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與中國畫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雖分屬于語言和造型兩個藝術種類，有着各自的審美特征，然而二者間卻緊密相連。
中國詩與中國畫在文化基礎、境界追求，以及對情與意的表達上是一緻的。正因為此，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詩與畫成為中國文人表達情志的兩種重要手段，是故有“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等關于詩畫關系的經典表述。
沈周《杖藜遠眺圖》
翻開中國曆代名人大字典，詩人與畫家不在少數，兼善詩詞、繪畫的大家，亦占有不小的比例。在受禅宗思想深刻影響的唐宋時期，出現了唐代王維、皎然，五代貫休、巨然，北宋惠崇、蘇轼，南宋法常等既是詩人亦是畫家的文人名士。他們的詩詞、繪畫都充分展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我們今天品讀、吟詠中國詩，欣賞、創作傳統中國畫，也必須對中國傳統文化神髓有深切體悟，否則可能會陷入“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詩與中國畫共同的根基。中國詩與中國畫本身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集中展現，它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從文者、習畫者離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單取詩詞、繪畫之形，雖異常刻苦，往往也隻得其表，難取其實。同理，欣賞者如果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與把握，在優秀的中國詩詞與中國畫面前，也将難以體味出其豐富的内蘊與妙處所在。
境界是中國詩與中國畫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禅宗思想的演進，中國傳統文人對境界的追求更上層樓。禅宗對“空性”“頓悟”的認知，也深刻塑造了中國文人對文學藝術的了解和創造。中國詩與中國畫在唐宋時期的高度發展，正與此有極大關系。
文徵明《春山煙樹圖》
禅宗對中國古典文藝美學影響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使中國文人的審美經驗與審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詩人、畫家王維。王維的詩與畫充分展現了對“空、遠、靜、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維于“有”中透視“無”，以禅境入詩境、畫境。蘇轼評價王維：“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可見王維的詩境與畫境是統一的。王維的詩畫雖常常隐退對人物的描寫或描繪，但他卻讓筆下的山水有了呼吸，剝離出其獨立自在的精神，營造出“空、遠、靜、寂”之境。
詩詞、繪畫是中國文人用以表達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畫家群體尤其展現了這一特點。他們的詩與畫“主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國詩、中國畫以叙事、再現為主的特點。唐代畫家吳道子，盡管他的畫中也具有抒情性，他能運用線條娴熟地表達感情。但他在畫中的“抒情”還基本居于次要地位，是為叙事服務的。
直到禅宗興起，獨具特色的中國文人畫開始産生，此前中國畫的“抒情”逐漸轉變為“主情”。他們于畫面上舍形取意。蘇東坡以詩的形式闡述繪畫道理時寫道：“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又在題《吳道子王維畫》時曰：“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樊籠。”回過頭來，我們再品讀蘇東坡的詩，欣賞蘇東坡的畫，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境界。一言一語，一筆一墨無不關乎情，“形似”顯然不是他所在意的目的。
當然，中國詩與中國畫對境界的追求，與道家“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主張，儒家詩學“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追求等都有着重要的聯系。
在傳統儒家詩學看來，無論是詩詞還是繪畫，創作者往往注重通過“比興”的手段，引發人的思考，筆不到意到，或筆在此而意在彼。我國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寫道：“興者，起也”，南宋理學家、思想家朱熹于《朱子語類》中進一步說：“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
宋徽宗 趙佶 《芙蓉錦雞圖》
“借物抒懷”“托物言志”是中國詩詞與中國畫共同的表現手法。因為對自然的關照，中國文人崇尚天地之清悠，進而荒寒之境，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詩人、畫家紛紛取之入詩、入畫。漢字“清、空、寂、寒、靜、幽、絕、滅、獨、閑、去、水、夜、月”等成了中國古代詩詞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字眼；異曲同工，“深山、雲氣、古寺、寒鴉、枯枝、幽林、孤草、蒼苔”也成了畫家筆下常繪之景，北宋歐陽修論繪畫時說：“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寄意于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
由此可見，中國詩與中國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互相映照，彼此生發。現代學者錢鐘書說，“詩和畫号稱姊妹藝術。有人進一步認為，它們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孿生姊妹”。是故文人讀書寫作之餘近墨，或是畫家創作閑暇之時撰文、作詩，皆是其情發意至之時的一種自然流露，亦是其文化陶養後的必然。中國詩與中國畫的創作者和欣賞者，都需要在傳統哲學、詩詞、繪畫三方面融會貫通，才能在文學藝術的鑒賞與創作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馮朝輝），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