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3日，是第8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銘記曆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希望愛好和平的人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有這樣一本書，作者選取“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象，翻閱從1937年到2014年這77年的媒介紀念性文本，梳理其中的媒體報道變遷，并提出了這樣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真的記住了‘南京大屠殺’嗎？”
這本名為《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圖書，在官方呈現和草根互動的過程中，讓人們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一點點地被“重新發現”。這個逐漸被發現和建構起來的過程，猶如“記憶的紋理”一點點浮現。
本文系該書書評，原題《曆史應該如何被記憶？》，刊于《光明日報》。
孟子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這便是強調了曆史叙述對于政治秩序的意義。不過，孔子自己作春秋是筆則筆，削則削，但他卻十分誇獎秉筆直書的董狐為“良史”。很顯然，重要的曆史事件該如何被記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了解。
實踐一旦被“曆史”性地記錄下來，就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并塑造出一種持續穩定的價值觀。然而，對于久遠的曆史“叙述”歸納，相對要容易一些，因為曆史的叙述既然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那麼，如何處理晚近曆史事件的叙事政策，以了解其中所建構的“集體記憶”，的确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
李紅濤和黃順銘所著的《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一書，選取了近代以來最具創傷性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象，梳理了20世紀40年代到2014年國家公祭日确立期間媒體報道的變遷，提出了這樣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真的記住了‘南京大屠殺’嗎？”是以，該書既可以被看作是對“南京大屠殺”的媒體叙述曆程的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從曆史建構價值之可能性的探索。
創傷：為何我們對日本
修改教科書的事件如此敏感
創傷和抗争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叙事的主調，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客觀描述。從鴉片戰争、甲午戰争到抗日戰争，西方列強和日本利用戰争，對中國的領土和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從圓明園到治外法權，中國人飽受屈辱并奮起抗争，是以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媒體報道的重點是“一心抗日”。而在1949年之後，南京大屠殺的叙事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
該書通過對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報》關于南京大屠殺文章的分布的分析，發現到1976年，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不多。而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試圖修改教科書以否定侵略中國的曆史之後，《人民日報》将南京大屠殺重新發掘出來，是以書中以“重新發現的”南京大屠殺來反映這個轉變。
由此可見，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曆史的瘋狂舉動，促發了中國人的“創傷”記憶。其實，1940年以來，日本對于中國乃至東亞的侵略為害最烈，而雖經遠東戰犯審判所的審判，日本政界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對于東亞乃至世界文明造成的傷害認識不足，缺乏真誠的道歉。是以，日本教科書事件尤其成為刺激中國人“創傷”神經的因素。我們從1982年開始了“建館立碑編史”活動，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落成并對外開放。受到日本廣島和平集會的啟發，1994年12月13日，紀念館首次舉辦“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此後紀念活動持續開展。
1982年日本“曆史教科書事件”還直接推動了國内南京大屠殺曆史研究的開展，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出版72卷，收錄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約3000萬字資料。
世界記憶遺産和國家公祭日
曆史記憶需要多種方式來建構。就本書的方法論而言，作者明确表述了他們所研究的媒體在建構創傷記憶時的正負兩極作用：一是媒體可以把創傷以高度戲劇化的方式呈現，二是媒體也會受到媒體規則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正是在這樣的沖突中，“文化創傷”被曆史性地定型。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創傷喚起震驚和恐懼等感受，但這些感受并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來自人們賦予它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概括了1982年以來媒體文章的四個主題：作為對曆史事件的紀念、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行的批駁、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南京大屠殺的證據。這樣的文章主題突顯出兩個問題：一是通過提供當時日軍各類暴行的證據，促使日本放棄篡改曆史的企圖；二是強調中國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内在動機，在于開創和平的未來。
然而，更為關鍵的則是建立一個“有形的記憶之所”，因為制度性記憶場所的缺乏是建構集體記憶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國開始從國際組織的認定和國家儀式的建構層面，重建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首先，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将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國家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争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2014年12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曆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同時也指出，紀念南京大屠殺并非是為了強化仇恨，而是對于正義與和平的呼籲。這可以視為在四個自信基礎上對于“創傷”記憶的超越。
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悲劇，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中國的創傷，也是世界的悲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評審出的“人類記憶”2015年《世界記憶遺産名錄》新增47個項目中，就包括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這對于提升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知曉度具有推動作用。
除了這些制度性的“記憶工程”之外，其他的文藝作品，特别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讓大家開始了解南京大屠殺這場慘劇。
探索人類社會進步主題
作為一部讨論“記憶”理論的著作，該書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僅僅是在讨論“南京大屠殺”的媒體報道政策，而是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作為創傷記憶，目前的建構方式“欠缺最為核心的部分，即對受害者的呈現，尤其是受害者的自主言說”。作者認為，在為“曆史作證”這樣的巨大任務面前，見證者和加害者的比重似乎更為突出。而作為受害者，以“中國人民”作為代言人身份的“集體性”訴求，導緻“受害者的叙事及其主體性都遭到了壓抑和削弱”。這樣，受害者作為叙事核心所可能帶來的強大的符号力量也會受到壓制。是以，在展現國家意志的同時，探索從“人性之惡”上去發掘日本的侵略本質，從個體的受難去了解人類的生存困境，可能更具有傳播的效力。
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建構南京大屠殺記憶的更為普遍性的依據。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習近平提出：“近代以後的100多年時間裡，中國人民無數次經曆了戰争磨難，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貴。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黩武不是人類和平之計。和平而不是戰争，合作而不是對抗，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永恒主題。”這是很具有洞察力的見解。的确，通過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我們可以對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展開分析，更可以上升到民族國家體系、亞洲和西方甚至現代性的反思之上。這樣，南京大屠殺才不至于僅僅被作為中國近代以來屈辱的頂峰，而作為一種民族複興的動力，同時要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一種參照。因為，合作而不是戰争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題。
擴充地說，本書對于我們反思如何建構近代中國的叙事模式，也具有參考意義。比如，我們應該如何辨析近代以來的媒體政策對于我們形成近現代中國曆史程序的記憶，進而探索多種曆史寫作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潘宇，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審）
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
李紅濤、黃順銘 著
内容簡介
《記憶的紋理》以曆史為經，以不同的媒介場景為緯，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殺創傷建構與記憶形塑的過程，揭示國家權力、地方記憶社群、大衆傳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殺在當代中國的記憶政治與記憶文化。
全書以文化創傷理論為核心的分析架構，追溯南京大屠殺創傷叙事在主流媒體上的建構過程，在紀念館和線上公祭活動中的擴散與再生産，以及在賽博空間中所面臨的叙事挑戰。本書雖以“媒介”為核心，但并不流于對靜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力圖揭示創傷叙事的生産和再生産，媒介紀念空間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記憶地方裡的記憶實踐。
作者簡介
李紅濤，黑龍江牡丹江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國際文化和社會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媒介社會學、國際傳播等。出版譯著兩部，在THE China Quarterl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及《新聞與傳播研究》等期刊發表20餘篇學術論文。
黃順銘，重慶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 聞學院副研究員 ，媒介與記憶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 集體記憶、榮譽社會學、新聞社會學等。出版專著《加冕：新聞評獎制度與實踐》，發表80餘篇學術論文。
簡要目錄
第一章 緒論：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第二章 從暴行到大屠殺1937—1948
第三章 恥化叙事與創傷建構1949—2012
第四章 以數字辨別“記憶之所”
第五章 線上公祭空間的生成
第六章 賽博記憶的協作與争奪
第七章 結論：中介化與創傷過程
注釋
參考文獻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