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氣與十環傳奇》，這部爆米花電影在很多觀衆眼裡實在乏善可陳，除去在選角之初就引發的巨大争議，最讓人诟病的一點可能是東方元素的大量堆砌：古色古香的中式裝潢、遠離塵世的世外桃源、人物的服裝造型，怎麼看怎麼别扭，甚至片中人說的中文，都有股“機翻”味兒。
另一部電影《花木蘭》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強行堆砌中國元素，比如，發生在南北朝時期的故事中出現了宋元時期才有的土樓。
如果電影工作者們讀過關于中國的論著，這些電影作品或許可以止步于膚淺的想象。
西方不乏優秀的漢學家，比如費正清、史景遷。另一位美國著名漢學家賀凱（Charles O. Hucker，1919—1994）接受過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等教授的漢學訓練。
賀凱是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重要的中華帝國史學者和亞洲研究領域學術計劃重要的推動者。1975年，他撰寫了一部中國通史著作，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專門為對中國曆史和文化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而寫的，生動地展示了中國文明從史前到1850年的漫長曆程。
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選材獨到，叙述精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後，被美國的大學廣泛地作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國曆史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形成階段，從遠古時期到前3世紀；早期帝國時代，從前3世紀到10世紀；晚期帝國時代，從10世紀到19世紀中葉。古代的這三個時期都以數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統治模式、社會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發展和文學藝術的成就。
中國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延續性
本文節選自《帝制時代的中國》一書引言
[美]賀凱 著；趙婧 譯
01
基本的社會經濟模式
家庭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核心單元。數千年前，中國人就有了家族姓氏。姓氏按父系血緣傳給下一代，财産亦然。财産通常會平均配置設定給家族的男性繼承人，是以家族會定期分解成為更小的分支。但理想化的中國傳統是将多代成員維系在一個家庭中，成為一個大家族。傳統的社會就是由數個大家族組成的一個互相聯結的巨大網絡，每個人在其中扮演明确、固定且令人滿意的專職角色。個人的成就有益于整個家族，而個人的離經叛道和失敗也會禍及整個家族。面對外界時，個人從不是一個人，他既是家族的代表，也需承擔家族責任并維持家族榮耀。美式理想中頑強的個人主義在這裡是不受推崇的。
理想化的大家庭是由祖先崇拜的信仰限制凝聚在一起的，是以它變成一個無限延續的團體，其中的成員對他們的長輩和晚輩都負有責任。大家庭同時由社會經濟限制凝聚，家長（或族長）控制了家庭（或家族）的社會經濟大權，也對所有成員的活動擔有責任。大家庭包含一名家長（或族長）、家長的家庭以及他所有男性後代的家庭。
比較理想的狀況是這些人同住在一個互助式的家庭内。家長去世後，他的财産被分割，他的兒子們便成為各自家庭的新首領（家主）。理想狀況下，由一對夫妻及其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是更大的生活、工作單元，即大家庭的一部分。聯系密切的家庭自認屬于同一宗族或世系，它們以某種合作性的關系聯結起來，并由一位年長的家長任族長。這些宗族認為自己與其他同姓氏的宗族有關聯且負有義務，進而又組成了共同的世系集團。
非近親結婚原則僅适用于父系宗族：一個男人可以娶他母親家族的堂表親，因為她們與他姓氏不同。但這個男人卻不能迎娶同姓女子，即使與對方非親非故、遠隔千山萬水也不行。一夫多妻（準确講為“一夫一妻多妾”）是被接受的，但無論何時，丈夫隻有一個主要的或合法的妻子。所有的婚生子女都是合法的，并按長幼排序，但嫡庶有别。家庭稱謂廣泛運用于社會之中，人們用叔、伯、姨、表、堂、從等詞語稱呼他們的鄰居和朋友，用“父母官”稱呼地方官員，用“民之父母”稱呼統治者。
不斷有人指出遠古時期的中國是母系氏族社會，但通觀有文字可考的曆史，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家庭中，婦女扮演的都是從屬角色。她們的地位在有文字以來顯著下降，多數家庭将女兒視作多餘的負擔。為女兒包辦一門婚事需要嫁妝，但女兒出嫁後卻隻為夫家做貢獻、添福利。貧困家庭常常被迫将女兒賣作女仆、妓女或小妾。在極為艱難的時代，殺害女嬰的現象無處不在。無論有多卑躬屈膝和忍辱負重，中國婦女還是培養出了一種超越其丈夫的精神力量。中國文學作品和外界的觀察都認同中國丈夫在世界上最懼内，而中國婆婆常欺壓她們的兒媳。
典型的中國家庭通常是一戶坐落在村莊内、與十餘戶家庭來往密切的農耕家庭。他們的田地不大，花園有大有小，散落于村莊附近。近幾個世紀以來，一戶家庭的田地通常不會超過三四公頃。男性負責耕種這些田地，女性也下地幹活，但她們多數時間負責看家、喂雞、養蠶和織布，即“男耕女織”。人們幾乎沒有任何閑置土地，土地上生出的作物也不會被浪費一粒，即使糧食豐收過後的稭稈，也會作為薪柴來做飯和取暖。
通常，在目光所及的平原和山谷中坐落着一兩個相似的村莊，距它們數公裡的地方會有一個集鎮，集鎮上都是店鋪和稍微富裕者的宅邸。農民在集鎮上賣出收割的餘糧，買入所需的工具和種子，并與熟人互緻問候、探聽消息。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間，集鎮是規律性舉辦廟會和慶祝節日的地方。廟會和節慶活動由周邊的鎮子輪流主持，行商會将外來的商品帶至廟會兜售。在過去的數個世紀裡，集鎮最遠的輻射範圍可影響三四十公裡外的農民。于是，一部分條件不錯的集鎮進而擴充為城市，變成附近區域的大宗貨物集散地，也成為所有合法政府的最低一層行政機關縣衙的所在。
與西方傳統中的典型農民不同，中國農民并不能自給自足和獨立生存。從很早開始，至少在近一千年内，中國的農業生産高度專業化和商業化，農民習慣于在市集上買入賣出。假使一位農民有一片高産的稻田，并且住在人口稠密、對糧食需求高、糧食價格也高的地區，那麼他很有可能傾全家之力，将所有的耕地都用來種植水稻，再全部賣到市場上去。他個人和家庭可能會買入一些低廉的食物，甚至通通購買從其他地方引進的糧食。是以，如果市場條件可以提供差異化優勢時，即使某一地區适合一年兩熟，這裡的農戶仍有可能隻種一季，或者将生産力投入家庭手工業，譬如紡織業等。簡而言之，中國的農業經濟并非簡單和僵化的模式，它随着行情和貨币狀況而變，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情況都不盡相同。
在古代中國，超過80%的人口為農民，現代占比亦重。這些人辛勤勞作并窮盡各種方法來維持生計，卻隻能勉強過活。他們沒有受過正當教育，隻能依賴腳下的土地和頭上無常的老天爺，“靠天吃飯”。在曆史上，我們很難知曉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不過，仍有區域性的“小傳統”，例如民間迷信和曆史傳說等通過口頭流傳下來，其中充滿了對于生存的熱望。而且，這類區域性的曆史與城市的高雅文化并非毫無瓜葛。
剩餘的約20%的人口參與到了“大傳統”，即同質的書寫文化之中，并做出貢獻。由于中國人口在公元元年時已達六千萬人，到1100年前後已有一億人左右，這群有文化、出身于城市的知識分子無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在過去的兩千年間，無論在什麼時間點，這群人的數量和影響力都超越了許多現代國家。此外，社會的運轉模式削弱了城鄉間的二進制化。判斷政府好壞的單一标準以及單一價值系統，自上而下地主宰了整個社會和社會經濟。底層的群衆未被逐出，反而被囊括進了這個系統。是以，若把“大傳統”視作掩蓋無聲、被壓制且充滿憤恨的大衆的單薄飾面就大錯特錯了。中國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出類拔萃，但其中沒有任何一項能與和諧的自律相比肩。
02
邊境關系
曆史起源之時，漢人并未擁有整個漢地，但是，他們通過逐漸的發展，從華北平原這片最初的家園擴充到了整個漢地。正因如此，不同時期的中國有着不同的地理實體，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也随着時代不斷變化。早在公元前漢人就開始了對長江地區的開發，但直到8世紀前後才完成。到12世紀，南部沿海地區才被正式納入中原中央政府版圖。自15世紀起，漢人才開始大力開發位于西南高原地區的雲南省和貴州省。雖然北方在很長一段時期一直是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但12世紀後重心開始南移。時至今日，南方依舊在經濟和文化上領先。
中國南方早期并非無人居住的荒蕪之地。在向南擴張的過程中，中國未像美國那樣驅逐不相幹的“野蠻人”。當中華文明在北方平原地區崛起時，南方的土地上也居住着一群人，屬于漢藏語系的蒙古人種，是漢人的近親。而且至少在當時，這群人的文明發展程度并不遠遠落後于漢人。漢人和中華文化逐漸成為這些南方人和他們文化的主流，一部分是通過軍事化行動，但更多的是通過和平融合，将這些非漢人吸收到中國中。無論通過哪種方式，剛剛被征服或同化的南方人并不會自動變為北方人，他們的信仰、習俗或是生活方式亦然。然而，當新人将他們非漢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華文明時，中國的含義也随着每一次的新擴張而改變。
是以，中國版圖的南擴可被視作中國人民和文化的一種漸進充實，也解釋了廣泛存在于當代的中國人的文化、氣質、形體、語言的多樣性。
中國人稱自己為漢人，名字取自早期的朝代名稱。漢人熟悉許多部落名稱，最常見的集合稱為蠻夷戎狄。并非所有部落和族群都被中國同化或融合了，那些極不情願成為漢人的部族與相對先進的中華文明漸行漸遠。他們選擇執着地發展自己的文明，使之相對獨立。在中國的曆史記錄中，有漢人與這些部落和族群之間的沖突。多數情況下，漢人會試圖緩和與他們之間的關系。
到了20世紀，南方和西南的部落民族依然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他們依舊以少數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生存，被冠以苗、瑤、壯、彜族和摩梭人等稱謂。在近幾個世紀中，中國政府默許這些民族及部落的存在，将它們劃為國家的自治地區。20世紀，政府也一再嘗試保護和鼓勵部族的本土文化。一支很有趣的族群叫作客家人，遍布中國南部和東南沿海地區。客家人被認為是在12世紀從華北遷徙到今日的所在地，他們與周圍的群眾隔絕，嚴格保護着“純正”的北方生活方式。
中國很久以前就對越南北部有很大影響，但中國版圖的南擴還是止步于今日漢地的南界。中國政府先是在13世紀，随後又在15世紀派遣海軍遠征。15世紀的那次出海控制了印度洋地區，船隊直至非洲東岸。然而，中國并沒有嘗試把這些海外地區納入中國版圖。大量華南沿海居民開始向南洋遷徙，到20世紀，這些華僑已然遍布東南亞國家，有的還成為當地的經濟大鳄。
中國北部邊境則面臨着徹底不同的局勢。盡管在種族上與漢人相近，但北方民族屬于完全不同的阿爾泰語系，與漢人語言不通。此外，北境民族為遊牧民族，而漢人過着農耕生活，二者不同。曆史中的很多篇幅都記載了北方遊牧民族、西方草原民族與定居不動的漢族之間為赢取勝利的鬥争。遊牧民族在移動性上占優，這意味着他們可以短時間内在中國邊境的任何位置集聚起占壓倒性優勢的兵力。漢族農民不擅長養馬和騎術，是以在與遊牧民族的交戰中需要強大的補給車隊。但交戰時間一長，漢人軍隊的持久力就能逐漸消磨掉遊牧民族的爆發力。是以，戰事主動權常在雙方之間流轉。直到18世紀，現代大炮的出現才打破了邊境雙方的力量平衡，自此中央政府穩操勝券，加強了對新疆和蒙古等地區的直接管理。
最初，北方的民族并非遊牧民族，最早的漢人也非定居的農耕民族，二者都是以畜牧、采集和原始農業為生的遷徙部落。在中原地區崛起的漢人逐漸依賴農耕，而北方的部落并沒有發展農業。也許是因為極端的幹旱氣候，北方部族反而愈發緻力于發展更加有利的遊牧生活。騎馬遊牧出現于前9或前8世紀，到前5或前4世紀才得到全面發展。至此，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道揚镳。也是自那時起，北方遊牧民族成了中原政權存亡的威脅。北部的防禦問題也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個持續的重大問題。
中國持續南擴的部分原因其實是為了應對北方遊牧部落不斷聯盟的壓力。對于一個遊牧部落的可汗來說，掠奪城市甚至政治占領是其野心再自然不過的表現。一部分遊牧民族難免會留了下來并成了漢人。于是，每一次遊牧民族的入侵都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新的血液和文化元素，正如中國的南擴也會吸收南方的血液和文化一樣。另一方面，一部分遊牧民族未能占領中國，同時又受到更北方的部族的欺壓，于是向西遷徙，跨越中亞，成為歐洲曆史上的匈人和突厥人。同樣，中國南方的一部分原住民向南遷，成為東南亞史中的越南人、泰國人和緬甸人。
03
國家統一與朝代更疊
若不論其他而隻從内部看，中國史是反複實作、重制政治統一的一長串奮鬥過程。中國本土的複雜地形、多樣的文化和語言，以及持續變化的漢人族群，使維持國家統一并不是一件簡單、自然的事情。在中國曆史上，地方軍閥勢力周期性地興盛。
經典的朝代更疊模式是：一個軍事強人靠武力統治全中國，然後将皇位傳于長子。開國皇帝的活力往往能鞏固其子孫的統治，他建立王朝機構體系，以此鞏固政權并維持後代的和平與繁榮。但數代後的皇帝則生于宮牆之内，被宮中婦人和宦官的阿谀奉承嬌慣，遠離宮外的現實世界。一旦登基，他們便成為不切實際且不負責任的君主。同時，政府機構和政策不能及時适應急速變化的生活水準。國家機器不能對新的國家需求做出及時應對，于是地方豪強或軍閥—本土的叛軍或北方的入侵者便趁機分裂國家，突然發動内戰。最終，一名軍閥會鎮壓其餘人，建立一個新朝代，然後開始同一個循環，即統一、鞏固、停滞、最後四分五裂地陷入混亂，此後再周而複始。
誠然，上述模式并不能解釋所有的朝代更疊；同樣，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更疊都與中華文明的重大變革息息相關。這種循環——從強到弱、從集權到分權、從秩序井然到兵戈擾攘、從天下一家到四分五裂，盡管很難被解釋清楚，但并不妨礙它成為傳統中國曆史中重要的一環。正是由于中國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穩定的社會、政府系統，部分朝代才得以持續了三百餘年之久。
摘編排版 熊Mur
配圖：《尚氣與十環傳奇》《花木蘭》
《刺客聶隐娘》《卧虎藏龍》
《龍門飛甲》《漢武大帝》
《帝制時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