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保守势力卷土重来，不仅政界左翼力量大为衰退（如社会党议席大幅度减少，不得不更改党名），长期以来右翼最难插足的教育界、学术界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全面右倾化的时潮中，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教科书编撰会等五花八门的团体应运而生。这些团体大量出版翻案文字，频繁展开各种活动，要求“清算” 历史旧账，要求“恢复”近世日本历史的所谓“名誉”，成为右倾浪潮中一股特别汹涌的支脉，对日本社会整体的右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个浪潮中，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和试图扭曲其中事实的日本“虚构派”，在这个罪恶土壤中孕育而生。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对虚构派的观点做了全面的清理并一一驳斥，为80多年后的世人廓清日本虚构派布下的层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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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
程兆奇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78-7-313-18362-0
日本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主张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一波强于一波，今天已泛滥成灾。日本自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先生，到今天仍在艰难抵抗的笠原十九司先生等不少学者，为追求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值得赞扬。但至今还没有对日本虚构派的观点做全面的清理。作者长年关注日本的相关动态、研读日本的相关史料，久已计划并已着手彻底廓清日本虚构派布下的层层迷雾，本书为计划中的第一步成果。
精彩节选
右倾化背景下出笼的“学会”和年报
而在所有所谓被“诬毁”的案例中，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冤情”特甚的一个。如《再审“南京大屠杀”》的副题即为“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大井满说：南京大屠杀“是由活字制作出来的”。吉本荣说：南京大屠杀“只是以谎言涂抹我国的正史”。富士信夫说：南京大屠杀“只是东京审判的虚构”。松村俊夫说：南京大屠杀“只是由没有信凭性的证言组成的谎言”。藤冈信胜说：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反日的”“暗黑传说”。东中野修道声称：“‘南京屠杀’是由四、五等史料构成的，认定在南京‘屠杀了几人’的记载一条都没有。不仅如此，‘南京屠杀’只不过是全球的共同幻想而已。”北村稔强调：“南京事件”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和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铃木明不愿把话说得太明，但说经过他的努力，“已触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言下之意是指“编造”的真相。在这样的嚣嚣扰攘中，南京大屠杀已越出了史学界的“圈子”，成了大众刊物的经常性话题。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之议起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以后左右两方辩难不断，但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前，大屠杀派还是占了上风———虽然虚构派 多次自称已经获胜，但只是到了晚近，虚构派的喧腾才在声势上胜出了一筹。这种转折除了大背景的影响，还由于：一、与大屠杀派洞富雄、藤原彰等在中日战争研究方面有深厚学养的前辈学者相比，早期虚构派主要是媒体从业员及亲身涉案者，前者如铃木明、阿罗健一，后者如田中正明、山本七平、亩本正己等，缺乏学界奥援，“公信力”不足；近年虚构派除了小林よしのり等各色人等的加入，更多的活跃人物为学院中的“学者”，如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渡部升一以及最近崭露头角的北村稔。二、部分研究者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使中间派和虚构派呈合流之势。如在中日战争史研究方面作过大量工作的秦郁彦，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由援护到抵触的变化。由于秦氏的事例相当典型，有必要略作介绍。秦氏是日本中间派的代表性人物，长期主张南京有四万人被杀，因此既不为中国学界和海外华人接受，也曾遭受虚构派攻击。但迄至９０年代初，秦氏的学院式研究主要还是对动摇虚构派起作用，他的态度也不失严正，如在反对虚构派对数字的纠缠时，他说：
有人甚至篡改第一手资料，硬说“南京没有‘大屠杀’”，有人只计较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人”“四十万人”的象征性数字。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说教科书中记载的原子弹爆炸死者数（实数至今仍不明确）“过 多”或“虚构”而开始抗议，被害者会是什么感觉呢？数字上容或有各种议论，而在南京由日本军犯下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非法行为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对中国人民从内心表示道歉。
以这样的立场为“更巧妙”的“否定”，未免诛之过深。但秦氏的立场今天较前确已后退，以下我们还会略作交代。日本大屠杀派早在１９８４年就组成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南京事件调查 会”，而虚构派长时间以来都是“散兵游勇”，直到２０００年才纠合同志，打出旗号，组织了所谓“南京学会”。虚构派的主攻目标向来是大屠杀派，但党同伐异，与中间派也时相攻讦。此次南京学会却同时吸纳了中间派，是为虚构派策略的一大转变（说此事出自虚构派的主动，是由于南京学会的会 长、副会长等中心人物都是虚构派）。最近南京学会推出了第一本“成果”：《日本南京学 会年报———南京“屠杀”研究 的最前线》（下简作《年报》）。
（《日本南京学 会年报———南京“屠杀”研究 的最前线》封面）
《年报》由秦郁彦、原刚、富泽繁信、东中野修道等四篇论文、对南京特务机关成员丸山进的采访以及前言、后记组成。南京学会会长东中野修道在后记中说：现在所说的“南京大屠杀”“与 当时的实际情况之无论如何不能合致”，有如“现金和账簿数目不同一样”， 因此，组织南京学会是“为了再一次一笔一笔慎重的清点账簿”，“这既非为了私利私欲，也非为了特定的历史观”，而是为了“追究、解明矛盾和疑问”。为其作序的黄文雄声称：
中国人“证言”所说的日本军的屠杀样式形形色色，但哪一样在日本史上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这完全是中国式屠杀法的复写。
……（日本）大屠杀派和无有派的对立，正确的表述不外是反日日本人的“煽动派”和“学研派”的对立。我赞成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情报战”［制造］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战后中国政府反日政策的最大成功作。他们反对日本人的“学术研究”，是因为这一成功作受到了挑战。
除了黄序自诩“学研”，而对屠杀主张加以“煽动”的恶谥，南京学会衮衮诸公此次既没有像小林よしのり那样把粗话挂在嘴上，也没有一贯的恣肆， 比如动辄要“剥”什么人的“画皮”，甚至也没有在腰封、勒口、扉页上标明 “胜利宣言”。气急败坏往往是没有成算，胜券在握则大可摆出泰然自若的姿态，所以这种不同于以往的低调不知是否表现了一种自信？《年报》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所谓被杀人数的疑问，与此关联又有南京的人口数、红十字会／崇善堂的埋葬等问题；二、所谓国际法解释的疑问， 其中包括战斗死亡、便衣兵等问题；三、所谓东京审判判决是否合法的疑问；四、所谓事发当时有没有报道的疑问。这些疑问多为历年陈说，但在得出结论的路径和说法上确有不同于以往的“创辟”。虽然，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一般不足以改变问题的实质，南京学会的老调重弹离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预期其实也尚远，但经过修正的有些说法确实较能惑人耳目，所以，中国学界有必要予以回应。
（报道南京大屠杀“百人斩”的日文报道）
“公正”“数据库”的“欺瞒”
富泽繁信《根据数据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解明“南京事件”》在《年报》中篇幅最大，超过了其他三篇论文的总和。富泽先生号称近年已将早期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文献输入了电脑，以事件为经，时间为纬，分门别类，为“南京事件”建立了一个“说明概念体系”，作者说这一“体系”指的是：
说明概念的总体，覆盖所有应予说明的现象，其中没有间隙，说明概念的外延各各不相重复。作为说明概念，对所有事件采用作为基本元素五Ｗ一Ｈ的分类， 即谁（Ｗｈｏ·被害者）在何时（Ｗｈｅｎ）、何地（Ｗｈｅrｅ）、为何（Ｗｈｙ）蒙受了 什么（Ｗｈａｔ）的伤害，是怎样（Ｈｏｗ·被害区分）受到伤害的。
富泽先生以为，“因为抽取数据由机械完成，著者的主观影响的余地是没有的。”所以只要输入的原始文献不为“人的偏向趣味左右”，可以建立“完全公正”的数据库（并称可以成为日本“南京事件研究的国民财产”）。而作者自陈“忠实于原文”是他的“信念”，输入的原始文献自当不会为“偏向趣味左右”，既如此，如文题所示“根据数据库”的此文，其得出的结论“完全公正”自可无庸置疑。
如果真是“忠实于原文”的“数据库”，那将是一个新挑战。这一挑战不是指“南京学会”所推许的所谓“方法”，因为排比史料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 输入电脑和抄于卡片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区别，“数据库”较之于卡片箱——也是一种“数据库”——也没有任何“方法”上的新意。说富泽的工作也许是一个挑战，是指他号称将所有材料列出，与以往虚构派——不仅是虚构派——在史料中寻章摘句以傅会己说毕竟是很大的不同。然而，即使富泽的“数据库”是现存史料的完璧，能不能导向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另一回事。因为史料之多少不能等同于结论之真否，一如史料不等于事实。我们说地毯式地穷尽所有史料对复圆历史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不是指每一条史料都是历史的一个局部，局部越多，便越接近整体。史料如能和史实划等号，历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史料由于受到记述者识力、好恶以及视界局限等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史实之间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虽然， 证明外在事象的难度不同于发覆心曲，南京大屠杀的复杂性主要并不表现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的曲折难解，但由于事涉敏感的民族情绪，记述者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对记述对象的影响往往更强，所以，由此造成的史料的捍格抵牾也自有特殊的繁难，非经比勘、考辨、诠释等史学工夫也难以寻绎出合乎史实的脉络。
（日军渡过南京河）
以上谈到富泽的“数据库”之所以加上“如果”“也许”“即使”的限制，并不是对作者已先存偏见，而是我对现有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的相关史 料，本有大致的了解，对现有史料得不出颠覆性结论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也就是说，除了史料不等于史实这一层含义，富泽的“数据库”即便本身无可挑剔，也不可能导致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如果富泽的“数据库”“完全公正”，就不应该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否则它的“公正”性就将打个问号。对《根据数据库解明“南京事件”》匆览一过，发现富泽不仅在解释上问题严重，“数据库”本身也有随意抓证、缺乏“公正”性的问题。富泽文的问题是全面的，但其文长达一百余页，逐一辨正须另撰专文来完成，此处只能摭拾数例加以检讨。
所谓“清野作战”
富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清野作战”。通过表一列具的拉贝、德丁、阿其森、魏特琳、阿本德、斯梯尔以及美国《生活》周刊、美领馆艾斯仳 报告、第二区长姜正云致贝茨信中的三十一条 有关材料，富泽试图证明，中国军队为了防卫日军和不给日军留下一物而实行的“焦土政策”，破坏巨大。从“清野作战”作为进入整个问题的入口，反映 了富泽繁信的“苦心”。日本虚构派一直有一种心理，以为仅仅为日军洗刷还不够主动，在为日军撇清干系的同时还应抓住中方的把柄，这样，即使日军的责任无法推脱干净，各打五十大板也是减轻日军罪责的一种平衡。但拿出“清野作战”这种题目作文章，其实不可能讨到什么便宜。因为中国军队自毁家园只是日军逼迫的结果，而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随处的劫掠纵火更是导致“焦土”的重要方面，是稍有平心的人都会有的认识。富泽口称“完全公正”却看不到这一点，只能让人对他的诚意产生疑问。
（日军进行轰炸）
但富泽的问题不仅仅在立论上。我们姑且不问坚壁清野有没有原因， 日军的破坏能否从“焦土”中割舍，也就是说单将“清野作战”设项有没有道 理。仅就“数据库”所列的三十一条材料看，富泽的手脚的确也很不干净。富泽所抽取的简短材料，从文脉上看，多为断章取义，没有“公正”可言。因为许多材料的上下文，同时都有限制性的记载，如第十一条引文称孝陵卫为中国军队焚烧，但原文的重点是说“接着被日本军队彻底烧毁”；如第二十四条引文称中国军队退却时广泛放火，但原文接着的一句同时说“美国人强调，由退却中的中国兵在城内放火、破坏、掠夺几乎没有。因此，日本军入城时，实际南京没有损伤。”而更多的材料同时都有对日军暴行的记述和批 判。在此仅举首尾两条为例。第二条（第一条记中国守军为防备日军进攻济南而炸毁铁路桥，与南京的“清野作战”无关）引文称中国军队大肆放火 （德丁报道），的确，德丁对中国守军坚壁清野批评严厉，认为对阻击日军“毫无效果”“完全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但原文中也只是说在南京城外的坚壁清野“和日军造成的损失相匹敌”，而南京城内“日本军机终日在［安全区］周边地区的轰炸，使浑身负伤的伤员蜂拥而入［安全区］。南京陷入了令人惊愕 的恐怖之中。”第三十一条引文称东西门民居被焚毁（姜正云信），但姜正云原信不仅未说放火是中国军队所为，反而说到日本兵侵入住所，强要少女。（此信写于１２月１７日，所记之事为“今日早晨”的来者所述，其时中国兵早已屡遭拉网式的酷烈搜捕，有幸逃脱者唯恐无处藏身，所以纵火者只能是日本兵。）
（安全区合影）
以上可见，“清野作战”即使不计设项的问题，“数据库”中的材料本身也根本靠不住。而富泽以此题开篇，目的还不仅限于指责中国军队的破坏，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有“画龙点睛”之笔：
由此可见，南京近郊的广阔的领域成了清野作战的对象，附近居民和民居已不存在。在这样的地域发生日本军大量屠杀、放火等的暴行是难以想象的。
专为究诘中国军队而摘取的材料已遮掩不住日军的暴行，富泽竟敢作如此的推导，胆子未免太大！日军在这一地区的破坏和暴行的证据，无须另求，只要复按富泽所引三十一条材料，查一查这些材料左右相邻的段落，以至前言后语，便可索得。除了前引的几条，“数据库”所引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 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条或在文献的同段、同页，或在日记的同日、邻日，也都能看到日军暴行的记载。如第四条出处的次节说到“日本军队为围攻中国军队而放火”；第八条同页 说到两军“争夺战”造成的“废墟化”；第十九条同页说到“发生了近代史上最 恶的大屠杀……被捕者全员被射杀，被疑为士兵者悉遭集体处决”；第二十一条次节说“日本军机对城中的轰炸无所不在”；第二十二条同页说日军为驱赶 中国兵而放火；第二十三条同页说“日本重轰炸机三架，向由中山门进入的中 国军队的长队列投下了炸弹”；第二十七条次节说“日军公然进行掠夺，不仅是商店，民居、医院、难民区都未能幸免于难”；第六条所引魏特琳日记的前后两日都说到了日军对非军事目标的轰炸，“有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当威尔逊发现那个已麻木的父亲时，他仍抱着他的孩子，小孩头的上半部被炸掉了”；第九条所引当日日记中记录了日军对南门附近的轰炸。从上引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泽的“清野作战”，几乎条条都可当他所得出结论的反证，富泽却瞒天过海若此，实在让人吃惊。
南京人口有大致一致的记载么
人数问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我曾经在《日军屠杀令研究》的最后一节中从数字改变不了性质、昔年掩埋的尸体在数十年中已 风化陨灭、当时即有大量尸体被推入长江、传世的第一手材料极不完全等角度，说过屠杀人数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后因考虑到这一问题在时下南京大 屠杀研究中所处的中心位置，觉得在一篇不同题旨的论文中附带谈论不够慎重，所以在投出时删去了此节。）我这样说当然是考虑了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客观限制，但这样说的出发点还在于：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强调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日本虚构派长期在数字上作文章固属无谓纠缠，但多于或少于标志性数字改变不了屠杀的性质则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绝不是说被杀人数问题已无关轻重。不仅是被杀人数，探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人口问题对澄清历史真相也决非没有意义，虽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这种意义还只是缘助性的，还不可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图为在南京休整的日军）
人口问题在富泽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第二节“人口问题”（标题，下同）、第三节“人口的集中”直接与之有关，第四节“安全区以外不见人影”隐含的其实也是人口问题。在分析富泽的“数据库”前，我们先来看看富泽文对人口问题的总结论。它说：
从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二十五万的难民而有三十万市民被杀是无法想象的，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人口减少的记录完全不存在，不要说三十万，连些微的屠杀也没有。
富泽的这一结论在虚构派中由来已久，实伏有重大“欺瞒”，因为自南京大屠杀之议在日本复起后，并没有一位屠杀派的专业学者讲过大量杀人限于市民，限于南京城内，如已故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洞富雄说：“在南京城内外死亡军民不下二十万人。”而今天虽在时间、范围、对象上仍有不同看法，但屠杀包括城内外，对象既包括“市民”，也包括军人、农民则没有异议，而范围上的主流主张则是“当时南京市政府的管辖区域（南京城内、下关及郊外的浦口、孝陵卫、燕子矶、上新河、陵园）和近郊六县（江宁、句容、溧水、江浦、 六合、高淳）”。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富泽的结论无异于“栽赃”，极不老实。
富泽虚设一个靶子，“数据库”再有效也只是无的放矢。但对安全区的人口数怎么看？安全区人口数能否代表整个南京的人口数？现存记载的有关数据是否可靠？却都还值得探讨。富泽文表二列举了七十条有关人口的数据，大致以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为界，之前的数字以二十万居多，之后的数字以二十五万居多。（这一“增加”，虚构派先已有人“考”出，以为是日军没有暴行的明证。）我们说人文学的证据不同于科学证据，往往并不能以多取胜，虽如此，较多的证据所显示的大势毕竟不容忽略。所以，对富泽文的数据我们仍有检查的必要。
在表二所列七十条材料中，“二十万”和“二十五万”共占了五十一条，占有压倒的多数。其中“二十万”有二十七条，我们且以富泽所划定的１月１４ 日为界，此日（含此日）之前共占二十六条，之后仅一条，之前占了绝对多数；“二十五万”共占二十四条，１月１４日（不含此日）之前只有二条，其余悉为其后之日，前后日之间也极为悬殊。分际如此鲜明，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然而，如果注意出处就会发现，富泽在取舍之际耍了花枪！因为这些材料的出处大多相同，根本不具有“多数”的意义。如１月１４日之前的二十六 条“二十万”分别取自于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六条）、《拉贝日记》（十三 条）、《魏特琳日记》（一条）以及威尔逊（二条）、麦卡伦（一条）、斯梯尔（一条）、德丁（一条）、阿其森（一条）的书信和报道，而徐档与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样，其素材都由事发时滞留南京的贝茨等人提供，拉贝、魏特琳、威尔逊、 麦卡伦又与贝茨同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成员（贝茨是两会成员），将拉贝一人的十三条记载作为十三个证据固然荒唐，徐档等出于同源，也没有不一致的任何理由。所以这二十六条中的二十三条， 严格来说只能算一个证据。“二十五万”的情况也大同小异。１月１４日之 后分别取自于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十二条）、《拉贝日记》（二条）、《艾斯仳报告》（一条）、贝茨（六条）、费奇（一条）、高思（一条），其中只有《艾斯仳报告》和高思不是直接出自安全区诸人之手，但阿利森在《艾斯仳报告》前明确说明所据是留宁美国人的记录，我们虽不能具体指实是哪位（或许是数位），但不论贝茨、费奇，还是魏特琳、威尔逊等都与安全区有关，所以也可看作是安全区的记录。而高思作为美国外交官，所本大约也与留宁美国人有关。但因没有明言，出于谨慎我们姑且视其为单独来源。如此，“二十五万”也不过为二条例证。
（南京安全区档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富泽“数据库”中“二十万”“二十五万”以外的十九条还有哪些数字。除了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的“百万”与论题无关、１１月３０日 拉贝称“听王警察局长讲了正确的事”未及具体数字、１２月１０日二条中一条称“非军事部门已疏散”未及具体数字、１２月１２日“五分之四疏散”亦未及具体数字、１２月１５日德丁所说“七十万”系德丁８６年接受屠杀派采访时回忆不算事发时记录等五条，姑且不计，余下的十四条为：１１月２７日阿其 森记“四十万”，１２月２日斯梯尔记“百万之三分之一”，１２月９日威尔逊记 “数十万”，１２月１０日《华盛顿邮报》记“十万”，１２月１１日阿本德记“三十 万”，１２月１４日斯梯尔记“十万”，１２月１５日《纽约时报》记“三十万”，１２月 １８日德丁记“十万余”、斯梯尔记“十万”、《生活》记“十五万”、斯梯尔记“十 万”，１２月２２日德丁记“十万”，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拉贝日记》记“数十万”， ２月１５日《Ｈａｎｋｏｗｈｅｒａｌｄ》记“十五万”（原文为“至少十五万”）
(拉贝日记)
通过检查可以看到，富泽的“数据库”即使不计是否“公平”，在“技术”上也是相当粗糙的。如１１月２７日的“四十万”，原文为“三十至四十万”；如系于１２月１４日的斯氏所记，在原文中并未明言是当日，亦未注明写作日，而发表则晚至次年２月４日，与所系之日完全无关；如系于１２月１８日的《生活》所记，本为１０—１８日（出刊日为次年１月１０日）；如１２月１８日斯氏所记同一条重复出现了两次，等等。富泽“数据库”的非原则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富泽粗枝大叶，却武断立论，的确很不严肃。
现在我们可以将上述数据略加清理，因斯梯尔１２月１８日重复，故尚余的有效记载共十三条，分别为“百万之三分之一”一条、“三十至四十万”一条、“三十万”二条、“十五万”二条、“十万”五条、“数十万”二条。其中“三十万”一为阿本德，一为《纽约时报》，而后者亦出阿氏之手，故实际只能算一条。“十万”五条中斯梯尔、德丁各有二条，只能各计一条，共为三条。所以如果严格甄别来源，富泽“数据库”所收七十条材料的实际情况应如下表。
（实际情况表）
从以上对富泽“数据库”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安全区的人口数并没有形成“共识”，所谓“人口减少的记录完全不存在”的“压倒性证据”“完全不存在”。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富泽“数据库”遗漏的事发当时的其他材料，不仅看到的同样是诸说并立，而且不同于上说的数字也不在少数，如１９３８年 ３月《敌军暴行记》所载《在黑地狱中的民众》中所说的“四十万人”，１９３７ 年１１月２３日南京市政府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中所说的“约五十万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７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致函外务大臣所说的“五十三万人”等等。除了最后两条时期较早的说法出自官方之口（日本驻沪总领事 函所说来自南京警察局的调查），包括富泽“数据库”中的所有数字都只由推测而来，因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基于调查的全局性统计。这也是导致说法不一的主要原因。试图在这样纷纭的众说中随意取证，轻下断语，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南京的人口都集中于安全区了么
富泽文第三节“人口的集中”、第四节“安全区以外不见人影”是一体之两面。强调南京的人口全部集中于安全区，安全区外已无人迹，在日本虚构派否定屠杀的理路中是一个要紧环节。因为世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其成员个人的文献，没有留下安全区内大规模屠戮的记载，所以只要能证明安全区外是无人区，便可证明日军没有屠杀。这当然是对论题的偷换，因为如前已述，南京大屠杀所指之“南京”并不限于城内。但南京人口是否全部集中于安全区，或者说安全区外是否已“不见人影”，对认定日军在南京城内是否进行了屠杀仍有特别意义。
(安全区建立的难民所)
富泽文的表三所列材料全部来源于拉贝、史迈士等国际委员会成员和英、美使馆以及西方记者的记录，而表四所列材料全部来源于日方材料。这一来源的分别，恰好是当时实情的写照。因为当时国际委员会的留宁西方人士都集中于安全区内，日军的不断暴行、大量难民的日常救济已使他们疲于奔命，对安全区外根本无暇分心关注，而记者和使领馆人员又多远在上海或汉口，更不可能了解情况，所以西方人士并不具备“知情”的客观条件。西方人士虽然可以就难民集中到安全区作证，却无法对安全区外是否还有市民下判断。所以，富泽文的表三即便不是有意设下的圈套，也没有意义。
（图为“拉贝日记”剧照）
那么，表四所列材料能否证明安全区外已无人踪呢？我以为不能。理由还不在于史学证据的所谓“说有容易，说无难”的特点，一条有的证据 即为绝对的有，再多的无只能是有限的无，而且，富泽的“数据库”并没有如自称的那样穷尽所有材料，不仅未能穷尽材料，对收什么，不收什么，也没有避免明显的偏向性选择。比如“至中央交通环岛为止既无火灾也无人影”“南京城东部有广大的空地”“一个居民的影子都没有，只有瘦狗”“到中山北路为止，没有人影，连狗都没有一只，有如‘死街’”等等都取自《南京战史资料集》，但此集中并非只有此类材料，也有完全相反的例证，比如佐佐木到一少将（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在１２月１４日日记中记城内 扫荡说到“潜伏”的残兵时所说：“对抵抗者、失去顺从态度者，不容宽赦的立即杀戮，终日各处都听到枪声。”因为第三十旅团是城内扫荡的主力部之一，旅团所辖第三十八联队恰又担任中山北路以东至中央路的三角地带的扫荡，佐佐木的记载有充分的可靠性，所以虽然当时类似的记载不在少数，有佐佐木的日记在，此处本不必另举他证。但富泽“数据库”的断章取义问题还是有必要指出。比如上引“至中央交通环岛为止既无火灾也无人影”出自第十六师团经理部金丸吉生的手记，但金丸的原记是这样的：
（１２月１３日下午）我当时和大约一个小队的士兵一起由中山门经过中山东车（或为衍字，或表示是车行道——引者）路向中央环形交叉点进发，原定由此向北，通过中山北路往挹江门方向，因为越走枪声越盛，而且各处都有火灾，天色也渐渐黑暗，于是我们返回国民政府附近的大旅馆“南京饭店”（似为“中央饭店”——引者）宿营。这时，想去借白天在敌人中央医院看到的毛毯，但到了后让人不可思议的发现，大量躺着的中国军伤兵、毛毯都不见了。回到旅馆后在完全黑暗的走廊里用饭盒煮着饭，点着蜡烛睡觉。
至中央交通环岛为止既无火灾也无人影，比较而言是平静的，但民居中不要说家具，任何像样的物品都没有，架上有的东西全部被粉碎破坏，连驻足的地方都没有，几乎都是破木片，到处都是士兵和穿着便服的人的尸体。我对似乎是敌人官厅的房子加上了标识。然而，一通过中央交通环岛，便有火灾，路上散乱着兵器和军服等军用品，也看到了累累死尸。因为挹江门附近仍在战斗，附近又有火灾，所以就跨着尸体回来了。
金丸所说的“战斗”，其实是日军第三十三联队（属于步兵第三十旅团）对放弃抵抗试图渡江逃生的中国军队的屠戮，这有第三十三联队自己留下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可以为证，不过金丸的记载确是当日南京状况的写照。金丸所记的价值和疑问与本文论旨无关，可以不论，但富泽所引完全阉割了文意却是显然的事实。表四所引不少材料，包括金丸所记，出自晚近追忆。虽然如前所说作为 城内“扫荡”的日军主官之一，佐佐木的记录已足证富泽所刻意营造的“没有人影”为妄说，但我在此还是愿意援引一段仅仅早于富泽文一月出版的最近访谈，来证明“没有人影”说的站不住脚。担任中山北路以东扫荡的第三十八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的安村纯一说：
南京陷落的次日也在城内进行了扫荡。行动以小部队进行，第三机关枪中队的全体都参加了。第二天仍有敌人，敌人仍拿着武器。主要是步枪吧。拿着枪的人躲着，出来的话就逮捕，交给俘虏部队收容。俘虏部队哪里都有，俘虏都被集中起来。有十人就用绳子绑着，带到那里去。都送到后方部队去，实际怎么样没有听说。因为我们没有处理俘虏。
扫荡每天都进行。（士兵还是平民）不知道。只要看到，不论男女都带走。女的也进行抵抗，很有抵抗力的。
处理（俘虏）的部队是另外的，我没看到过。带到城外去。之后由俘虏部队处理，怎么样处理，我们无法想象。死还是活，大概不会是好结果吧。这些部队因为与我全然无关，所以死或者生……
我在战斗中只管攻击敌人，没有听说过俘虏被大量处决。战后也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那都是胡说。这是我认为的。三十万的人死了，岂有此理。
自己没有那样射杀过，用机关枪射，击毙的大约十人、二十人。不是普通的杀法。大概是把中国人集在一起，一下子开火。这样的事我没做过。这十人二十人聚在一起，在南京城内扫荡时射杀，这是有的。参谋本部发表的死者数是八万四千人，大概是搞错了吧。报告中有联队本部报告的重复的部分。报告说的死者数，我没有像要人相信的的那样相信。（因由军发表）我当然也不否定。
(图为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画面)
从安村的口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全区外不仅不是“没有人影”，而是“每天”都不断有人被日军“射杀”“逮捕”。如果照应前节南京人口数的问题，我们从安村的上述回忆中还可以分辨出安全区除了军人，也有平民，虽然不必否认有女性军人，但女子的大多数应该是平民，安村所谓“不知道”只是托词。
详引安村所述，是由于他对南京大屠杀持否定态度，强调是“胡说”，决不肯让日军无端的平添嫌疑，因此他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反而更加可靠。（第三十八联队第一、第三大队参加了这一区域的扫荡，日军每个大队共有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一个炮小队，每个中队共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又有六个分队，安村说的“小部队”当是小于中队的小队甚至更小规模的分队，也就是说当时在中山北路东北、玄武湖以西的不大的三角地带，有几十上百个“小部队”活动，安村所遇到的情况，如是一般情况，每个小部队都将大批的俘获者送交“俘虏部队”，小批“十人、二十人”的俘获者或者移交，或者当场处决，单这一地区就有多少屈死的平民呢？） 对佐佐木等的记载，富泽视若无睹，不能不再次让人对富泽所谓“完全公正”表示怀疑。富泽文共分十一节，每节有列表一至数份，粗读一过，总的感觉是每一节、每张表都有上述的种种问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析。
(图为日军押送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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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既有对重大史实的论证，也有对个别观点的批判，均建立在作者占有大量中日文原始资料和充分消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体现出严谨的史学逻辑思维，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堪称研究跨国历史战争争议问题的楷模。
——杨大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作者通过全面网罗日本的公刊史料，以比较、考证来迫近真相的贤明的方法达致对事态各个方面的解明。不能不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作者对日本史料的条分缕析与详细介绍，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也带来了便利。
——摘自已故日本学者津田道夫《程兆奇论文书后》
作者简介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东京审判的研究。曾完成 “日本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和上海社科重大项目“东京国际军事审判”。主持东京审判文献索引的编纂出版，主持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东京审判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
著有《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歧羊斋史论集》《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等。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