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特别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保守勢力卷土重來，不僅政界左翼力量大為衰退（如社會黨議席大幅度減少，不得不更改黨名），長期以來右翼最難插足的教育界、學術界也受到了嚴重沖擊。在全面右傾化的時潮中，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教科書編撰會等五花八門的團體應運而生。這些團體大量出版翻案文字，頻繁展開各種活動，要求“清算” 曆史舊賬，要求“恢複”近世日本曆史的所謂“名譽”，成為右傾浪潮中一股特别洶湧的支脈，對日本社會整體的右轉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個浪潮中，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和試圖扭曲其中事實的日本“虛構派”，在這個罪惡土壤中孕育而生。
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一書對虛構派的觀點做了全面的清理并一一駁斥，為80多年後的世人廓清日本虛構派布下的層層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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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
程兆奇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978-7-313-18362-0
日本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主張起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後一波強于一波，今天已泛濫成災。日本自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洞富雄先生，到今天仍在艱難抵抗的笠原十九司先生等不少學者，為追求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值得贊揚。但至今還沒有對日本虛構派的觀點做全面的清理。作者長年關注日本的相關動态、研讀日本的相關史料，久已計劃并已着手徹底廓清日本虛構派布下的層層迷霧，本書為計劃中的第一步成果。
精彩節選
右傾化背景下出籠的“學會”和年報
而在所有所謂被“誣毀”的案例中，南京大屠殺被認為是“冤情”特甚的一個。如《再審“南京大屠殺”》的副題即為“向世界傾訴日本的冤罪”。大井滿說：南京大屠殺“是由活字制作出來的”。吉本榮說：南京大屠殺“隻是以謊言塗抹我國的正史”。富士信夫說：南京大屠殺“隻是東京審判的虛構”。松村俊夫說：南京大屠殺“隻是由沒有信憑性的證言組成的謊言”。藤岡信勝說：南京大屠殺不過是“反日的”“暗黑傳說”。東中野修道聲稱：“‘南京屠殺’是由四、五等史料構成的，認定在南京‘屠殺了幾人’的記載一條都沒有。不僅如此，‘南京屠殺’隻不過是全球的共同幻想而已。”北村稔強調：“南京事件”與“國民黨的國際宣傳和對外戰略”有“密切關系”。鈴木明不願把話說得太明，但說經過他的努力，“已觸到了‘南京大屠殺’的真正意義上的核心”———言下之意是指“編造”的真相。在這樣的嚣嚣擾攘中，南京大屠殺已越出了史學界的“圈子”，成了大衆刊物的經常性話題。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日本南京大屠殺“虛構”之議起自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以後左右兩方辯難不斷，但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前，大屠殺派還是占了上風———雖然虛構派 多次自稱已經獲勝，但隻是到了晚近，虛構派的喧騰才在聲勢上勝出了一籌。這種轉折除了大背景的影響，還由于：一、與大屠殺派洞富雄、藤原彰等在中日戰争研究方面有深厚學養的前輩學者相比，早期虛構派主要是媒體從業員及親身涉案者，前者如鈴木明、阿羅健一，後者如田中正明、山本七平、畝本正己等，缺乏學界奧援，“公信力”不足；近年虛構派除了小林よしのり等各色人等的加入，更多的活躍人物為學院中的“學者”，如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渡部升一以及最近嶄露頭角的北村稔。二、部分研究者從原來的立場後退，使中間派和虛構派呈合流之勢。如在中日戰争史研究方面作過大量工作的秦郁彥，對中國的感情發生了由援護到抵觸的變化。由于秦氏的事例相當典型，有必要略作介紹。秦氏是日本中間派的代表性人物，長期主張南京有四萬人被殺，是以既不為中國學界和海外華人接受，也曾遭受虛構派攻擊。但迄至９０年代初，秦氏的學院式研究主要還是對動搖虛構派起作用，他的态度也不失嚴正，如在反對虛構派對數字的糾纏時，他說：
有人甚至篡改第一手資料，硬說“南京沒有‘大屠殺’”，有人隻計較中國政府堅持的“三十萬人”“四十萬人”的象征性數字。如果美國的反日團體說教科書中記載的原子彈爆炸死者數（實數至今仍不明确）“過 多”或“虛構”而開始抗議，被害者會是什麼感覺呢？數字上容或有各種議論，而在南京由日本軍犯下的大量的屠殺和各種非法行為則是不可動搖的事實，筆者作為日本人的一員，對中國人民從内心表示道歉。
以這樣的立場為“更巧妙”的“否定”，未免誅之過深。但秦氏的立場今天較前确已後退，以下我們還會略作交代。日本大屠殺派早在１９８４年就組成了自己的學術團體“南京事件調查 會”，而虛構派長時間以來都是“散兵遊勇”，直到２０００年才糾合同志，打出旗号，組織了所謂“南京學會”。虛構派的主攻目标向來是大屠殺派，但黨同伐異，與中間派也時相攻讦。此次南京學會卻同時吸納了中間派，是為虛構派政策的一大轉變（說此事出自虛構派的主動，是由于南京學會的會 長、副會長等中心人物都是虛構派）。最近南京學會推出了第一本“成果”：《日本南京學 會年報———南京“屠殺”研究 的最前線》（下簡作《年報》）。
（《日本南京學 會年報———南京“屠殺”研究 的最前線》封面）
《年報》由秦郁彥、原剛、富澤繁信、東中野修道等四篇論文、對南京特務機關成員丸山進的采訪以及前言、後記組成。南京學會會長東中野修道在後記中說：現在所說的“南京大屠殺”“與 當時的實際情況之無論如何不能合緻”，有如“現金和賬簿數目不同一樣”， 是以，組織南京學會是“為了再一次一筆一筆慎重的清點賬簿”，“這既非為了私利私欲，也非為了特定的曆史觀”，而是為了“追究、解明沖突和疑問”。為其作序的黃文雄聲稱：
中國人“證言”所說的日本軍的屠殺樣式形形色色，但哪一樣在日本史上都看不到，為什麼？因為這完全是中國式屠殺法的複寫。
……（日本）大屠殺派和無有派的對立，正确的表述不外是反日日本人的“煽動派”和“學研派”的對立。我贊成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情報戰”［制造］的問題。這可以說是戰後中國政府反日政策的最大成功作。他們反對日本人的“學術研究”，是因為這一成功作受到了挑戰。
除了黃序自诩“學研”，而對屠殺主張加以“煽動”的惡谥，南京學會衮衮諸公此次既沒有像小林よしのり那樣把粗話挂在嘴上，也沒有一貫的恣肆， 比如動辄要“剝”什麼人的“畫皮”，甚至也沒有在腰封、勒口、扉頁上标明 “勝利宣言”。氣急敗壞往往是沒有成算，勝券在握則大可擺出泰然自若的姿态，是以這種不同于以往的低調不知是否表現了一種自信？《年報》提出的質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所謂被殺人數的疑問，與此關聯又有南京的人口數、紅十字會／崇善堂的埋葬等問題；二、所謂國際法解釋的疑問， 其中包括戰鬥死亡、便衣兵等問題；三、所謂東京審判判決是否合法的疑問；四、所謂事發當時有沒有報道的疑問。這些疑問多為曆年陳說，但在得出結論的路徑和說法上确有不同于以往的“創辟”。雖然，形式上的花樣翻新，一般不足以改變問題的實質，南京學會的老調重彈離他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預期其實也尚遠，但經過修正的有些說法确實較能惑人耳目，是以，中國學界有必要予以回應。
（報道南京大屠殺“百人斬”的日文報道）
“公正”“資料庫”的“欺瞞”
富澤繁信《根據資料庫（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解明“南京事件”》在《年報》中篇幅最大，超過了其他三篇論文的總和。富澤先生号稱近年已将早期南京大屠殺的所有文獻輸入了電腦，以事件為經，時間為緯，分門别類，為“南京事件”建立了一個“說明概念體系”，作者說這一“體系”指的是：
說明概念的總體，覆寫所有應予說明的現象，其中沒有間隙，說明概念的外延各各不相重複。作為說明概念，對所有事件采用作為基本元素五Ｗ一Ｈ的分類， 即誰（Ｗｈｏ·被害者）在何時（Ｗｈｅｎ）、何地（Ｗｈｅrｅ）、為何（Ｗｈｙ）蒙受了 什麼（Ｗｈａｔ）的傷害，是怎樣（Ｈｏｗ·被害區分）受到傷害的。
富澤先生以為，“因為抽取資料由機械完成，著者的主觀影響的餘地是沒有的。”是以隻要輸入的原始文獻不為“人的偏向趣味左右”，可以建立“完全公正”的資料庫（并稱可以成為日本“南京事件研究的國民财産”）。而作者自陳“忠實于原文”是他的“信念”，輸入的原始文獻自當不會為“偏向趣味左右”，既如此，如文題所示“根據資料庫”的此文，其得出的結論“完全公正”自可無庸置疑。
如果真是“忠實于原文”的“資料庫”，那将是一個新挑戰。這一挑戰不是指“南京學會”所推許的所謂“方法”，因為排比史料是曆史學的基本工作， 輸入電腦和抄于卡片并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差別，“資料庫”較之于卡片箱——也是一種“資料庫”——也沒有任何“方法”上的新意。說富澤的工作也許是一個挑戰，是指他号稱将所有材料列出，與以往虛構派——不僅是虛構派——在史料中尋章摘句以傅會己說畢竟是很大的不同。然而，即使富澤的“資料庫”是現存史料的完璧，能不能導向他所得出的結論，也是另一回事。因為史料之多少不能等同于結論之真否，一如史料不等于事實。我們說地毯式地窮盡所有史料對複圓曆史本來面目具有重要意義，不是指每一條史料都是曆史的一個局部，局部越多，便越接近整體。史料如能和史實劃等号，曆史學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史料由于受到記述者識力、好惡以及視界局限等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與史實之間總會有或大或小的距離。雖然， 證明外在事象的難度不同于發覆心曲，南京大屠殺的複雜性主要并不表現于一般意義上的史料的曲折難解，但由于事涉敏感的民族情緒，記述者所抱持的價值、立場對記述對象的影響往往更強，是以，由此造成的史料的捍格抵牾也自有特殊的繁難，非經比勘、考辨、诠釋等史學工夫也難以尋繹出合乎史實的脈絡。
（日軍渡過南京河）
以上談到富澤的“資料庫”之是以加上“如果”“也許”“即使”的限制，并不是對作者已先存偏見，而是我對現有的相關史料，特别是日本的相關史 料，本有大緻的了解，對現有史料得不出颠覆性結論有一個基本的估計。也就是說，除了史料不等于史實這一層含義，富澤的“資料庫”即便本身無可挑剔，也不可能導緻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換一句話也可以說，如果富澤的“資料庫”“完全公正”，就不應該得出否定性的結論，否則它的“公正”性就将打個問号。對《根據資料庫解明“南京事件”》匆覽一過，發現富澤不僅在解釋上問題嚴重，“資料庫”本身也有随意抓證、缺乏“公正”性的問題。富澤文的問題是全面的，但其文長達一百餘頁，逐一辨正須另撰專文來完成，此處隻能摭拾數例加以檢讨。
所謂“清野作戰”
富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清野作戰”。通過表一列具的拉貝、德丁、阿其森、魏特琳、阿本德、斯梯爾以及美國《生活》周刊、美領館艾斯仳 報告、第二區長姜正雲緻貝茨信中的三十一條 有關材料，富澤試圖證明，中國軍隊為了防衛日軍和不給日軍留下一物而實行的“焦土政策”，破壞巨大。從“清野作戰”作為進入整個問題的入口，反映 了富澤繁信的“苦心”。日本虛構派一直有一種心理，以為僅僅為日軍洗刷還不夠主動，在為日軍撇清幹系的同時還應抓住中方的把柄，這樣，即使日軍的責任無法推脫幹淨，各打五十大闆也是減輕日軍罪責的一種平衡。但拿出“清野作戰”這種題目作文章，其實不可能讨到什麼便宜。因為中國軍隊自毀家園隻是日軍逼迫的結果，而日軍飛機大炮的轟擊、随處的劫掠縱火更是導緻“焦土”的重要方面，是稍有平心的人都會有的認識。富澤口稱“完全公正”卻看不到這一點，隻能讓人對他的誠意産生疑問。
（日軍進行轟炸）
但富澤的問題不僅僅在立論上。我們姑且不問堅壁清野有沒有原因， 日軍的破壞能否從“焦土”中割舍，也就是說單将“清野作戰”設項有沒有道 理。僅就“資料庫”所列的三十一條材料看，富澤的手腳的确也很不幹淨。富澤所抽取的簡短材料，從文脈上看，多為斷章取義，沒有“公正”可言。因為許多材料的上下文，同時都有限制性的記載，如第十一條引文稱孝陵衛為中國軍隊焚燒，但原文的重點是說“接着被日本軍隊徹底燒毀”；如第二十四條引文稱中國軍隊退卻時廣泛放火，但原文接着的一句同時說“美國人強調，由退卻中的中國兵在城内放火、破壞、掠奪幾乎沒有。是以，日本軍入城時，實際南京沒有損傷。”而更多的材料同時都有對日軍暴行的記述和批 判。在此僅舉首尾兩條為例。第二條（第一條記中國守軍為防備日軍進攻濟南而炸毀鐵路橋，與南京的“清野作戰”無關）引文稱中國軍隊大肆放火 （德丁報道），的确，德丁對中國守軍堅壁清野批評嚴厲，認為對阻擊日軍“毫無效果”“完全沒有軍事上的意義”，但原文中也隻是說在南京城外的堅壁清野“和日軍造成的損失相匹敵”，而南京城内“日本軍機終日在［安全區］周邊地區的轟炸，使渾身負傷的傷員蜂擁而入［安全區］。南京陷入了令人驚愕 的恐怖之中。”第三十一條引文稱東西門民居被焚毀（姜正雲信），但姜正雲原信不僅未說放火是中國軍隊所為，反而說到日本兵侵入住所，強要少女。（此信寫于１２月１７日，所記之事為“今日早晨”的來者所述，其時中國兵早已屢遭拉網式的酷烈搜捕，有幸逃脫者唯恐無處藏身，是以縱火者隻能是日本兵。）
（安全區合影）
以上可見，“清野作戰”即使不計設項的問題，“資料庫”中的材料本身也根本靠不住。而富澤以此題開篇，目的還不僅限于指責中國軍隊的破壞，他并不以此為滿足，他還有“畫龍點睛”之筆：
由此可見，南京近郊的廣闊的領域成了清野作戰的對象，附近居民和民居已不存在。在這樣的地域發生日本軍大量屠殺、放火等的暴行是難以想象的。
專為究诘中國軍隊而摘取的材料已遮掩不住日軍的暴行，富澤竟敢作如此的推導，膽子未免太大！日軍在這一地區的破壞和暴行的證據，無須另求，隻要複按富澤所引三十一條材料，查一查這些材料左右相鄰的段落，以至前言後語，便可索得。除了前引的幾條，“資料庫”所引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 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條或在文獻的同段、同頁，或在日記的同日、鄰日，也都能看到日軍暴行的記載。如第四條出處的次節說到“日本軍隊為圍攻中國軍隊而放火”；第八條同頁 說到兩軍“争奪戰”造成的“廢墟化”；第十九條同頁說到“發生了近代史上最 惡的大屠殺……被捕者全員被射殺，被疑為士兵者悉遭集體處決”；第二十一條次節說“日本軍機對城中的轟炸無所不在”；第二十二條同頁說日軍為驅趕 中國兵而放火；第二十三條同頁說“日本重轟炸機三架，向由中山門進入的中 國軍隊的長隊列投下了炸彈”；第二十七條次節說“日軍公然進行掠奪，不僅是商店，民居、醫院、難民區都未能幸免于難”；第六條所引魏特琳日記的前後兩日都說到了日軍對非軍事目标的轟炸，“有一戶人家母親和女兒被當場炸死。當威爾遜發現那個已麻木的父親時，他仍抱着他的孩子，小孩頭的上半部被炸掉了”；第九條所引當日日記中記錄了日軍對南門附近的轟炸。從上引中我們可以看到，富澤的“清野作戰”，幾乎條條都可當他所得出結論的反證，富澤卻瞞天過海若此，實在讓人吃驚。
南京人口有大緻一緻的記載麼
人數問題是南京大屠殺研究中讨論最多的問題。我曾經在《日軍屠殺令研究》的最後一節中從數字改變不了性質、昔年掩埋的屍體在數十年中已 風化隕滅、當時即有大量屍體被推入長江、傳世的第一手材料極不完全等角度，說過屠殺人數隻具有次要的意義。（後因考慮到這一問題在時下南京大 屠殺研究中所處的中心位置，覺得在一篇不同題旨的論文中附帶談論不夠慎重，是以在投出時删去了此節。）我這樣說當然是考慮了解決這一問題所面臨的客觀限制，但這樣說的出發點還在于：對這一問題的過分強調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日本虛構派長期在數字上作文章固屬無謂糾纏，但多于或少于标志性數字改變不了屠殺的性質則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絕不是說被殺人數問題已無關輕重。不僅是被殺人數，探明日軍攻占南京前後的人口問題對澄清曆史真相也決非沒有意義，雖然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這種意義還隻是緣助性的，還不可能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
（圖為在南京休整的日軍）
人口問題在富澤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第二節“人口問題”（标題，下同）、第三節“人口的集中”直接與之有關，第四節“安全區以外不見人影”隐含的其實也是人口問題。在分析富澤的“資料庫”前，我們先來看看富澤文對人口問題的總結論。它說：
從中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二十五萬的難民而有三十萬市民被殺是無法想象的，第二，更為重要的是，關于人口減少的記錄完全不存在，不要說三十萬，連些微的屠殺也沒有。
富澤的這一結論在虛構派中由來已久，實伏有重大“欺瞞”，因為自南京大屠殺之議在日本複起後，并沒有一位屠殺派的專業學者講過大量殺人限于市民，限于南京城内，如已故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第一人洞富雄說：“在南京城内外死亡軍民不下二十萬人。”而今天雖在時間、範圍、對象上仍有不同看法，但屠殺包括城内外，對象既包括“市民”，也包括軍人、農民則沒有異議，而範圍上的主流主張則是“當時南京市政府的管轄區域（南京城内、下關及郊外的浦口、孝陵衛、燕子矶、上新河、陵園）和近郊六縣（江甯、句容、溧水、江浦、 六合、高淳）”。是以，我們不能不說富澤的結論無異于“栽贓”，極不老實。
富澤虛設一個靶子，“資料庫”再有效也隻是無的放矢。但對安全區的人口數怎麼看？安全區人口數能否代表整個南京的人口數？現存記載的有關資料是否可靠？卻都還值得探讨。富澤文表二列舉了七十條有關人口的資料，大緻以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為界，之前的數字以二十萬居多，之後的數字以二十五萬居多。（這一“增加”，虛構派先已有人“考”出，以為是日軍沒有暴行的明證。）我們說人文學的證據不同于科學證據，往往并不能以多取勝，雖如此，較多的證據所顯示的大勢畢竟不容忽略。是以，對富澤文的資料我們仍有檢查的必要。
在表二所列七十條材料中，“二十萬”和“二十五萬”共占了五十一條，占有壓倒的多數。其中“二十萬”有二十七條，我們且以富澤所劃定的１月１４ 日為界，此日（含此日）之前共占二十六條，之後僅一條，之前占了絕對多數；“二十五萬”共占二十四條，１月１４日（不含此日）之前隻有二條，其餘悉為其後之日，前後日之間也極為懸殊。分際如此鮮明，應該是有說服力的證明了，然而，如果注意出處就會發現，富澤在取舍之際耍了花槍！因為這些材料的出處大多相同，根本不具有“多數”的意義。如１月１４日之前的二十六 條“二十萬”分别取自于徐淑希《南京安全區檔案》（六條）、《拉貝日記》（十三 條）、《魏特琳日記》（一條）以及威爾遜（二條）、麥卡倫（一條）、斯梯爾（一條）、德丁（一條）、阿其森（一條）的書信和報道，而徐檔與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樣，其素材都由事發時滞留南京的貝茨等人提供，拉貝、魏特琳、威爾遜、 麥卡倫又與貝茨同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成員（貝茨是兩會成員），将拉貝一人的十三條記載作為十三個證據固然荒唐，徐檔等出于同源，也沒有不一緻的任何理由。是以這二十六條中的二十三條， 嚴格來說隻能算一個證據。“二十五萬”的情況也大同小異。１月１４日之 後分别取自于徐淑希《南京安全區檔案》（十二條）、《拉貝日記》（二條）、《艾斯仳報告》（一條）、貝茨（六條）、費奇（一條）、高思（一條），其中隻有《艾斯仳報告》和高思不是直接出自安全區諸人之手，但阿利森在《艾斯仳報告》前明确說明所據是留甯美國人的記錄，我們雖不能具體指實是哪位（或許是數位），但不論貝茨、費奇，還是魏特琳、威爾遜等都與安全區有關，是以也可看作是安全區的記錄。而高思作為美國外交官，所本大約也與留甯美國人有關。但因沒有明言，出于謹慎我們姑且視其為單獨來源。如此，“二十五萬”也不過為二條例證。
（南京安全區檔案）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富澤“資料庫”中“二十萬”“二十五萬”以外的十九條還有哪些數字。除了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的“百萬”與論題無關、１１月３０日 拉貝稱“聽王警察局長講了正确的事”未及具體數字、１２月１０日二條中一條稱“非軍事部門已疏散”未及具體數字、１２月１２日“五分之四疏散”亦未及具體數字、１２月１５日德丁所說“七十萬”系德丁８６年接受屠殺派采訪時回憶不算事發時記錄等五條，姑且不計，餘下的十四條為：１１月２７日阿其 森記“四十萬”，１２月２日斯梯爾記“百萬之三分之一”，１２月９日威爾遜記 “數十萬”，１２月１０日《華盛頓郵報》記“十萬”，１２月１１日阿本德記“三十 萬”，１２月１４日斯梯爾記“十萬”，１２月１５日《紐約時報》記“三十萬”，１２月 １８日德丁記“十萬餘”、斯梯爾記“十萬”、《生活》記“十五萬”、斯梯爾記“十 萬”，１２月２２日德丁記“十萬”，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拉貝日記》記“數十萬”， ２月１５日《Ｈａｎｋｏｗｈｅｒａｌｄ》記“十五萬”（原文為“至少十五萬”）
(拉貝日記)
通過檢查可以看到，富澤的“資料庫”即使不計是否“公平”，在“技術”上也是相當粗糙的。如１１月２７日的“四十萬”，原文為“三十至四十萬”；如系于１２月１４日的斯氏所記，在原文中并未明言是當日，亦未注明寫作日，而發表則晚至次年２月４日，與所系之日完全無關；如系于１２月１８日的《生活》所記，本為１０—１８日（出刊日為次年１月１０日）；如１２月１８日斯氏所記同一條重複出現了兩次，等等。富澤“資料庫”的非原則問題不是本文探讨的重點，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富澤粗枝大葉，卻武斷立論，的确很不嚴肅。
現在我們可以将上述資料略加清理，因斯梯爾１２月１８日重複，故尚餘的有效記載共十三條，分别為“百萬之三分之一”一條、“三十至四十萬”一條、“三十萬”二條、“十五萬”二條、“十萬”五條、“數十萬”二條。其中“三十萬”一為阿本德，一為《紐約時報》，而後者亦出阿氏之手，故實際隻能算一條。“十萬”五條中斯梯爾、德丁各有二條，隻能各計一條，共為三條。是以如果嚴格甄别來源，富澤“資料庫”所收七十條材料的實際情況應如下表。
（實際情況表）
從以上對富澤“資料庫”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對安全區的人口數并沒有形成“共識”，所謂“人口減少的記錄完全不存在”的“壓倒性證據”“完全不存在”。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富澤“資料庫”遺漏的事發當時的其他材料，不僅看到的同樣是諸說并立，而且不同于上說的數字也不在少數，如１９３８年 ３月《敵軍暴行記》所載《在黑地獄中的群眾》中所說的“四十萬人”，１９３７ 年１１月２３日南京市政府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信中所說的“約五十萬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７日日本駐滬總領事緻函外務大臣所說的“五十三萬人”等等。除了最後兩條時期較早的說法出自官方之口（日本駐滬總領事 函所說來自南京警察局的調查），包括富澤“資料庫”中的所有數字都隻由推測而來，因為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基于調查的全局性統計。這也是導緻說法不一的主要原因。試圖在這樣紛纭的衆說中随意驗證，輕下斷語，不可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南京的人口都集中于安全區了麼
富澤文第三節“人口的集中”、第四節“安全區以外不見人影”是一體之兩面。強調南京的人口全部集中于安全區，安全區外已無人迹，在日本虛構派否定屠殺的理路中是一個要緊環節。因為世傳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其成員個人的文獻，沒有留下安全區内大規模屠戮的記載，是以隻要能證明安全區外是無人區，便可證明日軍沒有屠殺。這當然是對論題的偷換，因為如前已述，南京大屠殺所指之“南京”并不限于城内。但南京人口是否全部集中于安全區，或者說安全區外是否已“不見人影”，對認定日軍在南京城内是否進行了屠殺仍有特别意義。
(安全區建立的難民所)
富澤文的表三所列材料全部來源于拉貝、史邁士等國際委員會成員和英、美使館以及西方記者的記錄，而表四所列材料全部來源于日方材料。這一來源的分别，恰好是當時實情的寫照。因為當時國際委員會的留甯西方人士都集中于安全區内，日軍的不斷暴行、大量難民的日常救濟已使他們疲于奔命，對安全區外根本無暇分心關注，而記者和使領館人員又多遠在上海或漢口，更不可能了解情況，是以西方人士并不具備“知情”的客觀條件。西方人士雖然可以就難民集中到安全區作證，卻無法對安全區外是否還有市民下判斷。是以，富澤文的表三即便不是有意設下的圈套，也沒有意義。
（圖為“拉貝日記”劇照）
那麼，表四所列材料能否證明安全區外已無人蹤呢？我以為不能。理由還不在于史學證據的所謂“說有容易，說無難”的特點，一條有的證據 即為絕對的有，再多的無隻能是有限的無，而且，富澤的“資料庫”并沒有如自稱的那樣窮盡所有材料，不僅未能窮盡材料，對收什麼，不收什麼，也沒有避免明顯的偏向性選擇。比如“至中央交通環島為止既無火災也無人影”“南京城東部有廣大的空地”“一個居民的影子都沒有，隻有瘦狗”“到中山北路為止，沒有人影，連狗都沒有一隻，有如‘死街’”等等都取自《南京戰史資料集》，但此集中并非隻有此類材料，也有完全相反的例證，比如佐佐木到一少将（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旅團長）在１２月１４日日記中記城内 掃蕩說到“潛伏”的殘兵時所說：“對抵抗者、失去順從态度者，不容寬赦的立即殺戮，終日各處都聽到槍聲。”因為第三十旅團是城内掃蕩的主力部之一，旅團所轄第三十八聯隊恰又擔任中山北路以東至中央路的三角地帶的掃蕩，佐佐木的記載有充分的可靠性，是以雖然當時類似的記載不在少數，有佐佐木的日記在，此處本不必另舉他證。但富澤“資料庫”的斷章取義問題還是有必要指出。比如上引“至中央交通環島為止既無火災也無人影”出自第十六師團經理部金丸吉生的手記，但金丸的原記是這樣的：
（１２月１３日下午）我當時和大約一個小隊的士兵一起由中山門經過中山東車（或為衍字，或表示是車行道——引者）路向中央環形交叉點進發，原定由此向北，通過中山北路往挹江門方向，因為越走槍聲越盛，而且各處都有火災，天色也漸漸黑暗，于是我們傳回國民政府附近的大旅館“南京飯店”（似為“中央飯店”——引者）宿營。這時，想去借白天在敵人中央醫院看到的毛毯，但到了後讓人不可思議的發現，大量躺着的中國軍傷兵、毛毯都不見了。回到旅館後在完全黑暗的走廊裡用飯盒煮着飯，點着蠟燭睡覺。
至中央交通環島為止既無火災也無人影，比較而言是平靜的，但民居中不要說家具，任何像樣的物品都沒有，架上有的東西全部被粉碎破壞，連駐足的地方都沒有，幾乎都是破木片，到處都是士兵和穿着便服的人的屍體。我對似乎是敵人官廳的房子加上了辨別。然而，一通過中央交通環島，便有火災，路上散亂着兵器和軍服等軍用品，也看到了累累死屍。因為挹江門附近仍在戰鬥，附近又有火災，是以就跨着屍體回來了。
金丸所說的“戰鬥”，其實是日軍第三十三聯隊（屬于步兵第三十旅團）對放棄抵抗試圖渡江逃生的中國軍隊的屠戮，這有第三十三聯隊自己留下的《南京附近戰鬥詳報》可以為證，不過金丸的記載确是當日南京狀況的寫照。金丸所記的價值和疑問與本文論旨無關，可以不論，但富澤所引完全閹割了文意卻是顯然的事實。表四所引不少材料，包括金丸所記，出自晚近追憶。雖然如前所說作為 城内“掃蕩”的日軍主官之一，佐佐木的記錄已足證富澤所刻意營造的“沒有人影”為妄說，但我在此還是願意援引一段僅僅早于富澤文一月出版的最近訪談，來證明“沒有人影”說的站不住腳。擔任中山北路以東掃蕩的第三十八聯隊第三機關槍中隊的安村純一說：
南京陷落的次日也在城内進行了掃蕩。行動以小部隊進行，第三機關槍中隊的全體都參加了。第二天仍有敵人，敵人仍拿着武器。主要是步槍吧。拿着槍的人躲着，出來的話就逮捕，交給俘虜部隊收容。俘虜部隊哪裡都有，俘虜都被集中起來。有十人就用繩子綁着，帶到那裡去。都送到後方部隊去，實際怎麼樣沒有聽說。因為我們沒有處理俘虜。
掃蕩每天都進行。（士兵還是平民）不知道。隻要看到，不論男女都帶走。女的也進行抵抗，很有抵抗力的。
處理（俘虜）的部隊是另外的，我沒看到過。帶到城外去。之後由俘虜部隊處理，怎麼樣處理，我們無法想象。死還是活，大概不會是好結果吧。這些部隊因為與我全然無關，是以死或者生……
我在戰鬥中隻管攻擊敵人，沒有聽說過俘虜被大量處決。戰後也沒有聽說過。南京大屠殺，那都是胡說。這是我認為的。三十萬的人死了，豈有此理。
自己沒有那樣射殺過，用機關槍射，擊斃的大約十人、二十人。不是普通的殺法。大概是把中國人集在一起，一下子開火。這樣的事我沒做過。這十人二十人聚在一起，在南京城内掃蕩時射殺，這是有的。參謀本部發表的死者數是八萬四千人，大概是搞錯了吧。報告中有聯隊本部報告的重複的部分。報告說的死者數，我沒有像要人相信的的那樣相信。（因由軍發表）我當然也不否定。
(圖為南京大屠殺中“百人斬”畫面)
從安村的口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安全區外不僅不是“沒有人影”，而是“每天”都不斷有人被日軍“射殺”“逮捕”。如果照應前節南京人口數的問題，我們從安村的上述回憶中還可以分辨出安全區除了軍人，也有平民，雖然不必否認有女性軍人，但女子的大多數應該是平民，安村所謂“不知道”隻是托詞。
詳引安村所述，是由于他對南京大屠殺持否定态度，強調是“胡說”，決不肯讓日軍無端的平添嫌疑，是以他的回憶在這一點上反而更加可靠。（第三十八聯隊第一、第三大隊參加了這一區域的掃蕩，日軍每個大隊共有四個步兵中隊和一個機槍中隊，一個炮小隊，每個中隊共有三個小隊，每個小隊又有六個分隊，安村說的“小部隊”當是小于中隊的小隊甚至更小規模的分隊，也就是說當時在中山北路東北、玄武湖以西的不大的三角地帶，有幾十上百個“小部隊”活動，安村所遇到的情況，如是一般情況，每個小部隊都将大批的俘獲者送交“俘虜部隊”，小批“十人、二十人”的俘獲者或者移交，或者當場處決，單這一地區就有多少屈死的平民呢？） 對佐佐木等的記載，富澤視若無睹，不能不再次讓人對富澤所謂“完全公正”表示懷疑。富澤文共分十一節，每節有清單一至數份，粗讀一過，總的感覺是每一節、每張表都有上述的種種問題，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析。
(圖為日軍押送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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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既有對重大史實的論證，也有對個别觀點的批判，均建立在作者占有大量中日文原始資料和充分消化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并展現出嚴謹的史學邏輯思維，是以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堪稱研究跨國曆史戰争争議問題的楷模。
——楊大慶（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作者通過全面網羅日本的公刊史料，以比較、考證來迫近真相的賢明的方法達緻對事态各個方面的解明。不能不說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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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已故日本學者津田道夫《程兆奇論文書後》
作者簡介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日本侵華戰争遺留問題和東京審判的研究。曾完成 “日本南京大屠殺史料研究”等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教育部社科重大攻關項目“東京審判若幹重大問題研究”。目前正主持國家抗日戰争研究專項工程“日本戰犯審判文獻征集、整理與資料庫建設”項目和上海社科重大項目“東京國際軍事審判”。主持東京審判文獻索引的編纂出版，主持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規劃項目“東京審判研究叢書”的編輯出版。
著有《日本現存南京大屠殺史料研究》《歧羊齋史論集》《東京審判——為了世界和平》等。曾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