，受人恩惠後，轉眼就像不認識一樣。他覺得像蘇轍這樣忠厚之人，真應該受世人膜拜。
由這段記載說明了無論是蘇轼還是蘇轍，他們始終感念張方平所給予的幫助，直到張方平逝世十年後，隻要讀到相關之文，蘇轍都會流淚不止。由此也間接地說明了蘇轼在颍州時聞聽到張方平去世的消息是何等之哀傷。
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卷五中載：“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颍州，于僧寺舉挂，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為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井圈
颍州薦福寺的另一場重要祭奠，乃是張耒為其師蘇轼所辦。張耒在十八歲時到陳州遊學，受到蘇轍賞識。熙甯四年（1071），他得以谒見蘇轼，受到了蘇轼的看重。蘇轼在儋州時給兒子的信中寫道：“秦少遊、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遊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餘遊，同升而并黜。”
在蘇轼看來，秦觀、張耒的文采那時已是天下第一，已經沒人能超過二人的水準，此二人的文采各有其獨特性，他們都拜蘇轼為師，故也受到了連累，與蘇轼同升同降。蘇轼所提到的這兩位文學大家與黃庭堅、晁補之并稱為蘇門四學士，是蘇門學派中最有成就者。《宋史·張耒傳》中寫道：“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于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肴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
蘇門四學士中以張耒活得最久，當蘇轼、蘇轍、黃庭堅、晁補之相繼離世後，他成為了文壇盟主，很多士人拜其為師，張耒也努力教誨後輩。
鋼筋封堵
對于其履曆，《宋史·張耒傳》中說：
弱冠第進士，曆臨淮主簿、壽安尉、鹹平縣丞。入為太錄，範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讨。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谪監黃州酒稅，徙複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兖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複出知颍、汝二州。
對于張耒被貶的原因，《宋史》本傳中稱：“初，來在颍，聞蘇轼，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别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
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八月，張耒任颍州知州，他得知蘇轼已于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這令其十分哀傷。此前三個月，他還收到蘇轼的來信，已經得知其師從海南遇赦，傳回内地已過嶺南，不久即可相會。張耒聞訊後很高興，寫了首《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的詩：
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
此翁身如白玉對，已過千百大火聚。
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間毒烈計已誤。
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屦。
但他還未見到恩師之面，就聽聞到此訊，于是他在薦福寺搭起靈棚祭奠蘇轼。元祐六年（1091），蘇轼任颍州知州時，趕上天災，他想盡辦法平倉售糧救濟災民，故受颍人愛戴。是以張耒在薦福寺祭奠蘇轼時，當地很多人前來參加，為此被人舉報，張耒被貶為房州别駕，安置黃州。而黃州正是其師蘇轼被貶近五年之地。
可見颍州薦福寺與蘇轼有密切關系，但是這麼重要的薦福寺卻在今日之阜陽找不到任何痕迹。按照《東坡志林》卷十《紀聞》中所載：“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颍之外，無以娛餘者。而地近亳坡，物宜桧柏，自拱把而上，辄有樛枝、紐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寺兩桧，尤為殊絕，孰為使之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欤也。”
地藏殿
蘇轼說薦福寺内有兩株桧樹長得十分奇特，他時常來此觀覽。北宋劉敞與其弟劉攽曾在歐陽修知颍期間居住于颍州，他們的作品中多有談到薦福寺，比如劉敞有《雪後到薦福寺梅下》《登薦福寺山亭》《晦日自薦福院泛舟上女郎台》等詩，劉攽有《過薦福寺》《秋過薦福寺竹亭》等詩。可見當年的薦福寺乃是文人經常遊覽之地。
從詩句中可以推斷，薦福寺大緻位于颍州西湖東北側，與女郎台相鄰。那裡還有一座竹間亭，蘇轼也常到竹間亭雅聚喝酒，他作有《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贶陳履常》。
颍州西湖舊址位于今日之阜陽生态園内，我冒着雨在生态園内的西湖邊四處探看，于會老堂旁找到一片竹林，但竹林内沒有複建的竹間亭，故無法确認當年的薦福寺位于何處。既然當時有很多詩人寫明該寺在西湖邊，但是今天遺留的西湖水面已比當年大大縮小，故難以确認北宋時颍州西湖東北岸處在哪個方位。
我從網上查得阜陽老城區内有一座資福寺，此寺乃是阜陽曆史上最古之寺，我從《魚玄機詩補注》中查得《題任處士創資福寺》一詩：
幽人創奇境，遊客駐行程。
粉壁空留字，蓮宮未有名。
鑿池泉自出，開徑草重生。
百尺金輪閣，當川豁眼明。
此詩的注釋中稱：“現存資福寺有六：分布在湖南株洲、安徽阜陽、廣東海澄、山西平定、四川南充、福建莆田。未詳魚詩所述資福寺之所在。”
文保牌
魚玄機乃晚唐女詩人，從詩題中說明資福寺至少建立于此時，但無法确認魚玄機所說的資福寺是哪一座。
關于阜陽資福寺的建立年代，《大京九博覽·阜陽市篇》的“名勝古迹”一節中稱：“資福寺俗稱大寺，坐落在阜陽市大隅首西南部，是阜陽城現存的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的地上建築。”同時說：“資福寺始建于宋仁宗嘉佑（1056—1603年）年間，擴建于宋神宗熙甯（1068-1077年）年間。”
無論其始建年代和擴建年代，都已經趕上了蘇轼任颍州知府之時，同樣也趕上了歐陽修等大文人在颍州的時代，但是無論歐陽修還是蘇轼，以及上面提到的張耒、劉敞等一系列大文人，沒有一個人的作品中提到颍州資福寺。
木魚
那時的颍州城的面積比今天小得多，這麼多大文人不可能沒有去過該寺。故我推斷阜陽今日之資福寺，很有可能就是當年的薦福寺。是以，當我在颍州西湖舊址旁探訪完畢後，直接乘車前往資福寺一探究竟。
今日整天在下雨，司機說當地人都稱那裡是大寺，他把我送到了大寺附近，稱這一帶無法停車，結賬後司機離去。此時雨已漸小，我打着傘拖着沉重的雙腿走入小巷。走到半途時，看到大寺旅舍，看來當地人果然如此稱呼資福寺，也說明了該寺當年規模之大。
僧舍
眼前的資福寺山門很小，步入其中，先看到的是天王殿，殿門上螢幕顯示要全程戴口罩，我方留意到天王殿側旁有防疫簡易棚，恰好此時管理者未在，于是我趕快走入殿中。
穿過天王殿，後面即是大雄寶殿，雖然此刻雨已小了一些，但這裡的地面十分光滑，我小心邁着碎步向前挪動。向大雄寶殿内看了幾眼，感覺基本都是新近修複的。在此處的側牆上看到了資福寺規劃圖，感覺其原有面積比眼前所見大數倍。因為大雄寶殿後面僅餘一間地藏殿就到了院巷的後牆，這與大寺之名相去甚遠。
大雄寶殿側牆
無意間看到大雄寶殿的後牆有一口古井，此井用碑亭保護了起來，亭内的介紹牌上稱此為千年古井，并稱“資福寺宋代古井，堪稱阜陽彌足珍貴的重要曆史文物”。由此也說明了該寺确實在宋代就已存在，可惜說明牌上沒有寫東坡是否光臨過該寺。
該亭的正中就是那口帶有井圈的古井，向内探望，井口用鋼筋封了起來，但能看到井下的星星點點，仔細望之，又是信衆們投下的硬币。
右路回返
從外觀看過去，地藏地似乎也做過落架重修，其門前還立着省級文保牌，将資福寺的文保牌立于該處，似乎說明地藏殿是舊建築的孑遺。
繼續探看寺内的其他建築，在一個側院内，看到的是僧人所住之房，餘外未看到任何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