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豐一吟以九十二歲衰病之軀，終于油幹火熄，撒手西歸。雖然早已知道她卧床不起，但噩耗當真傳來之際，充塞心頭的，依然是無盡的哀痛！
一時間思緒綿邈。三十多年來，豐一吟姑對我的幫助、提攜，實在是一“緣”難盡(豐一吟故鄉石門灣的土話中，“緣”“言”同音)。
2007年八九月間，我嶽父病重，在嘉興武警醫院住院。豐一吟專程從上海趕到嘉興探望他。當時我随侍在側，親眼看見兩位老人的一言一行。他們之間，沒有一點點客套，更沒有一絲的矯飾做作。嶽父躺在病床上，見一吟姑進來，頗感意外。雖然已是沉疴不起，依然費力地提高了聲音說道：“一吟弟，你也來看我，罪過罪過！不想一病之下，竟然病得這般厲害！”一吟姑則不時地寬慰他。臨别時，她特意俯下身子，湊近嶽父的耳邊說道：“于先生，你放寬心！過些時候，我再到崇福來看你！”
嶽父去世後未及一月，一吟姑又連續寫了兩封信來，信中說道：“如今我也79歲高齡了，幸虧在嘉興見上了一面，而且那時他還清醒……想不到我在杭州時忽聞噩耗。去杭州是為了紀念弘一大師逝世65周年，參加紀念會，無法分身前往崇福，隻得委托緣緣堂代辦花圈，聊表心意……看了你的信，心裡很難過。你嶽父本可長壽的，如今突然去世，我更有‘昔年親友半凋零’之感歎。”
當年，豐一吟因驟聞我嶽父去世的噩耗而難過、感傷，今日她也駕鶴西去。人生易老，前輩一個個的凋零，令後輩情何以堪！
1975年，豐子恺最後一次還鄉，那時我還在距離緣緣堂二十餘裡的洲泉鄉下插隊務農，雖有耳聞，卻也是風一樣吹過，未往心裡去。結婚以後，始知石門灣于家與豐家是幾代的世交。嶽父于夢全先生常常“寶姐姐”“一吟弟”地叫，與豐家姐妹的關系甚是密切。我便依着嶽父的稱呼，按照輩分，喊她們“陳寶姑”“一吟姑”（“姑”乃書面語言，石門灣一帶土話喊出來，則近似“恩娘”二字之音）。
我與一吟姑的第一次接觸，要追溯到1989年。
1987年初，我參加了杭州大學中文系大專起點的大學函授，學制兩年半。兩年以後，須趕寫畢業論文了。當時拟定的題目是“試論豐子恺鄉土題材的散文創作”。自覺題目選得不錯，卻苦于未能找到撰寫論文充足的材料。嶽父便指點我：“何不向豐家姊妹求助！”說完，他即寫信給一吟姑，告知我須寫畢業論文的事。我也附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選題的設想，論文的寫作綱要，以及需要尋找素材的迫切願望等情由。
1989年2月20日，我在殷盼之中，終于如願收到了豐一吟給我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說道：“論（豐子恺）散文特色的文章确實已有不少了，再要寫出有特色的來，較難。你說拟以‘杭嘉湖區域文化背景、風土人情對作家散文創作之影響’為寫作角度，這個設想是可以的。至少它有鄉土的特色，非外鄉人所能寫出。而且實際上，父親的散文，早期的和晚期的，正好兩頭都較突出地寫故鄉風土人物。《緣緣堂随筆集》最末十七篇即是晚期的。父親平常總愛吟誦‘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之句，可見他對故鄉十分眷戀。他的散文中常有一些家鄉土話，也不管讀者懂不懂。我們自己人讀來有濃厚的鄉土氣。”
上面這段話，我反複讀了好幾遍，深以為話雖不多，卻切中肯綮，應該成為我整篇論文的主旨。
一吟姑還說道：有關她父親的資料“我這裡很多。但全部貼在一冊冊厚本子上，無法撕下來郵寄。再說，正因為太多了，要我沙裡淘金加以選擇，也非易事。如果你在滬，可自己來看它三天。”
接讀此信，我即決定趕赴滬上，到她家抄材料去。
沒有料到的是，一吟姑對我這個素未謀面的後輩竟然如此熱心腸。她毫無保留地搬出了家中所藏的有關子恺先生的全部資料。其中有學界對豐子恺的評論、稱許，有諸位友朋來往的信函，包括葉聖陶、俞平伯、趙樸初等老人給豐一吟的信函。更可寶貴的是，豐子恺晚年創作的十七篇鄉土題材的散文，當時還未結集出版，一吟姑卻讓我從頭到尾看了子恺先生的全部手稿。
記得那時我帶了一大包資料卡片，手自抄錄，花了整整三天時間！期間，一吟姑不僅提供資料，還要我在她家一起吃飯。臨别之際，還誇我，說從來沒有哪個人如此認真地來抄錄過她父親的資料。
這一年的4月下旬，豐陳寶、豐甯馨、豐一吟姊妹仨來到南深浜，給父母上墳。我和嶽父聞訊後即從崇福坐輪船到石門，再走到南深浜。豐家姊妹看見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都十分驚異，又有點激動，連連稱謝，說：“不敢當，不敢當！”豐一吟當即拿出相機，說要拍下這個有意義的鏡頭。一吟姑回到上海以後沒幾天，就将照片寄來了。照片背後，還特意寫上了一段話：“感謝你和我們一起去掃我們父母的墓，還有你的嶽父，已去了不止一次。可惜這一回電池失靈，隻留下了這唯一一張照片。請留念。”
如今，我翻出這張舊照，睹物思人，眼睛不禁有些濕潤。照片上圍坐在八仙桌四邊的共有5個大人，其中豐陳寶、豐甯馨、蔣正東，還有我的嶽父，早些年都已先後謝世。如今連豐氏姊妹兄弟中碩果僅存的一吟姑也溘然長逝。往事已矣！
1989年4月下旬，豐陳寶、豐一吟等在南深浜蔣正東家。圍桌而坐者，左起：豐陳寶、豐甯馨、于夢全、俞尚曦、蔣正東。豐一吟拍攝
1992年七八月間，有熟人約我寫福嚴寺。當時坊間傳聞，民國時寺院方丈古華和尚圓寂時，趙樸初曾緻挽聯，其中有“百齡缺四”等語。持此說者，固信其有，但細細推敲，猶有若幹細節，未能完全釋疑。1989年初春去滬上抄資料時，曾看到趙樸老與一吟姑之間的通信，于是冒昧寫信，請一吟姑向趙樸老代詢此事原委。不多久，就收到了一吟姑轉來的趙樸老用毛筆寫的回信（此信已全文采入2018年底出版發行的《福嚴寺志》）。趙樸老的信，不僅澄清史實，書法也是臻于化境，極具美學價值。我将此信視若瑰寶，專門去信問一吟姑，此信如何放置為好？同時也流露了想珍藏此信的意願。這一年的11月27日，一吟姑特意給筆者來信交代：“你與你嶽父都是酷愛書畫的。放在你們這樣的收藏愛好者家裡，我當然放心。是以，這封趙樸老的信，就珍藏在你處吧。不要另覓其他地方了。我對收藏毫無嗜好，是以送給你最合适。”一吟姑的這一份厚愛，令我感動不已！自此之後，趙樸老的信就一直在我的書室裡珍藏着。
就在這一年，我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偶然發現了浙江曆代鄉試的“齒錄”，并在其中找到了豐子恺父親豐鐄中舉的資料，心中不由得一陣狂喜，這份資料還是首次發現。我即刻将它影印，并分别寄給了豐陳寶、豐華瞻、豐一吟等豐家姊妹兄弟。後來，我根據這個材料，寫就《豐子恺研究資料的新發現》一文，并将文稿寄呈一吟姑。她指點說，這篇文稿，不妨投寄《新文學史料》，估計他們會需要這類稿件。我依囑寄去，1994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果然刊用了此稿。
子恺先生逝世以後，豐一吟接過了父親的衣缽。她作的“豐畫”、寫的“豐字”，不似乃父，又酷似乃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聲名鵲起，求她畫、要她字的人也越來越多。我不知有多少次去要過她的畫或字，一吟姑總是有求必應。非但自己求，還替朋友要畫。每當問及潤筆多少，她總是再三推卻。這在她給我的信函中，不知有多少次提到此事：
1993年5月18日函：“見你信及100元，其實你不必如此客氣。這次既已寄來，我就收下，謝謝。以後再有友人要畫，務請免潤。”
1994年2月23日函：“至于潤筆，你介紹的，哪有收潤筆的道理！務請不要客氣！”
1995年5月29日函：“以後你有友人要畫，盡管對我說。價格不必拘泥。免費贈送也可以。如果對方一定不肯，那就付二十元一張（至多三十元）。通過你（友人）介紹，即使免潤，我也一樣會畫的。”
1996年10月31日函：“至于畫潤，不必客氣。你嶽父對我這樣好，你和我也不是初交，也幫過我不少忙，何必客氣！”
……
長年累月的通信，多次的見面，我與一吟姑之間，逐漸地有點熟不拘禮了。2006年初，我在一封信裡向她提出：“以前您給我的信，差不多全是用原子筆寫的，甚是擔心，時間一久，字迹會不會慢慢模糊？您的信我是想長久儲存的，是以鬥膽想求您一封毛筆信。”2月28日，一吟姑的毛筆信就寄到了。信中說道：“今年除（夕）日我曾去東浜頭宿了三夜，其間于年初二專誠去崇福訪令翁于夢全先生。那一次去，也沒有通知你家，怕驚動芝定來車接送。我去崇福時，由我表妹聯系了一輛車送去。回來時本拟搭公共汽車，豈知于先生已電之樂來送，還是客氣不過他……以餘墨寫此信給你，筆是新筆，是以寫起來很生疏。”
同一天，她又有一封鋼筆信寄我，信中談道：
“給你寫一封毛筆信，比寫一張字還吃力。首先，要找信紙。這種信紙是别人送我，我從不用毛筆寫信，是以一直打入冷宮。找出來後，發現有灑金，我不喜歡。無奈沒有别的，隻好寫了。好不容易從善琏去訪來我要求的毛筆（我要求的毛筆很苛求，人家從日本買來的反而不好用，湖州買的偏偏是長鋒又不喜歡。于是就專程從善琏訪來），但毛筆這樣東西，初用時猶如嬰兒；用到後來，就很好了，猶如成年；再後來就衰敗了，猶如老年。是以我寫時很不習慣，故而我說，寫起來很生疏，比寫字（書法）還難。”
捧讀這兩封信，我真是又是喜來又是愧！喜的是，終于如願以償，一吟姑的毛筆信，工工整整的字迹，滿滿的兩頁灑金紙；愧的是，我這麼一個不近情理的要求，害她尋紙又訪筆，費盡了周折，還要耗費精力！我想，我收藏這封毛筆信，不但是一件難得的書法作品，更是老人的一份不容忘卻的真情。
大概在2014年春天，豐一吟又來南深浜小住數天。我與家屬去拜望她，爾後又開車送她去崇福看望一個親戚。就這麼一樁小事，卻讓她念念不忘。一月以後，專門畫了一張畫寄來，還在信裡再三道謝，并稱贊我家屬車子開得很穩。
豐一吟贈給作者的一幅畫
獲悉一吟姑去世，我将這不幸的消息告知家屬。她知道後又說起了當年贈畫的往事，并絮絮說道，“這麼好的一個人，說走就走了，真讓人舍不得。若不是疫情的緣故，真的要到上海去見上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