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遷徙圖
黎岺—豐宜—柳林之關系
豐宜馮氏族譜
根據以上祖父、父親及黎岺口傳，以及豐宜家譜記載，筆者以為，黎岺—豐宜—柳林三者之間存在一種遷徙關系，尤其是黎嶺—豐宜的遷徙，脈絡清楚。
因經商而移民，紐帶是交通
這種資訊在屯留縣豐宜鎮一帶的居民中，尤其強烈，幾乎是脫口而出。據馮樹忠先生講，他在整理黎岺村志時聽聞，有些豐宜人近些年曾到黎岺尋過根；黎岺也有曆代口傳，1940年代後生人馮樹忠、李嶽峰先生也曾面告筆者：“天下馮氏是一家，黎園墳裡找本家”。其夾帶的内涵是：上黨馮氏本為一家，其根祖就是戰國時期南韓上黨太守馮亭——馮奉世一脈；黎岺村北側的馮氏祖茔地——黎園墳，葬有曆代馮氏先祖，散落各地的馮氏族人于此可以尋見屬于你的一支。黎岺村口傳的另一則資訊：馮氏弟兄幾人，在明代初遷徙到外地，僅留下一個，讓他守護祖屋看護墳茔。這一傳說與豐宜傳說及家譜記載初步能對接上。
安介生所著
但對“豐宜傳回柳林”的資訊反映較弱；這條資訊主要是來自柳林祖父三四十年前的口傳，如今祖父已經謝世22年，線索已斷。筆者獲知資訊有：柳林馮姓與南面一裡許的黎岺村存在家族淵源，具有群體性記憶，應屬可信；但黎岺至柳林中間發生了什麼？
充滿了巨大懸念。
筆者曾問詢過幾個豐宜村民，都對此問題表達模糊。豐宜馮滿紅對應的話語是，“五個兒子少了兩個”。筆者由此大膽推測：會不會是這兩子傳回了柳林呢？
父親根據先祖墳茔推測，先祖傳回柳林應在1664年前後；而馮旺及五子移民豐宜，則是在明洪武二年（1369），前後相差了近300年。這說明豐宜移民柳林與馮旺父子無關，與馮旺後嗣似乎有關。
筆者又拓展思維分析：會不會柳林馮氏出自豐宜鎮下隸的某一個村呢？導緻其遷徙地不宜被發現？！順此思維，需要進一步在豐宜周邊有馮姓的各村進行滲透調研，也許會有新的發現。
筆者從“馮旺移民豐宜”口傳中發現兩個問題：一是黎嶺馮氏五兄弟移民的時間——明洪武二年是否準确？如果準确，似乎與洪洞大槐樹政策移民接不上關系，因為大槐樹移民最早始于明洪武三年（1370）；而且從國家移民分析，不大可能出現“獨戶移民”。馮旺獨戶移民這種情況不符合當時國家政策的邏輯性。 如果其移民時間确定是明洪武二年，那馮旺父子的遷徙極有可能是“私人行為”。
作者拜見著名曆史地理學者葛劍雄先生
筆者曾經在2020年11月于長治學院幸遇複旦大學安介生。安祖籍山西介休，與筆者同庚，其師從葛劍雄先生，現為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對移民有研究，著有《山西移民史》一書。就“明洪武二年移民”一事，筆者于飯桌前曾經問及安，他也不置可否，無法給出明确回答。
筆者再拓寬思維——私人移民可能有兩種：被迫性移民和發展性移民，即推力——引力原理。黎岺地處上黨盆地腹地，論及生存宜居條件，自然要比屯留區好許多，況且當時黎岺村的人口要少于今天，不存在“地狹人稠”，“被迫性移民”的條件似乎并不存在；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如天災人禍、強族欺淩，也是馮旺背井離鄉的外因。如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他在故鄉江蘇昆山曾受到仇人葉方恒的逼迫，于45歲離鄉北上，最終漂泊20餘年後，客死于山西曲沃。但馮旺被逼迫移民，沒有證據支援。
至于“發展性移民”，需要做進一步思考分析：馮旺屬于一介農民，在财富和眼界上，不應有“特殊積累”。有鑒于此，其選擇性移民的最大可能是“經商之需”，或“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許有人會問：上黨區黎岺相比豐宜鎮，為富庶之地，為何馮旺離開黎岺，要選擇到偏僻落後的屯留豐宜發展？根據推力——引力原理，豐宜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
太嶽山脈
經筆者對屯留及周邊地理、交通的反複勘察，發現：豐宜地處上黨盆地西緣，潞安府至平陽府的驿路由此通過，在其西部12Km處就是太嶽山脈東緣，上山不遠處就是上黨關，出關就是平陽府地界之嶽陽縣。兩府中間因太嶽山脈橫亘，交通崎岖難行，唯此一條官道迤逦而行。在古代，驿路功能是複合式的，既是軍政路又是商路，隻要沿途有人通過，商機畢現。由此可見，豐宜一帶最大優勢就是區位、交通優勢，存在可達性。
位于屯留、安澤交界之上黨關
馮氏極有可能是依托驿路發的家。
另外，馮滿紅的口述也可作為旁證。據他回憶，豐宜當年并無村莊，因先祖馮旺落籍而成村。馮旺于此墾荒種地，利用驿路開店，逐漸站穩腳跟；後又吸附一些異姓家戶，逐漸成村。筆者在豐宜也發現了明代馮姓的當鋪、車馬店遺址，其中部分坍塌。
有人會問：馮旺是如何標明豐宜這個地方的？
黎岺至豐宜，距離約50餘Km，豐宜至柳林也是如此，其間涉及長治（即上黨區）、長子、屯留三縣。這段驿路展布于上黨盆地之中，基本是平路，但在當時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普通農民的活動範圍。
其中移民的一個基本邏輯是：舉家遷徙非同小可，遷徙之前，首先得熟悉此地，還應有遷徙的足夠理由，方可完成遷徙。這裡不禁要問：馮旺區區一介農民，活動範圍有限，又如何能發現豐宜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