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奧雷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斯坦因（Aurel Stein）這個名字在中國學術界并不陌生，“毀譽參半”這個成語似乎就是為他量身定做的棺釘。
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十歲離開家鄉到德累斯頓讀書，後在維也納大學、德國的萊比錫大學和圖賓根大學專攻東方學，掌握了梵語和波斯語。才華橫溢的斯坦因二十一歲就獲得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随後懷揣匈牙利政府獎學金赴英倫，1884年至1886年先後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主攻東方語言學和考古學。
1887年這位從小崇拜馬可·波羅和玄奘的猶太人有幸來到東方，出任英屬印度的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他在這裡興趣盎然地研究起克什米爾古代文化與曆史，學習犍陀羅佛教藝術。1899年斯坦因轉入英屬印度教育部工作，擔任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斯坦教育總監。
這期間他最愉快的事情是抽身走出辦公室的大門，奔向美麗的克什米爾高原，到高山峽谷中探險，在皚皚冰川上攀爬；進出古堡，考證《克什米爾王記》的神秘曆史；探幽索隐，尋找《大唐西域記》的古道遺風。1900年他拿到清政府頒發的簽證，開始自己夢寐以求的中亞探險。
斯坦因做過四次中亞探險。
▲斯坦因西域探險路線
第一次，1900年至1901年，從克什米爾出發，沿吉爾吉特古道，由帕米爾進入中國，經喀什、莎車、葉城、皮山，抵達和阗，發掘和阗地區的托古雅遺址、安德悅遺址、尼雅遺址。此行斯坦因拖着一千五百件文物滿載而歸，回到拉合爾，後藏于大英博物館。1903年斯坦因為此次探險成果撰寫了《沙漠埋藏的和阗廢墟》（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London：Unwin，1903）一書，1907年出版正式考古報告《古代和阗考》。
▲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遊記
《沙漠埋藏的和阗廢墟》書影
▲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
《古代和阗考》書影
第二次，1906年至1908年，從白沙瓦出發，經喀什、葉爾羌、葉城、和阗，向羅布泊進發，發掘了米阮遺址和樓蘭遺址，到達敦煌；在莫高窟他收買王道士，花了四十馬蹄銀買下大批寫經；續經張掖、玉門關、哈密、吐魯番、鐵門關、庫爾勒傳回和阗，将“戰利品”打包，裝了九十三箱。1912年斯坦因發表考察報告《契丹沙漠廢墟：在中亞和中國西部地區考察實紀》（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London：Macmillan），正式考古報告是《西域考古記》。
▲斯坦因第二次考察隊在新疆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
第一次看到的敦煌莫高窟
▲斯坦因于1907年拍攝，
藏經洞前擺放的經卷和文物
第三次，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的出發地還是白沙瓦，經罕薩、帕米爾、喀什、和阗、若羌前往羅布泊鹽澤西南的米阮、樓蘭，又來到莫高窟。這次他花了五百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購得五百七十餘件寫本和繪畫。離開敦煌後，斯坦因去了吐魯番，在那裡又搞到一百四十一箱文物運回喀什，此行帶回共有一百八十二箱文物。他在這次探險後撰寫了《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 ra n，Oxford: ClarendonPress，1923-1928）。
第四次，1930年至1931年，這時斯坦因的“探險”活動已經在中國國内引起巨大反對聲音，在幹涉下，斯坦因這次探險活動止步于庫爾勒，無功而返。回到克什米爾埋頭撰寫過往前三次探險的總結《在中亞古道上：在亞洲腹地和中國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動簡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London: Macmillan,1933），中譯本名為《斯坦因西域考古記》（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
▲斯坦因前三次中亞考察簡述
《在中亞古道上》書影
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歸來之後的一年（1909），意外得到儒蓮獎評委會的告知，他的《古代和阗考》榮獲當年獎項。《古代和阗考》1907年由牛津 Clarendon Press 出版。《古代和阗考》分上、下兩冊，上冊為文字部分和七十餘幅随文圖檔；下冊全部是圖檔、遺址平面圖和地圖。上冊有十五章。
《古代和阗考》有七篇附錄，是斯坦因拜托其他學者撰寫的研究報告。第一篇是沙畹的《丹丹威裡克、尼雅、安德悅諸遺址出土的漢文文書考釋》（“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Danan-Uiliq, de Niya，du fort d’Endere”），第二篇是大英博物館巴奈特等人的《安德悅發現的古藏文寫本和牆壁題記》，第三篇是牛津大學阿拉伯語教授馬格柳斯的《丹丹威裡克出土的希伯來文波斯國文書》，第四篇是劍橋大學梵語教授蔔士禮等人的《發現或收購的古錢目錄》，第五篇是印度人托瑪斯的《和阗藏文文獻摘選》，第六篇是英國人丘琪的《和阗諸遺址古代灰墁标本檢驗報告》，第七篇是布達佩斯大學地理學教授洛克齊的《和阗地區沙子和黃土标本檢驗報告》。
▲丹丹威裡克佛寺遺址出土，
泥塑浮雕牆體裝飾殘片（《古代和阗考》圖）
《古代和阗考》的文字和圖版及七篇附錄是我們今天研究中亞文物的必備書之一，雖然問世八十年，但其學術價值仍是不可替代的。如和阗漢文文書，一般都被混在敦煌寫本編目中，且斷殘嚴重，我們隻有依靠《古代和阗考》文字、圖版及沙畹的考釋錄文，才能将它們一一辨識并恢複原狀。
▲丹丹威裡克住宅遺址出土，
六号木版畫正面（《古代和阗考》圖）
斯坦因于1904年加入英國籍，還獲得過英國爵士榮譽。1943年，八十一歲高齡的斯坦因在阿富汗考古時偶發支氣管炎，因中風而死在探險的路上，就近葬于喀布爾附近的基督教墓地。
斯坦因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業而終身未娶，在考察探險時還凍掉過腳趾頭。他一生節儉，沒有房屋，沒有私産，隻有書籍和貼着标簽的“私人信件”“工作記錄”“地圖資料”等的箱子。他對中國新疆的探險為他在西方獲得極高榮譽，被稱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開山鼻祖。賴德懋稱他是同代人中集學者、探險家、考古學家和地理學家于一身的最偉大的一位人物。但是他從大陸新疆、甘肅和甯夏各地劫走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有莫高窟經洞中一萬餘卷古文書和數百幅絹畫，還有新疆各遺址出土的古代壁畫、泥塑、木雕和古文書等。
▲丹丹威裡克佛寺遺址出土壁畫和題記
（《古代和阗考》圖）
同一時期與斯坦因做着同樣工作，甚至還存在競争關系的還有幾位探險家，如羅佛、勒柯克、伯希和等人。
伯希和是漢學研究遠東學群的代表人物，他對中國西部考古的貢獻不在斯坦因之下。然而那個時代斯坦因在敦煌研究的影響勢頭蓋過了伯希和，儒蓮獎的花冠最終戴在了斯坦因頭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生于巴黎，早年就讀于巴黎斯坦尼斯學院和國立當代東方語言學院，是沙畹門下高徒之一。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法國人與英國人在各個方面都在較勁。幾乎與斯坦因同時，伯希和受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委托于1901年和1908年先後組織了兩次中亞探險隊來華，考察地包括新疆、甘肅等地。他在新疆發掘了“庫爾幹窣堵坡”（Kourgkan Tim）、紅山（Qyzyl-Debe）、“小山”（Kichik-Debe）、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阿克噶什（Aqqach）、克孜爾炮台（Qyzrl-Tim）等處遺址，采集到雕塑、壁畫、陶器、雜物、雕刻品或版畫。
1908年伯希和到達敦煌，花了五百兩銀子收買王道士，搞到敦煌莫高窟晉唐寫卷六千餘種文書、唐代繪畫二百多幅，以及幡幢、織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珍貴文物，悉數運回西貢，整理後存至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伯希和在莫高窟詳細檢視了所有洞窟，對每個洞窟做了描述，特别是詳細記錄了洞窟中的壁畫題記。伯希和是科班出身，比斯坦因專業，他從王道士手裡挑選的敦煌文物與斯坦因運回英國的相比，雖然數量上略少，但精品居多。
▲伯希和在藏經洞翻檢經卷
兩次中亞探險歸來，功成名就的伯希和1909年離開印度回國，1911年就職法蘭西公學院，擔任中亞語言曆史考古學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希和擔任過法國駐北京使館武官；1921年他當選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院士，1918年他接替病逝的沙畹擔任《通報》聯袂主編，1925年考迪埃去世後伯希和一人獨自維系着《通報》運作二十年。“沒有伯希和，漢學就像被遺棄的孤兒”，後人的這個評價指的就是他為《通報》做出的貢獻。1939年他還被聘為中國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45年伯希和死于癌症。
學識淵博，考證精細，是伯希和強于斯坦因之處。斯坦因的幾部著作大多是搜集文獻的記錄，研究和考據有賴于沙畹等學者。伯希和精通漢語、蒙古文、滿文、梵語、藏語等十三種東方語言，與沒學過漢語的斯坦因相比，其學術水準之強，是斯坦因不可比拟的。西方學界稱伯希和是“世界東方學界最高峰”，或可能過譽，但也說明其受重視的程度。
伯希和與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柯劭忞等許多中國學者相熟，而且中國學術界對伯希和的研究也比較重視，他的重要著作在這個時期都有中譯本刊印：《敦煌遺書》（上海東亞考究會，1926）、《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商務印書館，1931）、《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1933）、《鄭和下西洋》（商務印書館，1935）、《西域南海史地考證》（商務印書館，1936），以及1949年後出版的《吐火羅語考》《沙州千佛洞》《卡爾梅克史評注》《蒙古與教廷》《伯希和西域探險記》《高地亞洲》等。
文｜姚鵬
BY｜生活書店
摘自《漢學家與儒蓮獎》
圖｜生活書店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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