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圖像有助于全面認識曆史

“圖像證史”是源起于西方藝術史領域以圖像作為曆史證據了解和重構過去的研究方法。随着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學領域的“文化轉向”，圖像史料範圍的擴大及廣泛運用極大拓展了曆史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圖像證史研究逐漸跨越藝術視野和圖像學範疇成為新文化史學實踐的新領域。圖像證史既是圖像與曆史領域的重要命題，也是藝術再現和書寫曆史的題中之義。

英國藝術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爾是“圖像證史”觀念的最早倡導者，他将圖像證史研究概括為通過視覺圖像再現和了解往昔的曆史觀念和方法。哈斯克爾的代表作《曆史及其圖像：藝術及對往昔的闡釋》闡述了15—20世紀古物學家、曆史學家借助錢币、繪畫、雕塑等視覺圖像展開的曆史研究，以及圖像在曆史研究中獲得合法地位的發展程序。

15—16世紀，古物學家對錢币、紀念章的收藏活動使得大批圖像文獻備受重視，新研究方法也由此出現，為之後曆史學家探索雕像、繪畫等視覺資料打開了新視野。17世紀以後，圖像開始被曆史學家作為提出問題的依據和第一手材料，逐漸顯現出史料價值，刺繡長卷“貝葉挂毯”就是這一時期著名的圖像史料。

随着曆史學家對視覺證據的日益關注以及圖像研究方法的不斷積累，18世紀上半葉曆史學家充分肯定了圖像的曆史證據地位，圖像證史的研究從圖像的曆史逐漸轉向了曆史的圖像，圖像成為重制和了解往昔的重要依據。曆史學家開始主動地、有選擇地将圖像材料引入到曆史研究中。他們借助圖像思考藝術與王朝盛衰的關系，分析往昔社會的禮儀和風俗，解讀人物性格與時代精神，論證社會信仰和社會心理狀态。圖像所要“證”的不僅是已知的曆史知識，而且還要“證”出往昔的觀念與社會圖景。

哈斯克爾同時也指出了使用圖像證據的潛在危險，例如藝術贊助人的趣味、繪畫和攝影照片中的主觀因素等對曆史真實的影響。他認為，藝術作為直接曆史證據的欺騙性構成了另一類曆史學問題，它促使人們探尋圖像與現實不符背後潛藏的曆史答案。對圖像的質疑與辨析也成為了圖像證史研究的一部分。總之，哈斯克爾的圖像證史研究建立了一個關于圖像與曆史的開放理論場域，通過提煉與總結前人關于圖像證史的理論模式和實踐經驗，建構了系統的圖像證史的觀念史圖景。

中國藝術史家曹意強在哈斯克爾圖像證史觀念基礎上概括了圖像證史的三層含義：一是借助圖像遺物解釋曆史的史學實踐；二是肯定圖像的史料和史證價值，把圖像當作第一手史料，闡明舍棄圖像而不能證、不能發之史；三是強調以藝術史為基礎，建立圖像證史的批評理論與方法。以上基本涵蓋了藝術史視野中圖像證史思想體系的主要内容。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西方史學領域出現了以新文化史興起為标志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研究包含的物質文化史、身體史、表象史等核心課題促使圖像在史學領域中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英國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跨越藝術史視野，明确地将圖像證史定義為把圖像作為曆史證據的曆史研究，解讀與建構是其圖像證史方法論的兩個基本次元。在其代表作《圖像證史》中，彼得·伯克突破以往藝術史中圖像學、圖像志研究方法的局限，将圖像闡釋置于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觀念之中，嘗試引入心理分析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研究方法，用更多元的視角解讀圖像和認識曆史。彼得·伯克把宗教聖像、統治者人物肖像、日常生活畫、兒童圖像、攝影照片等作為重要曆史證詞，為心态史、情感史、政治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兒童史、藝術社會史建構了全新的曆史解釋圖景。

與哈斯克爾一樣，雖然彼得·伯克也提出了圖像的潛在陷阱，但他在處理“不足信”的圖像史料時表現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認為，隻要學會如何解讀圖像，圖像就能成為有價值的證據。總之，彼得·伯克對圖像證據的使用是超越圖像内部資訊闡釋的一種文化解讀，既注重細節的觀察，也強調對圖像政治、文化、物質等特定背景因素的考察。他認為，圖像證史不再僅僅是對曆史的證明與證僞，也是參與書寫和建構曆史的言辭，它使曆史再現的途徑得以進一步拓寬，也為曆史真實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

近年來，在西方圖像證史的觀念與研究範式的影響下，圖像的曆史研究逐漸成為中國史學界關注的熱門領域之一。相關研究成果一方面表現為以上述圖像證史觀念和方法為依托展開的論述與圖像個案分析，如曹意強《“圖像證史”——兩個文化史經典執行個體》、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李軍《跨文化的藝術史：圖像及其重影》等。另一方面，在圖像證史和曆史學文化轉向的影響下，引發了中國形象史學、圖像史學等新概念的提出和理論建構的研究。

形象史學既是我國傳統曆史圖像學、考古學的延伸，也是對圖像證史新文化史學實踐的一種回應。它是以傳世曆史圖像為史料和曆史證據，結合文獻考察史實的一種新的史學研究範式，為物質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曆史學者藍勇則把圖像證史納入圖像史學的範疇，他認為圖像史學是利用圖像來研究和傳播曆史的科學，包括圖像史料學和圖像媒介學，展現了圖像證史和圖像傳史的不同功能。他還強調要充分發揮圖像媒介在傳播曆史文化與知識方面的作用，推進史學的大衆化與社會化。

近年來，紀錄片、電視欄目等影像媒介都把創作目光投向了中華文明的曆史瑰寶。電視欄目《國家寶藏》《典籍裡的中國》把曆史文物、典籍搬上熒屏，用電視語言和戲劇叙述的方式，“複活”了陳列于博物館的曆史文物和故紙塵堆中的曆史文字。曆史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我在故宮修文物》等實作了“影像”與“實物圖像”對曆史的雙重建構，電影語言及獨特的表現手段賦予了當代圖像證史、形象史學、圖像史學、影像史學更開闊的曆史闡釋空間。

讓圖像史料走出曆史的象牙塔，讓圖像所闡釋的往昔被大衆了解與接受，促進曆史知識的大衆化傳播，深化圖像的曆史教育功能是圖像證史研究在新時代更新與發展的需要與必然趨勢。

（作者機關：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