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李白》上演，首都劇場的氣場似乎都與往日不同，如風如水、如詩如畫……12月10日，此劇演出定格于237場，未來是否會再登台，尚未可知。
1991年的12月10日，人藝“文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李白》首登台，如今除了濮存昕和龔麗君，其他角色的演員幾乎換了三茬兒，唯一不變的是醇美的酒、不朽的詩文，以及李白那顆不能安頓的心。如果說30年是一個演員由盛及衰的輪回，那麼濮存昕卻恰恰借由李白，完成了一個反向的抛物線，不僅自己在天地詩文之中蕩滌了乖戾之氣，更以海闊天空氣象與清風朗月胸襟，為《李白》一劇增添脫俗雅氣。
如今我們在說傳統文化時，已經淺顯了很多
今年《李白》的演出，距離父親蘇民去世已經五年，距離上一次演出也過了整整三年。“何處覓詩魂”的幕間吟誦一出，濮存昕的人生感懷瞬間湧入。“詩詞歌賦今天已經成為一種邊緣文化，當年王國維能夠跳出來，是他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大勢已去，居然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傳統文化。如今我們在說傳統文化時，已經淺顯了很多，即便是這出戲，我們也隻是給大家演了一出通俗故事中的李白。雖然我們不能替代觀衆去咀嚼，但還是想啟迪大家的是做人的‘真’，不管對錯都要‘真’。這輪演出的首場，龔麗君說，‘你今天演得挺好的’，我自己知道，我的這個‘真’也不是天天都有的。那天我聽到我父親的吟誦：何處覓詩魂，他這個‘何處’一起來，當年的點點滴滴就都回來了。我父親當年排這個戲時，還沒有我現在的年紀，生命短暫至此，但幸運的是，他的聲音被留下來了，那個聲音一出來就是一個審美的高度，告訴我，你不可以懈怠，不可以把世俗的生活代入，瞬間要穿越1000年。他去世5年了，我又去墓地看過他幾次，生前他還一直說不要墓地，說挂牆上就行了。這都是我在聽到他聲音那一刻的人生感懷，這第一句話就讓我實實在在有了舞台上的動作性。不過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下一場演出會是什麼樣的。”
排《李白》時曾經三個月不回家，一回家就吵架
雖然一部《雷雨》成就了父子兩代人同飾一個角色的舞台傳奇，但濮存昕說，《李白》才是父親夢中的内容。“多年來他在家中養病，手邊就隻有一本書，我給他買的其他書從來都不看，這本書就是《的舞台藝術》。我明白他是在回味，甚至還在想自己的構思，沉浸其中。父親最後一次看戲看的正是《李白》，當時怕他身體堅持不了，我說讓他兩天各看半場，沒想到他一天居然堅持下來了。謝幕時，觀衆向他緻敬，他在第一排拄着拐杖站起來，把拐杖放到了台上，大家以為他要上台，剛要去扶，沒想到他回身向觀衆拱手表達謝意。”而就在那個盛夏即将過去之時，濮存昕作别了自己的父親。舞台上，蘇民是自由的驕子；執導筒，他将内心對酒邀月的雅興與兼濟天下的自覺化于李白立于舞台；進不能、退不甘是全劇的核心精神，在蘇民看來，編劇郭啟宏高明的地方是他将李白的大歡喜與大悲涼都寫了出來，這也恰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在濮存昕的眼中，真實的父子情感并不是單色的。“家庭中不都是愛、孝這樣的詞，恰恰我們記憶最深的也未必是溫暖的一面。排《李白》時，我曾經三個月不回家，因為一回家就會吵架，這可能就是逆反，你覺得我不行，我就覺得我行。”雖然父子第一次攜手創作分歧不可避免，但如今回憶起來，濮存昕淡淡地說，“還好，都過去了”。“排練時，他會說你是不是電視劇演多了，要進入人物情境，脫離出松弛自然的生活，找到藝術的狀态。李白這個人物的狀态實際上是我們後來在2003年演出時的重新闡釋，我盡量去把這個人物簡單化，去找一個孩子的那種赤子之心，那是一種輕舟已過、像孩子做遊戲一般處事為人的狀态。”在劇院裡大家常說，濮存昕很多地方很像父親蘇民，甚至有人開玩笑說：你那“假正經”有點像你父親，他也并不反感這樣的說法。
上世紀90年代文化低迷，不賣座的《李白》十年未有機會登台
《李白》曾經被認為是一出很“人藝”的戲——人藝的表演方式，人藝的舞台，人藝的節奏。但濮存昕曾經在2003年首度複排時就表達過這種緩慢的節奏需要調整，“我第一次觀看12年前的演出錄像時，當時的節奏比現在還慢，這一點确實是個大問題，是以從這輪演出起，我要加快自己的節奏牽着全劇往前走。”如果說時代造就了李白的傲骨，那麼天真則造就了他的才情，而這一點也正是濮存昕着力要表現的。他醉酒騎驢的荒唐，用釣鈎和魚餌來諷刺天下勢利小人的機智，都是那麼自然和順理成章。郭啟宏筆下的李白相信一切美德，是以他不能與世沉淪，甚至不能達觀知命，所謂的中庸之道對他來說是一種污辱，于是他抨擊他認為不公正的東西，他那不矯情、不掩飾的詩作無疑是他真性情的最好展現。
文人戲，又綁了一衆好演員，《李白》曾被認為是天時地利人和之作，但由于那個時期恰逢話劇市場的寒冬，這出戲10年間都未有機會再登台。那時，濮存昕也曾問過劇院，得到的答複是“不賣座”。“90年代中末期其實是文化比較低迷的時候，2003年《李白》才又開始演出，之後郭啟宏又寫了很多劇本，前兩天還給我一個《曲聖關漢卿》，我看了倆星期沒給啟宏老師回電話，真的已經很難有像《李白》這樣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掏心窩子寫戲的人，沒人認的時候的那種空靈，我能懂，是之老師和蘇民老師都不在了，能和啟宏老師對話的人越來越少了。”
《李白》不是量身定制，是撿漏“撈”上的角色
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李白》是為濮存昕量身定制的劇目，但其實，1991年，38歲的濮存昕是因為于是之、巍子都沒能出演，而“撈”上了這個“詩仙”的角色。那時的濮存昕，粘胡子的戲之前隻演過《陳毅出山》中的一個老頭，而劇中的李白則是57歲到62歲的年紀，在濮存昕心裡，“這個戲伴着我成長，觀衆也如是。30年前我還是使着勁演呢，但現在演出我還納悶怎麼不出汗了，真的不用那麼使勁了，年輕時使着勁演激情，現在能說來就來了。雖然不知道我能演到什麼時候，但每場都會面對新的觀衆，讓李白和大家一起穿越時空相識于台上台下，我很珍惜。”三年前，濮存昕就曾意味深長地說過：“是時候與這個角色告别了。”但他也曾不止一次流露出對李白這個角色的眷戀，“李白和哈姆雷特一直是我哪怕演過百遍也不厭倦的角色。”如今，李白性情中的單純和上天入地的極端行為都被濮存昕調和得舒适從容，何時說再見，他自己也是了猶未了……
曆史重疊于12月10日，這30年的人生閱曆對于濮存昕來說是花錢買不來的。雖然此輪演出因為疫情而中斷，原來打算一氣呵成的“《李白》30年分享會”也好事多磨，終于在12月5日舉行，60位青睐會員也有幸參與其中。那一天，濮存昕其實并沒有想像中的意難平，他甚至透露，自己對于這場活動，開始是有點抗拒的。“連續演出，要保持一個好的狀态不容易，下午分享會、晚上演出，我是有擔心的。”但當看到觀衆為了傾聽主創的心聲，有的是一連兩天走進劇場，有的則是下午晚上連軸轉，他也就釋然了。“人就在當下，這個劇場是1956年蓋的，那時我們勒緊褲腰帶沒飯吃，而今天愛看戲的人進場，愛演戲的人在台上，外面車水馬龍，究竟有多少人會關心周末的下午還有這麼一場活動。戲是什麼？閑人之事，大家來看戲是閑情，觀衆不是來上課的，一出戲能做到讓在場觀衆過目不忘，甚至陪伴他們整整三十年，能夠這樣去影響人的精神生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現在一道褶子也不用畫了，我的年紀比李白要大了
今年演出，每晚登台前，濮存昕都是護膝、髌骨帶、膏藥，一通操作。有一天，他甚至去問導演唐烨，舞台上的月亮是不是變大了，因為那幾步走對他來說已經有點困難了。如今，68歲的他已經超過了李白的年紀，熟悉他的人都會為其在下半場劇中大幅度的舞劍動作捏把汗。但其實，在濮存昕看來，身體的負荷遠不及對表演狀态上的擔憂，“這樣的戲，真正投入創作時，是要從世俗生活中脫離出來的，這個戲大家的配合都已經固定了，這裡面還能不能讓我們有新鮮的感覺？也就是那種即興的狀态，30年的定勢，似乎已經有一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了。我們剛來劇院的時候，不了解《茶館》這個戲演到那種節拍感多一步少一步都不對，而演到今天，《李白》這個戲已經跟《茶館》差不多了。我們自己知道節奏闆眼的精确性在哪，是要按着闆眼走，但是創作的那種趣味感同樣不能少。”
劇中，李白身着一襲白衣、伴着一輪圓月獨自捋髯的畫面，被很多人稱作“月照詩魂”，如果說當年還需要在臉上畫一些褶子，刻意去營造那種滄桑感，濮存昕說，“現在一道褶子也不用畫了，而且現在我的年紀比李白要大了，據說他是62歲去世。原來還需要使勁地去掩飾年輕，去尋找，去追着李白，現在的感覺是他已經不在了，留我一個人走了。”至于獨自對月的畫面，濮存昕的了解是，“沒有人跟他對話，隻有月亮，大藝術家、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通常都很孤獨，那時的李白，正是這樣一種孤芳的狀态。但我們自己不能這樣，我們要知道，自己應該還有進步的空間。”
【主創談】
龔麗君：宗琰和李白，不是柴米油鹽、小情小愛，他們是精神伴侶
當年畢業剛進劇院的中戲人藝合辦87班集體參與了《李白》的演出，其中唯一演上主要角色的就是龔麗君，而且和濮存昕的夫妻檔一演就是30年。“1991年我們全班上了這個戲，所有男孩站大兵，（陳）小藝年齡小，演了小紀剛，我年齡大就演了夫人。好戲滋養演員、滋養觀衆，《李白》就是這樣的戲。但這個戲不是一上舞台就成功，演員是需要時間沉澱的。剛拿到劇本時，我就像是一個沒有畢業的國小生，不太能懂，随着時間的推移，慢慢開的竅。宗琰和李白，不是柴米油鹽、小情小愛，他們是精神伴侶。宗琰是李白的紅顔知己，啟宏老師想寫空靈和不舍，我覺得是成全，宗琰要成全李白，她對李白也有不了解，李白有自己的志向，但宗琰有她的智慧，她用她的智慧去支援李白的志向。最後的論詩，李白去心已定，但宗琰用對生活的感悟去成全他。宗琰是一個智慧女性，也是啟宏老師對女性的贊美，寫出了一個完美的女人形象，生活中很難找到這樣的人。”
何冰：如果說濮哥不再演這個角色，那麼這個角色可能要在紙上躺一段了
30年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成就，我進劇院排的第一個面對觀衆的大戲，就是《李白》。那出戲我經曆了很多的第一次，經曆了濮哥那一次痛苦的掙紮，此前他在我們心裡可是大哥；第一次見到呂齊先生這樣的表演藝術家，他從進排練廳到最後演出沒有任何差別，他的人物早在進排練廳前就已經尋找完畢了，我多渴望能達到這樣的狀态；蘇民先生是我的老恩師，昨天還在課堂給我們考試，今天突然就在排練廳給我們排戲了，我們從師生關系一下變成了同僚關系，這也很神奇；郭啟宏先生那時還很年輕，他也和我們一起在尋找，讓我明白了這個人物在他的世界裡，在排練廳的世界裡和未來的舞台上不是一個人物，這都需要一個痛苦的過程；蘇民和濮存昕是父子，如何一起工作，這些都給我印象很深……
濮哥和李白互相滋養互相成長，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個人演藝生涯中偉大的角色，而且成為了人藝的一塊牌面。30年要經曆多少觀衆，有老觀衆的回憶，有新觀衆的慕名，都要和觀衆達成一個劇場裡的契合和共鳴。一個演員有多少個30年，我也常常想我怎麼就沒這麼一個戲呢，可見堅持的重要。這個角色會鼓舞和警示着劇院的後輩，看到一個演員創造的過程，一個角色是如何伴随一個演員學養的增加，角色的豐富。濮哥在生活中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他不是一個個性張揚的人，不是喜怒特别形于色的人，而且性格敦厚。而李白顯然不是這樣的，當他拿着包袱扔向背景的時候，以及最後充滿詩意地往台上一站，這都是他在排練廳一點點自己尋找出來的。而且他演這個角色，那麼複雜又那麼簡單，李白像個孩子一樣，他處理不了這個世界，他是詩仙，人間的事他是處理不了的。這一點也極像濮存昕本人，他這麼多年也是在用最簡單的方式、最純樸的感情和最純真的态度在處理着他和這個世界的關系。
啟宏先生有句台詞，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李白知道中國字排列的密碼，而濮哥也用一場一場的演出知道了台詞排列的靈性，台詞從他嘴裡說出來就那麼好聽、詩意盎然，這都是30年點點滴滴做到的。劇中還有大量的形體，我們那會年輕，我就一句台詞，那叫一個輕省，十點多散了戲，洗了澡出去買友善面，那時濮哥住空政大院，無數個冬天的晚上，我都看到濮哥戴着毛線帽子穿着絨衣，圍着劇院周圍跑步，這一幕我現在都還記得。
他用30年的時間創造了這樣一個角色，這些營養和能量可以在其他戲裡繼續展現，如果說濮哥不再演這個角色，那麼這個角色可能要在紙上躺一段了，等待着下一個有緣人去解釋。對濮哥而言，在精神上與李白共同遨遊了大半輩子，對自己對觀衆都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事。
本版文/本報記者 郭佳
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