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打仗有個特點，從不用這個地方的人，說他們搞陰謀更合适

胡宗南打仗有個特點，從不用這個地方的人，說他們搞陰謀更合适

胡宗南本是浙江籍，從民國政壇的大腕級人物陳其美、蔣介石、張靜江、陳果夫等人開始，都是既有浙人的聰明機警、精明強幹、敢為天下先的個性，又具有器局狹窄、不能容人、好以地域劃圈拉派的氣質。為什麼胡宗南獨能器局“恢宏”，獨樹一幟，不以浙籍将領為貴，敢于重用各省将領？

其中緣由，就在于胡宗南對浙江人有個說法：即浙江人宜于經商，不宜于統兵打仗。胡宗南認為：“浙江省的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生活容易，而且舒适安逸，人們養成好逸惡勞的習慣，因而缺乏毅力，無吃苦耐勞的精神。”因而不适宜于帶兵打仗。對此，胡宗南在選兵任将過程中，有時甚至是對浙江籍軍人出任帶兵主官有意識地進行抑制。

1942年，胡宗南交代第七分校教育處少将處長劉钊銘（浙江諸暨人），從分校遴選4名團長。劉多少出于私心，選了4名大隊長，竟全部都是浙江籍。胡宗南不高興了。他看了劉钊銘送來的4名預選團長的履曆表，皺皺眉頭，沒有吭聲，好一會才婉轉地對劉說：“你再考慮考慮，可以多選幾個，等幾天再給我好了。”

接着，胡宗南利用與劉散步的機會，對劉闡述他的“幹部政策”：“今天大敵目前，作為一個軍事幹部，固然首先需要的是豐富碩滿的軍事學識，有高瞻遠矚的政治戰略見解。但除此之外，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沖勁。是以不是光需要文質彬彬、雲淡風輕的文人學士，也需要像黑旋風李逵、花和尚魯智深那樣的一些闖将。”

胡宗南表示自己曾經專題研究過太平軍的用人秘訣。他發現太平軍之是以興也，将為儒生，兵為農民，儒生與農民有真誠、質樸、剛毅、木讷的共同點。馮雲山扶持洪秀全，掌握了這個建軍原則，是以太平軍自上至下團結一緻，将與兵之間沒有隔閡，因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短短時間統一西南半壁河山。

馮雲山去世後，尤其到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不能繼續掌握馮雲山所創立的建軍原則，故雖有如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一些優秀将領，和林鳳祥、李開芳等骁勇闖将，也就無濟于事了，結果徹底失敗。相反，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恰好掌握了馮雲山的建軍原則，于是戰勝了太平軍。

劉钊銘聽了胡的高談闊論，忽然想起一件事，向胡報告說，蔣介石的侍衛長俞濟時有個電報來，說他将從侍從室外調第三戰區任建國軍總司令，所屬部隊士兵都是江浙皖南淪陷地區的子弟，聽說七分校曾在該淪陷地區招考了一批學生，希望這批學生畢業後，派一部分到俞軍服務。這樣，官兵是同一地區的人，生活習慣接近，可以相處得融洽，以利團結。

胡宗南聽到這裡，用極為輕蔑的口吻笑問：“俞濟時也可以去帶兵？”劉大惑不解地問：“俞濟時怎麼不可以去帶兵？”胡宗南笑了笑說：“俞濟時是甯波人，甯波人隻能做生意帶不了兵。”劉大概覺得自己也是浙江人，對胡的這番話不敢苟同，故反駁說：“胡先生這話我覺得有些不合邏輯。”胡兩眼盯住劉問：“什麼叫邏輯？”劉說：“胡先生說俞濟時是甯波人，隻能做生意帶不了兵。那麼，委員長不是甯波人嗎？”胡一時為之語塞，當即使出他的慣伎，不置可否地哈哈大笑起來。随後才說：“領袖人物，應作别論。”

胡宗南的這一番見解固然可圈可點，亦未見得是真知灼見。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胡對如何選拔帶兵将領，有他自己的看法與做法，而且這方面與蔣介石的一貫看法與做法大相徑庭。應當說，胡宗南形成的這些觀點，決不是得之偶然，而是經過長期研究太平軍與湘軍、淮軍興亡曆史之後，深思熟慮的結果。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胡對于自己的浙江籍出身，也力圖通過艱苦的軍旅生活，不斷地磨砺自己的意志與筋骨，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努力洗刷身上的江南文人習氣，進而取得帶兵打仗的資格。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了解，胡宗南在松潘與甘南等大西北腹地，為什麼要用一種近于苦行僧的生活作風，限制及磨練自己了。

不過，胡宗南也不是對浙江籍一概拒絕。比如，在胡宗南的部隊中就有這樣一個現象：各級司令部中的幕僚與參謀人員，就有很多浙籍人，涉及到特工和機要部門的負責人，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浙江人，比如特務頭子劉大鈞、長官部機要處處長王微等。

胡宗南在各級幕僚機構中組建了一個“浙江系”的侍從班子，貫穿着他的狡詐機心。在胡認為：浙江人統兵打仗固然不行，但玩政治，弄權謀，都屬上乘。更因為地域觀念強，容易在政治鬥争中抱成一團，便于培植其對自己的忠誠。據此，胡把他們放在各級幕僚及機要人員的位置上，固然算不上是高官，但絕對是要職。

十來年中，胡軍在西北地區能夠自成一體，形成一個龐大的封閉式的封建軍事集團，與胡的這種統治與駕馭手法不無關系。

資料《西北王胡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