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很多軍事曆史愛好者，可能都有這樣一個初步的印象，那就是自宋以後，中國軍人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正所謂“好鐵不撚釘、好男不當兵”。很多朋友也都将宋代之後，中原王朝的軍事羸弱歸咎于軍人地位的下降，但其實這隻是表象之一。唐宋之後，中國軍隊最突出的問題，其實是基層軍官的劣質化。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唐宋以來，随着國家軍隊規模擴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漸加深，軍隊的基層組織情況卻越來越糟糕。這背後隐含的原因，并不僅僅是軍隊職業化，以及監督缺失所導緻的腐敗化問題，還與基層社會的資源動員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關。兩漢之時，中央政府為了動員更多基層社會的資源，以察舉、赀選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納入行政管理體系之中（黎明钊《輻辏與秩序》），造成了整個行政體系的士族化傾向。整個國家的價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終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東晉門閥政治的産生。隋朝之後，中央政府大刀闊斧地以科舉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卻使得中央政府與基層社會失去了士族、豪族這一直接聯系，難以有效地動員基層社會的資源，而這一點恰恰是貫穿唐宋大變革的主線之一。
▲府兵制度的結構
具體在軍事制度上，中唐以後，随着地方社會資源的整合失敗，府兵制度再也難以維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鎮被迫組織起職業軍隊，如中央的神策軍、地方藩鎮的牙兵皆屬此列。但職業軍從本質上，與府兵及鄉兵是完全不同的。
漢代的征兵制與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動員地方豪強為基礎，來間接動員地方軍事資源的。漢代的這些鄉兵雖不是豪強的私家軍，但本身屬于地方上的自組織武裝自衛團體，而從中協調、組織的便是這些地方豪強。由于鄉裡、宗族規矩所給予的限制，這些地方上的自衛武裝往往會聽從地方豪強的指揮，而且自給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潰之際，這些建立立的職業軍隊伍，卻不會受到鄉裡各種非正式制度的限制，同時地方财政也難以支付贍養大量職業軍所需的軍費。(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
▲日本有許多出色的中國史學者，如谷川道雄、川雄義勝和宮崎市定等，對于中國中古史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研究與見解，圖左為谷川道雄
如柳宗元曾奏：“(中原藩鎮)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裡，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全唐文·卷754》)正是因為職業軍制度的這一特征，導緻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鎮頻繁反抗節帥；而在中和動亂潮以後，中央政府無力再給予這些藩鎮财政補貼之時，這些藩鎮就紛紛獨立，與唐廷劃清界限。（朱德軍《唐代中後期地方獨立化問題研究》）
▲河朔三鎮是最先進行“獨立化”的藩鎮
職業軍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訓練，但他們與指揮官之間的聯系卻更加薄弱。能否良好發揮戰鬥力，更加依賴于平日的訓練以及指揮官的指揮藝術。而且在宋代以後職業軍隸屬于國家，卻又往往因為監察困難而導緻軍隊的腐敗化，唐末神策軍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軍的腐敗化均是很好的例證。
▲當安史之亂發生以後，魚朝恩攜神策軍（當時尚為地方軍）入朝，從此神策軍轉化為中央常備軍
另一方面，基層軍官的整體素質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與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級指揮官常常與豪族相挂鈎，但在職業軍制度出現以後，指揮官與豪族出現了脫鈎。這一點從制度上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但卻存在着另一個問題，即平民出身的軍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宋代以後在民間興起的私學多由地方大族創辦，許多也是為宗族服務的宗族學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并不多。本來，若是這些大族子弟願意進入軍事系統，軍官的文化素養尚能保證，但這裡卻牽涉了另一個問題——即文武分途的問題。
文武分途其實是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在秦漢以後，長期維持一統，而偌大的疆域所發生的各類事項最終需要經過篩選彙集至中央，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務處理效率。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組織的部門化（這些部門與三公九卿的職能是對應的）。（吳宗國《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提出“科層制”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而科層制的關鍵在于管理體制中的橫向分科（部門）、縱向分層（上下級），而歐洲科層制的出現較之中國晚了近兩千年
唐代立朝之時，進一步繼承魏晉時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體方面，雖在階官上有文階、武階之分，但卻沒有嚴格的轉換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則任将、在朝則處理政務，“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體在職務上尚未劃分出文官與武官兩途的最佳證明。但職務分化不明确，卻阻礙了整個國家行政體系與軍事系統中效率的提高。
▲唐代的李靖也是一位“出将入相”的能人
現代生産理論強調分工，是因為分工确實能夠提高效率，文官專職政事、武官專職軍事，在理論上來說确實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時期的中央政府，較之前代與後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這是因為唐宋之際，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過大（即州的數量過多），導緻政務過于繁雜。在這種壓力下，三省六部制開始向政務處理效率更高的中書門下制轉型。其結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趨勢的發展。直到宋仁宗統治時期，負責處置西夏軍事事務的範仲淹以拒換武階為起點，文武官僚的職業正式出現分化，極少再彼此轉換。（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趙冬梅《文武之間》）
▲宋仁宗朝，西夏戰事爆發，而範仲淹受命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與韓琦一同處置西北軍務，因為謀略卓絕，被黨項人稱為“大範老子”。後來西北地區以堡寨為基礎所建構的彈性防禦體系最初也是由範仲淹所提出的
不僅如此，在宋代之時，官僚與軍人之間就已經出現了分隔，即軍人隸屬軍籍，而官僚歸屬于官僚體系。文臣對于武臣有時居高臨下，但包括文武官員在内的整個官僚群體，對于軍人群體卻存在着更為嚴重的歧視。當時範仲淹等在西北發現的将才狄青，便是因為隸屬于軍籍，而非是官僚系統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擠，難以在樞密院立足。明代的軍戶制度顯然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大量人才更願意經過科舉進入官僚體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遷轉系統中流轉，而對于投軍一事并不熱衷。與此同時，軍事指揮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與天賦，如各類陣型的變換便需要有一定的計算與思考，根據地形及敵我情況進行相對有效的布置，在由多個基礎陣型組合而成的複合型陣型上尤其如此，指揮官甚至還得懂數學才能夠安排好陣型的變換。（見國家人文曆史《為什麼軍事指揮官必須得會數學？古代也一樣！》）
▲即便是方陣的排列也需要進行一定的計算，而中國古代的各式陣型更加複雜。如果不能将陣型排好，也就難以維持陣列的穩定
這樣一來，沖突也就此出現了。衆多受過教育的、才能相對優異的人才通過科舉選士進入官僚體系，并且排斥軍人集體；軍人集體也無法良好地對軍隊進行指揮，在進行小規模作戰時尚且能夠很好地應對，但在集團戰中卻不免陷入困難，這一點在明代的大小戰役中有着比較明顯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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