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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自述:我這一生最緊張的時刻

作者:紅星故事

作者:趙曉光

來源:《鄧小平的三起三落》

鄧小平自述:我這一生最緊張的時刻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兩頭的敵人吸引到中間來,而我們的戰略反攻,實作了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首先過黃河,一下消滅敵人四個師部、九個半旅,旗開得勝,那氣勢是很了不起的。過黃河實際上就是開始反攻。

——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時的談話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髒在怦怦地跳!隻有我和(你)劉伯伯看了這份電報,看完後立即就燒毀了。當時,我們真是困難哪,但是,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中央,說半個月後行動。用十天作千裡躍進大别山的準備,時間已經很短了,但我們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當時,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

——鄧小平對子女的談話

1947年3月,蔣介石将全面進攻解放區的戰略改變為重點進攻陝北、山東解放區的戰略,其間,胡宗南率部攻占了延安。盡管這是一座毛澤東等故意留下的空城,蔣介石也滿心高興,乘飛機到延安的地面上站一站。他覺得占領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住過10年的地方,這本身從精神上就可以鼓起自己部隊士氣,而打落人民解放軍的士氣,連同進攻山東的戰況,蔣介石自以為是勝券穩操了。

可是,毛澤東不會白白讓蔣介石攻占延安,他也要派部隊到南京附近看一看。他決心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的重點進攻,就立即進入戰略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将戰争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于是,他選擇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擔任這一偉大的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劉、鄧率4個主力縱隊共12萬人,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從8個渡口,150公裡的地段強渡黃河。這種情景雖然和兩年後鄧小平等上司的渡江戰役規模比之為小,但氣勢也是“很了不起的”。頃刻間,國民黨賴以防守的“黃河戰略”即告破碎。蔣介石急忙趕到黃河南岸鄭州,調兵遣将,企圖迫使劉、鄧十幾萬人馬背黃河作戰。而劉伯承說:“此時不打,更待何時?”鄧小平則借古喻今:“我們絕不去學韓信。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我們隻能有一種選擇。為着人民利益,我們要生存下去,讓敵人去跳黃河!”于是,劉、鄧指揮部隊适時發起了魯西南戰役。

魯西南戰役,是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之戰。雖然國民黨軍調集了10個整編師、25個半旅,18萬餘人,又出動戰鬥機、轟炸機1500餘架次,但我軍以15個旅兵力,經過28天的連續作戰,殲敵4個整編師師部、9個半旅6萬餘人,迫使敵人先後從西北、山東、中原等地調集7個整編師、17個半旅馳援魯西南。進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東我軍粉碎敵人重點進攻的作戰。

據說,美軍顧問組魏德邁将軍離華前曾對蔣介石說:我看到共軍攻破了足抵“四十萬大軍”的東方“馬其諾防線”。他們連續28天的戰鬥,消滅了“國軍”9個半旅。說他們“西竄”,實際他們在南進,說他們“失蹤”,實際他們在反攻!這可以說是為劉鄧大軍做的“總結”吧。

鄧小平生前,雖然沒有像劉伯承那樣專門撰文回顧大别山革命鬥争的歲月,但卻多次談到大别山。可見印象之深,他說:

“大别山是一個戰略上很好的前進的基地。它靠近長江,東面一直頂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漢口,是打過長江的重要跳闆,敵人時時刻刻受到我們過江的威脅。往南一下就走一千裡,下這個決心,真了不起,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毛主席戰略思想的光輝。而這個擔子落在二野身上,整個解放戰争最困難的是挑這個擔子,是挑的重擔啊。不是說消滅敵人九個半旅是挑了重擔,主要的是撇開一切困難,堅持地挺進一千裡,挑的就是這個重擔。”

運籌帷幄,語出《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裡之外”。古語指統兵将帥在軍帳内對軍略作全面策劃,現泛指策劃機要。1947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訓示,劉伯承、鄧小平作出率部千裡躍進大别山的決策并付諸實施,生動地展現了毛澤東及劉、鄧運籌帷幄、決勝千裡的驚人膽識,顯示出他們高超的軍事謀略與娴熟的軍事指揮藝術。

審時度勢,經略中原的戰略計劃,早在1947年5月,就開始在黨中央、毛澤東與劉伯承、鄧小平及陳毅、粟裕、陳赓之間醞釀了。

劉伯承、鄧小平清楚地記得:5月8日,毛澤東為軍委起草發給自己的訓示電中就提出:為擊破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之敵,劉、鄧率部于6月10日前搶渡黃河,第一步向冀魯豫區與豫皖蘇區之敵進擊,第二步向中原進擊。同時,為在中原地區“長期立腳”,全軍應作充分政治動員,“使每個人明白政治任務,提倡吃苦耐勞、不怕困難”及作幹部、經費等項的充分準備。陳、粟所部準備于6月10日以後配合劉、鄧部大舉出擊。7月19日的訓示電中則決定:将陳赓、謝富治等縱隊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陝改為渡河南進。從戰略上協同西北野戰軍擊破重點進攻陝北之敵,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這時,堅守大别山區革命鬥争的地方武裝派出幹部來到魯西南介紹大别山地區各種情況,對此,劉、鄧極為重視,專門緻電中央軍委轉報上述情況介紹。一位老同志的日記中記載:“7月7日,鄭家莊。鄧政委說:楚毅同志從大别山來,你同陳鶴橋找他談談。因時間緊,一時陳未到,我先談起來。”

劉、鄧還清楚地記得:6月30日,劉、鄧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取得成功,随即發起魯西南戰役。未結束時,軍委訓示電又到了。指明:對羊山集、濟甯兩點之敵判斷确有迅速殲滅把握,則攻殲之。否則,立即集中全軍休整十天左右,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流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領大别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幾天後,兩點之敵被殲。劉、鄧遂依據軍委訓示電第一種情況,根據山東之敵不西進及自己部隊連續作戰,十分疲憊,急需補給等情況,準備全軍休整半個月,然後依托豫皖蘇,保持後方接濟,争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或有依托的逐漸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是,當時敵情很嚴重,特别是黨中央、毛澤東率小部兵力轉戰陝北,處境更為艱險。是以,軍委和毛澤東于7月29日電告劉、鄧等:“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赓),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緻陝北不能支援,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将增加。”

第二天,劉、鄧收到這封标明“4A”萬分火急字數較多的絕密電文,心裡十分焦急。他們聯想到黨中央7月23日電報中提出的方針,認為“确好”。經連日的“再三考慮”,“決心于休整半月後出動,以适應全局之需”。劉、鄧當即緻電軍委,提出:直趨大别山,先與陳、謝集團成犄角勢,實行寬大機動,準備無後方作戰。這樣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決心。40多年後,鄧小平還清楚地回憶道:“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講述這一情況時,還重複說:“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鄧小平,說這話時聲音都略帶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記留下了決策南征時有趣的細節:“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内的石榴樹旁,劉、鄧圍着一張地圖,時坐,時立,後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東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裡轉(一)樣?”“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趙家樓。就在這個村子天天同中央軍委毛主席通報,直到30日才決心直出大别山。”

7月30日,山東郓城以南趙家樓野戰軍司令部駐地,劉伯承、鄧小平召開各縱隊首長會議,此時,軍委7月30日訓示電也到了。電報指出:如你們決心直出大别山,決心不要後方,要開一次團長以上幹部會,除告以各種有利條件外,并設想各種困難條件,建立遠征意志。最好每連能發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圖,使一切幹部明白地理環境。确定征糧征稅辦法,方能解決大軍給養,等等。同時,亦應使陳、謝建立此種決心。會議進行得很熱烈。李達參謀長用木棍指點敵情标圖介紹目前軍情。劉伯承司令員拿着放大鏡凝視着地圖,鄧小平政委不時地提出一些問題,将讨論引向深入,劉、鄧兩個人還不時互相交談着。

8月1日是人民解放軍建軍二十周年的紀念日,是劉、鄧定下直趨大别山具體行動部署的日子。這一天,劉伯承傳達了軍委7月23日訓示電後說:我和小平同志一緻認為,我軍躍進大别山,是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我們的戰略任務,是我們考慮一切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随後又作了具體行動部署。鄧小平接着談到了毛澤東對這一戰略舉措估計的三個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準備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鬥争,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鄧小平要求大家從最困難方面着想,堅決勇敢地戰勝一切困難,争取最好的前途。我軍必須勇往直前,不向後看,堅決勇敢地完成這一光輝而艱巨的戰略任務。會後,各縱隊主要首長急忙趕回駐地,召集會議,傳達野戰軍會議精神及劉、鄧首長訓示。緊接着,各縱隊又召開師團主要負責幹部會議,研究各部隊的任務,準備在8月中旬大舉出擊。

但是,軍情緊急,水情嚴重,由于連日暴雨傾盆,黃河水位猛漲,尤其是蔣介石企圖重演炸黃河大堤,水淹我軍的舊劇。值此險象環生之時,劉伯承用“憂心如焚”四個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鄧小平也感到這時是自己一生中最為緊張的時刻。“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髒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劉、鄧身邊工作的同志難忘之日,是劉、鄧最後定下提前南進大别山決心之日。這一天早飯後,劉、鄧等野戰軍首長,在作戰室召集司令部有關處、科的幹部開會,研究下一步部隊戰略性動作。情報處彙報敵情,作戰處報告了幾天來部隊休整情況,并提出黃河水位猛漲對我軍威脅性增大,建議早下決心。對此,鄧小平非常重視,當即明确訓示:對于黃河水位變化情況必須随時掌握,及時報告、通報。

會議氣氛緊張熱烈,與會人員神情鎮靜,發言踴躍。許多人主張在内線打一仗或幾仗後再實施戰略進攻。有人主張按原計劃休整到8月15日,然後視情況而定。不過,大家都仔細觀察着劉、鄧首長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們速下決心、決策。劉、鄧看着大家讨論情況,簡短交談之後宣布暫時休會,讓大家進一步準備意見,午飯之後,劉伯承來到作戰室,當聽說鄧小平到三縱、六縱找陳錫聯等談話,并順便看黃河水位上漲情況時,他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便又像上午那樣仔細地察看地圖,詢問各方面情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劉伯承審時度勢,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鄧小平等再次前來會商,之後,劉伯承在作戰室嚴肅宣布:大軍南進,必須立即行動。機不可失,時不我待,要當機立斷,行動越早、越快越好。随後他闡明定下決心的依據和理由,并作了進軍部署。

在此期間,鄧小平不時地點頭。等劉伯承講完後,他馬上站起來說:“劉司令員的意見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們下決心不要後方,直搗蔣介石的心髒——大别山,逼近長江、威脅武漢三鎮和蔣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戰線從黃河邊向南推進到長江邊。古人說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我軍的戰略行動,必将迫使蔣介石調兵回援。這樣我們就能配合全國各個戰場的兄弟部隊,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徹底扭轉全國戰局。”為完成這一戰略任務,他強調三點,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從戰略進攻任務的要求,廣大指戰員要準備為實作這一決策付代價,做貢獻。二是要力避與敵主力糾纏和作戰,千方百計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勝利,三是進入新區作戰,要嚴守黨的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後,鄧小平目光投向李達,起草電報,向黨中央報告我們決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發預先号令。

正在這時,軍委連續來電,指明南進需付出較大傷亡、減員之代價,而無論起何種作用均需準備付出,但如能取得變化全局之作用,則付出此種代價更加值得,同時,出于關懷,又令劉、鄧部在現地休整補充10天,後又告訴至少7天不動。劉、鄧反複研究了軍委來電,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既定戰略意圖,特别是根據當時敵情、水情,遂決定提前出動之決心不變,因地制宜,果斷行事,按既定部署揮師南征。對此軍委連電答複:“劉、鄧決心完全正确”,“劉、鄧部署很好”,“一切決策臨機處理,不要請示。我們盡可能幫助你們”。千裡躍進的壯舉,戰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這樣在陝北的窯洞和華北農屋之中應運而生了。

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說過:“秘密和迅速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而兩者是以統帥“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軍隊能嚴肅地執行任務為前提的”。劉、鄧深知,進軍大别山的千裡征途河流縱橫,敵交通便利,易于機動,故應制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以保持行動的隐蔽突然,避免敵人及早覺察我戰略意圖,遂決定将主力分西、中、東三路南進,而蔣介石此時對我軍戰略意圖毫無覺察。反認為我軍連續作戰,疲憊不堪,傷亡較重,難以再戰,可能要北渡黃河“逃竄”。劉、鄧将計就計,以第十一縱隊和冀魯豫軍區部隊在黃河渡口佯動,造成我軍北渡聲勢,以暫歸劉、鄧指揮的華野外線兵團5個縱隊的少數兵力鉗制敵人,掩護劉、鄧主力南進。并以一部破擊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後由平流路西側南進大别山。以分散迷惑敵人。部隊動員時也嚴格保密,不暴露戰略意圖。

正當敵軍迷惑不解之際,劉、鄧率野戰軍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敵人未及完成的合圍圈,義無反顧地向大别山挺進。為極端保密,部隊不斷改變番号,有的僞裝成地方部隊,結果部隊行動10餘天,蔣介石仍未發現我軍戰略意圖,反認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戰,隻好向南“逃竄”。直到我軍突破沙河,蔣介石才如夢方醒,此時,有計劃地組織大規模攔截封鎖為時已晚,故隻好倉促布防。美軍顧問組對蔣介石誤判我軍戰略企圖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外軍戰史上,拿破侖于1813年曾兩次突然由德累斯頓襲擊布留赫爾,結果均未收到預期結果,不僅浪費時間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頓幾乎陷入險境。可見,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并非總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克勞塞維茨看來:“要在戰争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積極地活動,迅速地下定決心和進行強行軍。”

狹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劉、鄧率十幾萬人馬以排山倒海之勢,開始向敵遼闊空虛的戰略縱深疾進,指戰員們跨隴海鐵路,渡黃泛區,突破沙河。這一突然的戰略之舉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鋼刀,直插大别山這一敵之戰略腹地。23日,當劉、鄧率野司和六縱進到汝河北岸時,發現敵先我到達汝河南岸,占領渡口,在飛機配合下截斷我軍去路。此時,尾追之敵距我軍後衛僅30公裡。

劉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風格,高聲說:“自古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們要從敵人的陣地上打開一條血路沖過去!”鄧小平接着說:“千鈞一發啊!現在除了堅決打過去以外,沒有别的出路。橋斷了,再修!敵人不讓路,就打!過不去或轉回去,就完不成黨中央和毛主席賦予的戰略任務!是以,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和犧牲,堅決打過去!”在劉、鄧親臨指揮的鼓舞下,指戰員們浴血奮戰,終于在天亮前突過汝河,從敵人防禦陣地中殺開一條通路。這時,劉伯承判斷:敵肯定要在汝、淮之間阻攔我軍,企圖使我功虧一篑。是以,部隊不應戀戰,要搶先渡過淮河。鄧小平提出,由他指揮阻擊尾追之敵,李達參謀長指揮渡河,劉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揮進入大别山的部隊。劉伯承說:“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行。”結果,搶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劉、鄧率軍進入大别山區。

劉、鄧率部千裡躍進大别山的成功之舉表明:“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的刀刃。”劉鄧大軍這把寒光閃閃的利劍,此後就一直高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的頭上!這裡,有幾件小事也反映了千裡躍進大别山的艱難困苦。一是劉、鄧接到黨中央、毛澤東急電,定下千裡躍進大别山的決心後,為了輕裝,炸掉了重炮和繳獲的美式吉普車。二是過汝河時,鄧小平一直站在汝河邊指揮部隊盡快過河,天上飛機不斷轟炸,縱隊首長一再催促他先過河,可他還是堅持等大部隊都過後他才離開。過河時,警衛員由于慌張,不慎把鄧小平的行李掉進水中,撈上來時,粗布被子已經被染得一塌糊塗。鄧小平則安慰警衛員說:正好,以後可以當花被子蓋了。

三是過淮河時,劉鄧大軍冒險涉過淮河,剛剛走出5裡多路,追兵就趕到北岸。不料河水已經暴漲,數十萬國民黨官兵無法想象劉鄧大軍怎樣涉渡,隻好望河興歎。原來,劉、鄧涉渡淮河時,恰好是兩個洪峰之間,空過時間約20個小時以内,他們是抓住這個空隙之間過去的。劉、鄧是先洪峰即将到來而過河的。而追兵趕到,恰好是洪峰到來,也許是天造地設,鄧小平诙諧地說,這是“天老爺幫了一個大忙”。

說到搶渡黃河和進軍大别山,很多畫冊常用這兩幅照片:一是船工們在黃河岸邊撐着船,船上坐着渡河的指戰員。二是指戰員乘坐馬匹,涉過遍地積水泥淖、淺則及膝,深則及臍的黃泛區。兩張照片均為夜間拍攝,圖像還是十厘清晰,但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種緊張、秘密的氣氛。

初入大别山的鄧小平馬上就提出這樣響亮的口号:

“今後的任務,是全心全意地義無反顧地創造鞏固的大别山根據地,并與友鄰兵團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筆者曾結識一位老人叫郭汝瑰,劉鄧大軍挺進大别山時,他擔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軍銜至中将,劉鄧大軍進軍西南時他在四川宜賓率部起義,後來擔任四川黃埔同學會會長。并加入中國共産黨。他稱筆者與他是“忘年交”,他來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筆者曾去探望他,并通過他認識了另一名國民黨軍進階将領宋希濂。

大型文獻紀錄片《鄧小平》曾采訪郭汝瑰,了解國民黨方面當時對我軍挺進大别山的反應和淮海戰役中的一些情況。于是,他對劇組人員講道:“劉伯承、鄧小平他們進軍大别山呀,那是縱井救人,跳到枯井裡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險的事情,是以那劉、鄧是最危險的了。進去,他本身是個危險的事情,他敢幹,他一進軍大别山,就把整個狀況都變了。(國民黨)所有人馬,大别山分一部分,國民黨的部隊都分散了。”

劉鄧大軍迅速挺進大别山區,直接威脅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蔣介石急忙調集了33個旅進行全面“圍剿”,大别山區的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1947年8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聯名下達了訓示,指明今後的任務是建立鞏固的大别山根據地,全部控制中原。鄧小平堅定地表示:“我們絕不再走。我們的口号是與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獲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縣北向店,向野戰軍直屬隊連以上幹部作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這一天,天氣炎熱。鄧小平站在一張方桌前,桌子上沒有講稿,連提綱也沒有,隻有一把水壺、一隻水碗和搭在上面的衣帽。但是,鄧小平深入淺出的報告内容,通俗易懂的講解,使周圍席地而坐的幹部們發出會心笑意。他一語中的:我們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戰略任務的第一步,把蔣介石逼退了一條線。這是蔣介石戰略上的失敗。接着,他簡明扼要地分析了堅持大别山區鬥争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并提出目前的具體任務。

鄧小平自述:我這一生最緊張的時刻

鄧小平慷慨激昂地講道:重建鄂豫皖解放區的任務十分光榮,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頁!我們的決心十分堅定!解放區一定要建立起來!困難一定要克服!共産黨的特點是越困難,越有勁,越團結!我們要有信心克服困難!

“我們一定要站住腳,生下根!”鄧小平最後以有力的手勢,結束了報告,指戰員們報以熱烈掌聲。一位記者抓拍了一張照片,留下了這珍貴的曆史瞬間。

9月,劉鄧大軍在商城、光山兩縣連打三仗,将國民黨南線機動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鑒于敵軍的分進合擊,實行包圍,10月,劉、鄧以兩個旅僞裝主力留在北麓與敵周旋,以主力7個旅趁機前出鄂東,在敵情嚴重,供給困難的情況下,先後發起張家店、高山鋪戰鬥,開辟大别山根據地。劉、鄧率部在大别山區的英勇行動,不僅使武漢三鎮一日數驚,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脅。國民黨統帥部判斷,劉、鄧部“有向九江渡江進攻之勢,斬斷長江,重建早前的赤區。”遂設立國防部長白崇禧兼主任的“國防部九江指揮部”,“指揮部隊沿江守備,以鞏固江防,後偵知二野無此企圖,乃是一場虛驚”。但是,敵軍為鞏固平漢路,確定長江大動脈,仍集中33個旅的優勢兵力,以肅清我軍為目的,于11月27日開始對大别山展開全面圍攻。

一時間,大别山區上空戰雲翻滾,“清剿”與反“清剿”大戰一觸即發。千裡之外的毛澤東和身臨前線的劉、鄧敏銳地意識到:大别山根據地能否建立、鞏固,關系極大。于是,劉、鄧決定分兵!鄧小平率野戰軍前方指揮所,指揮三個縱隊并結合軍區武裝,在大别山區内線進行小規模戰鬥和遊擊戰争,繼續有力地牽制敵軍;劉伯承率中原局、野戰軍後方機關并指揮第一、第十、第十二縱隊,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漢地區展開,擴建根據地,并配合陳、粟野戰軍和陳、謝兵團在外線殲敵。劉在淮西指揮全局。

劉、鄧曾為誰率部堅守大别山有過争論。顯而易見,在敵重兵圍攻,地形、供給都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擔,可謂是重中之重。是以,兩個人都堅持自己留下,結果,還是被鄧小平搶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劉、鄧兩人暫時分開了。鄧小平關切地對劉伯承說:“我到底比你年輕。我留在大别山指揮,你到淮西去指揮全局。”劉态度堅決:“警衛團都給你留下,我隻帶一個排就行了。”鄧小平曾這樣向中央軍委陳述:我及先念率指揮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揮各縱。李先念是11月27日與劉、鄧會師的,他生長在大别山區并在此上司過革命鬥争。楊國宇曾高興地說:“李先念對大别山情況最熟悉,我們可以不要地圖了。”分兵時,李達參謀長神情嚴肅地告訴有關人員:“劉、鄧分開行動,要保密!保密!”很顯然,李先念、李達是輔助鄧小平上司大别山革命鬥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這場鬥争,主要是我們政策對頭,包括軍事政策。”部隊初進大别山,地形不熟,語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戰經驗,并且無後勤供給。當地匪特造謠惑衆,說什麼:“劉伯承一個眼睛,現在兩個都瞎了,不能指揮我們,要失敗”;“劉、鄧要回四川,我們來送,将來怎麼回北方”;“劉、鄧在冀魯豫未來,用電台指揮”等等。上述情況使部分指戰員對建立大别山根據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産生了懷疑,出現了信心不足的右傾情緒和違法亂紀的現象。9月27日至29日,劉、鄧在光山縣磚橋鄉文氏祠連續3天召開旅以上幹部會議,史稱“王大灣會議”。又被風趣地稱為“安卵子會議”。

鄧小平在會上分析了全國形勢後說:“黨中央對我們這次行動的意義作了充分的估計。現在,我們不但儲存和進一步鞏固了原有解放區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戰争引向蔣管區,迫使蔣介石把戰線由黃河移到長江。同志們可以看到,中央這步棋下得多麼英明,多麼有遠見。”他話題一轉:“可是,我們有些人隻看到自己的艱苦,而看不到全戰場的新變化……”随後,劉伯承作了長篇講話,他号召幹部要“挺起腰杆站隊”。至今,有位當年給會議送水、洗衣服的老人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會議情況,開會時,首長們都蹲坐在地上,鄧小平講話時揮着手,很激動。會議開得很好。

關于“王大灣會議”的地點問題,有人在當地黨史部門聽到這樣說法,實際上,光山縣并沒有王大灣這個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灣。當時言稱王大灣開會,是為使會議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順利召開所采取的一種方式。這次會議使大家明确了堅持大别山鬥争和全國戰局的密切關系。堅定了克服困難的決心。進而成為堅持大别山艱苦鬥争的一個轉折。後來,鄧小平講:“特别在困難的時候,尤應鼓勵部隊堅決作戰,把敵人士氣壓下去,才能鞏固自己的士氣。大别山九月就有這個經驗。”很快,主力部隊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鋪等戰鬥的勝利。

不久,在主力逐漸北移過程,部隊中又出現了急于求戰的急躁情緒。“總想打個殲滅戰”。鄧小平回憶:“我們開了個會,我講的話,提出要避戰。因為那時打不得敗仗,一敗就不可收拾”。在他看來,大别山鬥争的勝利不決定于消滅好多敵人,而決定于能否實作黨中央、毛澤東戰略決策:付出代價站穩腳,站得住就是勝利。“一切為了站穩腳跟”。這樣,劉鄧大軍前抵長江,擴大了解放區,面對武漢等敵重兵盤踞的大城市,威脅國民黨統治,“這是個真正的勝利,前進一千裡的意義就在這裡”。

一位老同志在當年日記中這樣記下了鄧小平:“8月30日。鄧政委報告:我們已經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黃家灣,首長們住下後,出外散散步,他們一邊走,又好似一邊在想,部隊到一個新地方,地形不熟,敵情不明,擔心吃虧。鄧政委老看着那幾匹騾子,是否又要叫我們減少呢?10月21日。由洗馬畈起身,爬三角尖,馬不好騎,劉司令員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鄧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樹直向前沖。……劉、鄧很喜歡向這些老和尚問東問西;11月10日。開會,鄧政委先作報告,後劉司令員作報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興的和值得記載的是劉伯承、鄧小平與李先念會師了;12月10日李達參謀長找我說: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鄧政委、李副司令員向南,劉司令員向北,怎麼走,劉司令員知道;12月11日。到蘇家河西北之崔家坂。從此心照不宣,按名單有計劃地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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