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山陝形勢和李淵太原起兵

隋末山陝形勢和李淵太原起兵

《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 1985年00期

（一）

今天的山西、陝西，大體上相當于隋朝時的河東、關中地區。這一地區是隋王朝十分重要的地區。

關中地區是國都所在，該地一向土地肥沃，多“甚美膏腴之地”，當時号稱“天府"。經過有隋一代的經營，這一帶更加富庶，隋文帝楊堅在這一地區興建了許多大糧倉，史稱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于是在華州（今陝西華縣）、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等地置廣通倉、常平倉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査《元和郡縣圖志》，當時屬于隋關内道的大糧倉，僅華州的永豐倉一處，到唐天寶年間每歲運儲米量即達二百五十萬石。除這些大糧倉外，關隴地區各郡縣還有所謂“社倉"，開皇十六年隋文帝曾下令關中秦、渭、河、廓、豳、隴諸州社倉，“并于當縣安置”。這說明隋王朝統治時期，關中地區的糧食為數甚豐。

除糧食外，關中地區的其它财物也是很豐富的，《隋書 食貨志》記載，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東西裝不下，以至決定“更辟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關中地區糧、财集中，物資豐富，誰能夠争得這塊地盤，誰就獲得雄厚的經濟基礎，争得戰略上的主動。從軍事上看，關中地區也一向地勢優越，進可攻，退可守，漢初婁敬曾說過：“（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猝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顧祖禹分析陝西的形勢說：“陝西據天下之上遊，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

河東地區，自古為兵家必争之地，《元和郡縣圖志》對河中府（即隋之河東郡，郡治今山西永濟縣）、并州（隋之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作了如下的描述：“（河中）以轅轅為襟帶，與關中為表裡，劉敬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即此之謂”，“（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最為天下雄鎮”。在有隋一代，河東地區在軍事上更有特殊意義。隋末始畢可汗統領時期，突厥與隋王朝交惡，屢次南犯，大業十一年竟把隋炀帝圍困在雁門，幾達一月之久。是以，自周末至隋亡，整整将近四十年間，地居北邊的重鎮太原和所轄的河東地區，不僅是“一都之會”，而且起着北方屏障的作用。開皇初年，文帝曾命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充分說明了這一地區形勢之重要（朔方在今内蒙白城子，其以東正是太原和山西省的西界）。正因為如此，隋王朝統治時期，對這一地區從行政管理上是十分重視的。太原是當時全國四大重鎮之一，和揚州、益州、幽州同設總管司馬，并一度在并州、洛州、益州置道，設行台尚書省，并州為河北道行台尚書省。在這一地區，隋王朝常常派最親信的人去進行管理。如文帝初即位，“遣晉王（楊）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以為磐石之固"。開皇十七年，又派文帝最寵愛的小兒子漢王諒出鎮并州。當時太原是“所居天下精兵處”。十幾年後，炀帝也把皇孫代王侑派到太原坐鎮。

隋炀帝對太原和河東地區十分重視。大業年間，一度突厥啟民可汗内附，北方邊警相對解除，炀帝竟把太原當成了第二江都，經常“北巡"遊覽。他在這一帶擴建和建立了許多離宮别院，其規格之豪華，不比東都和江都遜色。早在楊廣還當晉王，坐鎮太原時，就在當地“穿池起三山”，準備大興土木，大業初年，炀帝把當年的奢望付諸實作，令張衡和紀弘整具體負責擴大汾陽宮的計劃。按楊守敬的說法，汾陽宮在樓煩關附近，即今山西甯武縣西北。《隋書》卷三《炀帝紀》尚有“诏營晉陽宮”的記載，估計就是後來李淵起兵時裴寂所任晉陽宮監的那座行宮。這座宮殿規模有多大呢？《舊唐書 裴寂傳》的記載可以作出推測，傳中記載裴寂曾故意“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李淵既起兵後，又“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從擁有宮人五百名和一時竟能籌辦這樣多的軍饷來看，隋時晉陽宮的規模應當是不小的，而且可以推想到宮中物資之豐富。除此而外，《大唐創業起居注〉〉還多次提到樓煩宮和汾源宮，說明當時在山西地區還有不少離宮别院。這些宮室的儲積，對李淵起兵也會起到重要作用，李綱所說：

“（并州）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不是沒有根據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隋代山、陝地區不僅形勝地要，而且還有比較豐富的物資，這給李唐後來由此發迹以至一統天下，準備了極為優越的地理和物質條件。

（二）

隋時，關中、河東諸郡，社會政治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力量錯綜複雜，尤其是河東地區，可以說隋王朝在這裡的統治始終沒有穩固。

首先，民族關系複雜。其北，有強敵突厥的不斷騷擾。雖然從隋文之末炀帝之初的幾年，突厥的啟民所部一度自認為隋王朝的臣屬，但這種暫時和睦的關系極短，啟民死後，始畢為可汗時，雙方關系馬上又處在緊張狀态中。大業十一年（615年）八月，始畢以數十萬騎把楊廣圍在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成，使得整個北方人心惶惶。雁門之圍使隋炀帝吓破了膽，《大唐創業起居注》說，從此，“甚憚塞虜，遠适江濱”。實際上隋王朝等于在河東地區自動撤防。同時，炀帝在處理救圍将士的勳賞方面，也很不得當，《資治通鑒》曰：“帝性吝官賞……将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才千五百人……由是将士無不憤怨”。圍繞雁門之圍事件，由于與炀帝意見不一緻，有一批大臣受到牽連，被貶留在山陝地區：如蕭璃，史稱由于在突厥進攻時，“遂相恐動，情不可恕"，而出為河池郡守。楊子崇也因為反對炀帝巡幸汾陽宮，被楊廣目為“怯懦，妄有陳情，驚動我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為離石郡太守畫。這些人作為隋王朝的反對派，據守河東各郡，也增加了山陝地區的離心性。河東諸郡又向為稽胡聚居地區，當時所謂“稽胡部類，居近北邊"，就是指的這一帶。史稱“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裡”，皆稽胡住地。離石即今山西離石縣，安定為今陝西、甘肅交界處的泾川縣，其地區正當今山西西部和陝西北部一帶。稽胡地區在周隋時期始終沒有穩定過，武裝反抗此起彼伏，牽涉周、隋王朝很大精力。比如：“稽胡叛亂，辄略邊人為奴婢” ，“時稽胡屢為寇亂……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 ，等等。稽胡反抗隋王朝的鬥争，也是使得隋末時候山陝了帶局面混亂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山陝一帶的階級鬥争也很尖銳。早在文帝開皇年間，河間王楊弘在蒲州時，山陝局勢就已經不穩定：“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自炀帝大業六年起，這裡反隋起義幾乎連年不斷。《隋書》卷三《炀帝紀》記載了三條大業六年的反隋起事，有兩條就在山陝地區：一條是：“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奪衛士仗，将為亂……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另一條：“六月……雁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于英壁谷”。自京都彌勒教徒起義與尉文通起義以後，山陝地區的武裝反隋起兵連綿不斷，終隋世迄未中止。由此，我有個不成熟的意見：應當把隋末農民大起義的開始上提一年，即定在610年（炀帝大業六年）陝西長安和山西北部雁門的起義，而不是611年（大業七年）的山東長白山王薄起義。

另外，隋王朝統治階級内部的角逐鬥争，在山陝地區也很尖銳。604年，隋文帝死，楊廣剛準備登上皇位，他的弟弟漢王楊諒就雄踞山西，以并州總管的身份起兵，與楊廣争奪天卞。是時山西一帶“從諒反者凡十九州”，漢王諒的謀士王頰曾對他說：“井陸以西，在王掌握之内”。山西的蒲州、晉州、绛州、呂州在楊諒和楊廣的兩軍對壘中，都曾為楊諒死守，足見楊諒在山西的實力不小。楊諒敗後，其“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這些楊諒死黨餘勢流散在山西各地者一定為數不少。到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楊廣猶下诏“勅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 ，就說明了這一情況。這些人都作為隋炀帝的反對派随時等待時機，反對隋王朝的統治。後來唐朝開國功臣之一的王珪，就是因為他叔父王頰“坐漢王諒反事被誅”而受到株連，“亡命南山積十餘歲"，後來參加李唐反隋起兵的。此外，613年（大業九年）起兵反隋、曾震動一時的楊玄感，在關中地區也頗有黨羽，《隋書 楊玄感傳》載，當他向都城長安進軍時，就有“華陰諸楊請為向導”，軍至今河南陝縣弘農宮時，又有“父老”為之遮說，出謀劃策，都可看到楊玄感一派在關中地區的潛在勢力。另外，關隴山西地區一直是北魏以來關隴集團的發迹地，魏周以來的“八大柱國”在當地都有較厚的實力基礎，雖經楊堅父子幾次打擊，餘焰仍然未盡。就拿李淵一支來說，在關中和山西一帶就到處布滿了親黨故舊。汪莪教授曾著文分析說:“自其祖李虎以來，久居三輔，代襲箕裘，賞宅賜田，基址不墜。泾渭豪強，多有其姻族婚媾之人，京畿軍士，亦恐尚有其祖父所領舊部後裔”o《全唐文》卷二高祖《幸故宅大赦诏》記載，李淵在“恭膺大寶"後，曾歸其長安故宅一次，“禮同過沛，折禅歸谯，故老鹹臻，族姻機會”o這些“故老”、“族姻"，應當都是李唐興起的潛在助力。隋王朝統治末期，太原還集中了一批逃避兵役的亡命，如長孫順德、劉弘基等（詳情見後），這些人很自然也成為隋.王朝的反對派。此外，河汾-,帶還特殊地集中了一批頗有“王佐之道”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當時著名大儒文中子王通的信徒，後來大部分成為李唐的建國功臣。杜淹《文中子世家》記雲：“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窦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鎮鹿魏征，太原溫大雅，颍川陳叔達等，鹹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将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于河汾之間”

上述這一切因素，構成當時山陝地區極為複雜的政治形勢，社會上各種力量争衡、消長，孕育着一場大亂。這一點，隋炀帝也是感覺到的，因而早有遷都之議。《資治通鑒》卷一八O《隋紀四》仁壽四年紀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沖，不可久居。又谶雲：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這雖富于神話迷信色彩，但以後實際上楊廣居住長安的時間也很少，大部分住在東都洛陽和江都。當然這裡還有許多其它政治經濟原因，但隋炀帝感到在關中的地位不穩，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這一點，對鎮守太原一直觊觎關隴的李淵父子來說，卻是十分有利的條件。

（三）

按照《大唐創業起居注》和《資治通鑒》的記錄，李淵在太原起兵開始于隋恭帝義甯元年〈公元617年）五月甲子，經過四十八天的醞釀，于七月癸醜，從太原出發西進長安，沿途進軍時間為一百二十六日，到這一年的十一月丙辰，攻進長安。又經過一百八十三天，到義甯二年（618年）五月戊午/李淵登上皇帝寶座，建立唐朝。如果從太原首義到攻下長妾，前後共為一百七十四天，曆時約半年，如果從起義至建唐，則一共為三百五十七天，不及一年働。從建唐以後，差不多又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李淵就基本上統一了整個北方,解決了西北薛仁杲、李軌兩大割據集團，解決了東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武裝勢力，原來名震一時的瓦崗首領李密和江南農民軍領袖杜伏威，也向唐稱臣。

在較短的時間，李淵取得這樣大的成功，原因當然很多。王夫之曾評論唐高祖李淵說：“《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 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宇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适當其可之機，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這裡王夫之分析是很中肯的，即李唐之起兵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抓準了時機。當然所謂“時”，不僅僅是指李淵起兵的時間，還應當包括他抓準了代隋稱帝的時機。正由于他能審時度勢，緊緊抓住時機，很好地利用地勢，以及尤為重要的是，團結了能夠團結的所有反隋力量，在自己周圍建立了範圍廣大的反隋同盟，這樣他便取得了古人所謂“天時"、“地利"和“人和”三方面的優勢，使自己在很短的時間内，把勢力擴充到整個山陝地區，由一支隻掌握數千軍隊的偏居一方的地方力量，很快發展到軍隊數十萬，控制地區“一匡天下，三分有二"的雄厚的實力派。

李淵怎樣抓住時機呢？他的起兵，不同于山東諸義軍“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由于處在生死攸關的時刻而倉促發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應當說，李淵選擇了最良好的時機。617年下半年，全國階級鬥争形勢已經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說：“十分天下，九為盜賊，荊棘旅于阙廷，豺狼充于道路，帶牛佩犢，辍耕者連孤竹而冠潢池，鋤稷棘矜，大呼者

聚崔蒲而起芒澤"。《隋書 堯君素傳》則曰：“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是以，隋大業九年（613年）楊玄感起兵，“從亂者如市”，“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有千數"，劉元進在江南起義時，“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働。山東劉霸道反隋起義時，“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全國的形勢有如一堆幹柴，遇有火星，一點就着，頓成燎原之勢。到李淵起兵前，隋統治的大部分郡縣，都控制在各地反隋武裝之手，尤其是李密、翟讓上司的瓦崗軍，牽制了隋政府大量的兵力。李淵正是在這種非常有利的形勢下起兵的。他充分估計了東方李密義軍對牽制隋軍的作用，《大唐創業起居注》載李淵的話說：“适是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城臯之呃，更覓韓彭，莫如用（李）密”。當時山陝的形勢也十分有利于李淵，這一地區的社會沖突比前述更有發展。從山西來看，正如隋恭帝在冊封李淵為相國加九錫的冊文中所說，其時，“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伍罪稽誅",到處皆是。繼610年尉文通聚衆三千于雁門之後，太原地區又有曆山飛“衆逾數萬”“結營于太原之南境"，緻使“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绛郡地區，則有敬盤陀義軍，雖曾慘遭隋将屈突通的殘酷鎮壓，但“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終年不能平定。此外，見于史籍的，當時山西地區（隋河東諸郡）的農民軍和其它反隋武裝尚有：龍門的毋端兒，長平的司馬長安，離石的劉苗王、劉季真，雁門的翟松柏，太原的楊世洛以及山西河北交界地區鬲上皆王須拔、王子英，邯鄲的楊公卿'靈壽的郡士陵，趙州的張志昂以及馬邑劉武周、易縣宋金剛等等。此時山西的情況，可以說是遍地烽火。隋炀帝遠在江南，隋軍留在山陝一帶鎮守的，除李淵外，唯有屈突通一支較強的軍事力量。是以山西的形勢對李淵的起兵是十分有利的。劉文靜在李淵起兵前夕曾為之分析當時的戰機說：“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天下洶洶，山西人心亦是惶惶，太原周圍的百姓，都逃到城裡避難。關中一帶呢？農民亦紛紛拿起武器，到處是反隋烽煙。就《資治通鑒》所記便有：馮翊孫華，扶風唐弼，鄂縣李神通，監厘何潘仁，安定雕陰劉迦論，宜君劉旻，都縣丘師利、李仲文、向善志等等。這些起義軍，還沒有一個統一指揮，各自為戰，正需要一支強大力量把他們統一起來，《舊唐書》卷五九《任壞傳》對李淵所說的“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要求他能順從民意，“仗大順，從衆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上述這些情況，都清楚地說明了李淵起兵，從時機（也就是所謂“天時”）上，是十分有利的。

李淵又怎樣利用“地利”呢？文章開頭我們已經具體談了不少山陝地帶形勢的重要。真乃可謂“河東要害，國之東門”

“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働,這些李淵都是深深了解的。加之漢王楊諒與楊廣争奪皇位時，又在此地苦心經營，“繕治器械,貯納于并州" 并自行開五爐鑄錢，這就更使太原實力雄厚。到隋末，此地仍然是儲積十分豐厚之區，是以當劉文靜告訴李淵：“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時，他完全聽從和采納了這個正确意見。後來李淵從太原出發進軍長安，李元吉留屯并州，不意太原失守，引起李淵十分震怒，訓斥元吉說：“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因為他明白失去了太原，就等于失去北方屏障，将會落到腹背受敵的困難境地。關中地區的戰略地位和軍需方面的重要性，則有李密的話為證：楊玄感起兵時，李密曾建議楊速攻關中，因為“關中四塞，天府之國"，當時李子雄亦曾建議楊玄感：

“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赈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業。"玄感兵至華陰弘農宮時，當地父老遮說楊玄感說：“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都充分估計了關中的地利。弘農宮、永豐倉究竟有多少儲積呢？史書沒有明載，但我們從《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記李淵到達該倉的情況，可以看出所藏定然十分豐足：

“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充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裡遠來，急于此耳。此既入手，餘複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除此而外，關中地區還到處布滿了隋王朝的離宮别院，據《隋書 地理志》所記，除前述弘農宮和後來李淵屯兵的朝邑長春宮外，尚有大興長樂宮，長安仙都，福陽、太平諸宮，、郭縣有甘泉宮，渭南有步壽宮，華陰有興德'宮，雍縣有岐陽宮，那縣有安仁、鳳泉宮，普潤有仁壽宮等等。‘如果以太原晉陽宮為例的話，裴寂既然一次可以從宮中貢獻出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那麼其它的離宮别院一定也或多或少會有積蓄，這些都是李淵可以憑借與各家反隋武裝争奪天下的雄厚資本。

但是，李淵據以取得迅速勝利的最重要條件還在于“人和"。所謂“人和"，就是在當時取得了各個階層尤其是人民群衆的擁護。李淵是在隋王朝已經完全喪失民心的情況下起兵反隋的，當時不僅勞苦百姓“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尴，而且士大夫也都對隋王朝有切膚之恨，正如楊玄感起兵時，對隋官遊元所說：“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此亦天亡之時也”0在統治階級内部，由于多年政治傾軋，人心也惶惶不安，太有分崩離析之勢。這從楊玄感起兵中可以看出來，是時，“韓擒虎子世省，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俨，周羅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親重要任委之”。這些人都是當時的“達官子弟"，可知當時統治階級中人心背離的程度。

這一情況對李淵起兵産生着強烈的影響.影響到李淵起兵的骨幹組成，以及基本群衆傾向于李淵義師的程度。李淵反隋起兵的基本骨幹大緻包括以下幾種人：一種是所謂“背征三衛”。《舊唐書》卷五八《武士護傳》載王威、高君雅對武士護說：“（劉）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所謂“背征三衛”，系指原屬隋炀帝的宿衛親兵魁，由于貧困或不願賣命或被疎等種種政治原因，他們逃避了兵役，成為遊離于社會的在野反隋派。後來成為李淵最得力的

“元從"武官的長孫順德、劉弘基和窦琮，都屬于這一類人。《舊唐書 長孫順德傳》：

“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于太原"。同卷《劉弘基傳》：“以父蔭為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炀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緻，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因而逃避兵役。窦琮也是如此：“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働。這些人"原來都是隋朝貴族的後裔。例如長孫順德的祖父，曾任北周的秦州刺史，父是隋開府；劉弘基父親是隋河州刺史；窦琮“家世勳貴"，祖窦熾，隋太傅 位至三公。他們的背隋，說明了當時統治階級上層的分崩離析。這些人積極參預李淵反隋起兵後，成為李淵的親信，如長孫順德：“深受高祖、太宗所親委"，劉弘基：“大蒙親禮，出則連欄,，入同卧起"o他們擔負着召募反隋義兵的重任，後來又讓他們分統所募義兵，在進軍關中過程中，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李淵起兵骨幹的第二類，是原來出身貴族而在隋末已經破産沒落或遭政治變故而受排擠的一部分下層文官。如在李淵一朝起重大作用的裴寂，劉文靜等皆是。裴寂的祖及父，皆為隋中級官僚，到他這一代，已經“家貧無以自業"，大業末年，僅撈到個晉陽宮副監的小小官職。劉文靜本來襲父蔭被任命為隋晉陽令，但因與參與楊玄感起兵的李密有聯姻關系，被隋政府逮捕入獄，幸遇李淵父子的搭救方免于禍。他們的對隋政權失望，轉而親附于鎮守太原的李淵父子，這是可以想象的。李淵對他們也備加關懷，史稱“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于通宵連日，情忘厭倦”。劉文靜也由于“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何。後來李淵決定反隋，此二人出力最多。與之類似的，尚有王珪、房玄齡等人。房玄齡自北魏以來官宦世家，少有才情.十八歲即舉進士，但他早看出隋王朝國祚不永，曾暗地對父親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表明了他早就對隋政權完全失望。當李淵從太原進軍關中時，房玄齡為隋王朝的I城（西河郡治）尉，“杖策谒于軍門”，立刻為李淵父子視為知己。王珪的叔父王領，是漢王諒反叛時的謀主，起兵失敗後被處死刑，王珪也當從坐，“遂亡命于南山"，隐居了十多年，到李淵入關時，毅然投到李淵父子門下理。這些人形成為李淵起兵後重要的智囊團。第三類人是山陝一帶的富商和當地下級武官。隋末時候，商人也吃到了隋王朝暴政的苦頭，隋炀帝剛即位那一年，就下诏将天下“富商大賈數萬戶”徙居到洛陽控制起來 。大業六年，又下令“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晦。九年，更“诏課關中富人，計其賢産出驢，往伊吾、河源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趣。許多商人是以破産。這樣，許多商人也被迫走上了反隋道路。李淵起兵的過程中，元從骨幹裡的武士護和劉世龍，皆可歸于這一類。史稱武士護“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頗好交結”，是當地頗有勢力的富商。李淵與之交往密切，在行軍中常常“休止其家，因蒙顧接”。晉陽起兵中，他被任命為大将軍府铠曹，專掌軍需的供應。劉世龍原任職隋晉陽鄉長，也是“晉陽之富人"，因裴寂而與李淵關系密切，每被李淵利用去到王威、高君雅處偵察動靜摑。出身于晉陽一帶的下層武官的，則有趙文恪（“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張平髙（“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許世緒（“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等等。他們都經常被李淵“引之左右”，受到“親顧”魅。這些人在太原起兵中亦都成為軍事骨幹。李淵的元從義軍骨幹中還有一類更值得重視的人物，是隋末活躍于山陝一帶的農民軍的領袖。這些領袖前有绛郡敬盤陀和太原曆山飛的部将，後有孫華和白玄度、李仲文、何潘仁等。他們壯大了李淵的隊伍，在李淵取得天下的戰争中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史料上有關這方面的 記載很多，如《資治通鑒》記載，李淵奉命鎮壓敬盤陀部以後，“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 。又據《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載，李淵在平定太原南境曆山飛農民軍時，其部衆也是“老幼男女數萬人并來降附"o這些象是舉家逃避隋暴政的農民軍降部，必有一部分成為了李淵的部衆，尤其是那些“引置左右”者，可能變成他的親信。到關中後，原馮翊農民軍首領孫華，更被李淵引為左右手，《大唐創業起居注》有一段叙述李淵與孫華見面時的情景說：“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慰，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井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群雄當相繼而至'。于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這一段說明了孫華和李淵的結合是兩相情願的，李淵終于重用孫華，是因為看到了他在攻取整個關中戰争中的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看到隋末時候的山陝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地理各方面），給了李淵太原起兵十分有利的條件，而李淵的成功，也正因為他能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審時度勢，最後終于取得了在全國的勝利。山陝的人民群衆在李淵從太原起兵到奪取關中的進軍中，曾起了重大作用。，因為篇幅所，限，這裡就不準備詳談了，容筆者在另一篇論文中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