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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身份證:符牌、傳信與戶籍制度

古代身份證:符牌、傳信與戶籍制度

圖為清内務府木腰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 江隐龍

在中國曆史上,身份證是一個既年輕又古老的事物。說其年輕,是因為直到民國時期,身份證制度才在中國正式建立;新中國成立後這一制度直到1984年立法确立。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面前,身份證年輕得像個孩子。

中國古代并沒有身份證,但的确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材料,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較而言,符牌側重于表明身份,傳信側重于準入通行。從功能層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傳信=身份證”的等式,但從内涵及淵源來看,符牌、傳信與身份證隻是形式相近,本質卻大不相同。

先說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權的象征。史書中最為古老的符牌當數《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一句,這裡的符其實就是兵符。當然,五帝時期的曆史并非信史,相比之下《周禮》的記載更為清晰,也更具說服力:“珍圭,以征守,以恤兇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與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種。珍圭代表的是君權,牙璋代表的是兵權,其内涵都是某種權力的物化與延伸。

随着歲月的流逝,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制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魚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攜帶,需要時“兩相堪合”,便能确定持有人的身份。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文豪蘇東坡便曾被賜予銀色魚袋,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符牌漸漸褪去了唐宋時期的古韻,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範圍與禁令;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了,還加上了編号、年齡、相貌特征、發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後世的身份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也不宜被視為中國古代的身份證。這些符牌所證明的并不是某一個體的身份,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牙牌、腰牌與朝臣的補服一樣,首先代表了官員的等級地位,而防僞功能隻是基于這種等級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證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再說傳信。作為傳統農業大國,古代中國的人口流動并不算頻繁,但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的正常進行,傳信便應運而生。

這裡的傳信不是“鴻雁傳書”的意思,而是古代過關津、宿驿站、乘驿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資訊更多,通常會注明詳細的申請和簽發過程。《韓非子·說林上》中講述道:“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負傳而從。”這裡的傳即是傳信,有些像是身份證、介紹信、預付卡的混合體,而且其防僞方式與符牌一樣,都是“兩相堪合”。

除了上述傳信,還有棨這一相對特殊的傳信形式。棨除了具有通行功效,還是地位的象征,隻有皇親國戚和進階官員才可以使用,故而比起普通傳信來說更注重儀式感。棨分為信與戟。棨信是絲質的信件,可以懸挂起來作為徽幟;槳戟為木質,官吏出行時可作為儀仗,這自然也是一般百姓所無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門的傳信,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證的濫觞呢?當然不能。傳信所針對的重點是“出入”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沒有人口流動,傳信便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這與身份證的人身屬性有着本質差別。

為什麼古代中國誕生了符牌、傳信這種類似于身份證的證件,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呢?這個問題,倒是可以在古代戶籍制度的發展曆程中找到答案。

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隻是活動的“财産”,統治者并不希望這一“财産”具有較強的流動性,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樣便于計算、管理和利用。在這種視角下,戶籍制度隻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而與公民權利毫無關系。秦朝自商鞅變法後戶籍制度越加嚴格,每個人的戶籍資訊中甚至附有由畫師所畫的“照身貼”。人口遷移時不辦理“更籍”手續即為“闌亡”,而“捕闌亡者”有賞——這之間的故事,倒與大航海時代美洲賞金獵人與逃亡奴隸之間的關系頗有幾分相似。

宣統元年(1909年),清朝頒布了《大清國籍條例》;後又以“憲政之進行無不以戶籍為根據”為由,“參考東西各國之良規”制定了《戶籍法》。當時的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洋人的地位高于華人,一些中國商人為了免受官府勒索欺壓,紛紛加入外籍以尋求庇護。這部《戶籍法》背後,實在是滿載着一個沒落王朝的血與淚。

清朝旋即滅亡,這部《戶籍法》也未來得及實施,但它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在此之前,中國曆朝的戶籍制度都隻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後,戶籍制度漸漸成為公民權的象征,終于在民國時期孕育出了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證制度。當然,民國曆史幾乎就是一部戰争史,其戶籍制度與身份證制度也不免被打上明顯的戰時烙印。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身份證雖然輕巧,但它卻承載着中國幾千年的戶籍發展史,以及東西文化碰撞時那一段斑駁破碎的曆史。

(文章節選自江隐龍《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華館)》,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來源: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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