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唐王朝曆經三代帝王花費八年時間才宣告平定。但是由此引發的藩鎮割據一直困擾中晚唐的政局，甚至也深深影響了此後五代十國的亂世以及北宋高度抑制武官的政治體制。為什麼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沒有徹底解決藩鎮問題，為什麼中晚唐多位皇帝認識到“藩鎮割據”的危害卻無力根治呢？
安史之亂是一場妥協的勝利
安史之亂由安祿山在公元755年發動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時期宣告平定，曆時八年，期間唐王朝有過多次提前結束叛亂的機會，但是都被唐玄宗和唐肅宗父子錯失，導緻最終唐王朝耗盡國力，無法取得完勝，最終唐代宗隻能用“妥協”的勝利方式來結束這場叛亂。
公元761年，安史叛軍的第三任領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弑殺。這一事件标志着安史之亂開始走向終結，此前唐王朝與安史叛軍之間在戰場上還互有勝負，甚至安史叛軍還氣勢更盛。但是史朝義弑父自立後，安史叛軍内部開始離心離德，逐漸走向衰亡。
公元762年10月，唐軍收複洛陽，史朝義狼狽逃往老巢範陽。而此時安史叛軍中的大将開始紛紛投降唐朝政府，安史之亂在這些将領的叛亂中以極快的速度結束。公元763年春，田承嗣投降開始，李懷仙、李寶臣、薛嵩等人相繼投降，衆叛親離的史朝義自殺身亡。收複洛陽後不到半年，安史之亂宣告平定。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安史之亂是在安史叛軍實力尚存卻紛紛投降的情況下得以平定的。唐王朝對安史叛軍沒有進行過摧毀性的打擊。被安史之亂拖得精疲力竭的唐王朝不斷的接受安史叛軍的投降，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中總結，安史之亂的結束是一場妥協的勝利。某種意義上來說，安史之亂的平定是消滅了叛亂的首領，沒有消滅叛亂的根基或者沒有消滅叛軍的主體。
叛亂是在沒有任何最後的和決定性的勝利的情況下結束的，這種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權力結構方面。朝廷不但願意赦罪和保證安全，而且確定叛亂将領的權力和官階，其原因有二：它幾乎不惜一切代價地急于結束敵對行動；它預料一旦和平和現狀得以确立，就能夠控制以前的叛亂将領。但在這時這種政策的實施結果就不如預料的那樣。河北——中國人口最多和最富饒的道之一——這時一分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為節度使的前叛亂将領手中。政府與其說是鎮壓叛亂，倒不如說通過妥協的解決辦法來結束叛亂。在河北，妥協的代價證明是昂貴的。
《劍橋中國隋唐史》
妥協勝利的高昂代價
安史之亂以這種妥協的方式平定，很快就被事實證明有着極其高昂的代價。“河北三鎮”猶如獨立王國，隻是在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參與平叛的主力軍隊都仿佛從這次叛亂中得到啟發，漸漸也有尾大不掉之勢。而連續錯失機會的唐王朝卻極度虛落，沒有皇帝直屬的常備中央軍，或者沒有皇帝直屬的有戰鬥力的軍隊。因而隻能無奈的采用這種妥協的方式來結束叛亂。
妥協使得唐王朝權威下降：唐王朝作為中央政府對全國尤其各軍鎮的統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安史之亂中隻有發動叛亂的領袖被懲處，作為叛軍骨幹的田承疇、李懷仙等人卻不僅免于處罰，而且保留的軍權和官階，更可笑的是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地盤，搖身一變紛紛出任一方節度。這些叛軍骨幹極其部下的結局讓唐王朝的中央權威急劇下降，掌握軍隊的驕兵悍将已經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他們隻是名義上服進而已。
“河北三鎮”帶來極壞示範作用：河北三鎮是安史叛軍的三位降将受封的三個軍鎮，他們分别是魏博節度使田承疇；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原名張忠志）。這三人控制着當時唐王朝最富庶的河北地區，也就是安史叛軍的老巢。作為降将他們名義上歸順朝廷，實際上并不服從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員，各握強兵數萬，租賦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他們成為後來困擾唐王朝的“藩鎮割據”的最主要代表，後來的唐朝皇帝試圖解決藩鎮割據問題大都針對“河北三鎮”。
由于唐朝政府的權威下降，加上“河北三鎮”的負面影響。中晚唐時期唐朝主要軍事支柱各地軍鎮都有了這種“離心傾向”。這裡倒不是說所有軍鎮都不服從中央，但是這些掌握軍隊的藩鎮與唐朝政府之間的關系的确變的非常微妙。唐朝政府不信任帶兵的武将，而這些驕兵悍将也反過來經常與唐朝政府搞點“摩擦”。安史之亂中為平叛立下大功的仆固懷恩的叛亂，李光弼的避禍不朝，以及德宗時期的“泾源兵變”等等都是這種離心傾向帶來的惡果。
唐朝政府與“藩鎮”的鬥争
自唐代宗之後，唐朝政府也不止一次着手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雖然也有一些時期取的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唐憲宗時期連最桀骜不馴的河北三鎮都歸降中央，接受唐朝政府的人事安排。但是這樣的情況僅僅是中晚唐為數不多的幾個時期，大體上這些藩鎮都是利益不受損害時接受中央管理，一旦觸犯切身利益就斷然翻臉。特别是“河北三鎮”在憲宗死後很快又恢複到“獨立王國”的狀态。
唐代宗之子唐德宗是中晚唐第一個開始向藩鎮發起挑戰的皇帝。但是很快他就被自己派往鎮壓藩鎮的軍隊反叛，釀成“泾源兵變”。此後唐德宗一改對藩鎮的強硬态度，恢複到姑息狀态。
唐德宗之後的唐順宗在位時間很短，之後繼位的唐憲宗是中晚唐對藩鎮問題解決的最好的皇帝。他上台後先後平定了四川節使度劉辟、鎮海節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三鎮，消滅了淮西節度使吳元濟、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并且使藩鎮相繼降服。
唐憲宗在位後期寵信宦官，使本已存在的宦官專權現象在之後急劇惡化。他死後繼位的唐穆宗貪圖玩樂，使唐憲宗在削弱藩鎮割據問題上取得的成果重新喪失。後來的唐敬宗和唐穆宗一個德行，藩鎮割據問題沒有好轉，宦官專權倒是日趨嚴重。
此後繼位的唐文宗試圖振作革新，結果因為甘露事變直接成為宦官的傀儡。所幸之後的唐武宗和唐宣宗重新振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和藩鎮的力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乘吐蕃和回鹘的衰落，收複了部分因安史之亂失去的國土。
唐宣宗之後的唐朝皇帝大都昏庸無能，唐王朝也在這幾位皇帝手中徹底走向衰亡。最終被藩鎮割據的另一個版本，即黃巢起義的降将和鎮壓黃巢起義崛起的新藩鎮軍閥朱溫等人徹底摧毀。
綜上，唐朝政府不是沒有為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進行過努力，但是都因為宦官、黨争等等因素掣肘，導緻功虧一篑，最終被新的藩鎮軍閥推翻。某種意義上來說，唐王朝是無兵、無錢、無力根治這些頑疾。
中晚唐的三大頑疾使唐王朝無力回天
“藩鎮、宦官、黨争”是困擾中晚唐的三大頑疾。藩鎮的危害并非沒有人認識到，中晚唐有多位皇帝都立志要解決這個痼疾。但是安史之亂後的其他兩個問題開始出現并嚴重影響了唐朝政府的正常運轉。使得唐朝始終無法全力解決“藩鎮割據”這一問題。
宦官專權：這是中晚唐困擾唐王朝的另一大頑疾，甚至在後來的危害性遠遠大于藩鎮割據。但是這一問題的擡頭實質上也是由于安史之亂以及由此引發的藩鎮割據。在安史之亂中，唐肅宗靈武即位，組建新政府平定叛亂。他身邊的宦官李輔國出力甚多，是以也在肅宗時期權勢驚人，到了唐代宗時期甚至讓身為皇帝的唐代宗都不得不叫他尚父。此後另一位宦官魚朝恩更是控制了西北強軍神策軍，并使這支軍隊成為了唐朝皇帝的禁衛軍，從此皇帝身邊的宦官徹底掌握了這支禁衛軍的軍權。宦官通過掌握軍權，在後來甚至可以廢殺皇帝，中晚唐很多時期都是宦官掌握唐朝中央政府的權力。
“黨争”：雖然唐朝的黨争最著名的是持續40年左右的“牛李黨争”。但是由此帶來的唐朝政府内官員的互相攻讦，結黨鬥争，給唐朝政府的統治帶來極壞的影響。到了後期這些黨争又依附與宦官，百官平日按宦官的政令推行政務，又依附不同宦官互相攻擊奪權，導緻後期唐王朝的政局日益混亂腐敗。
伴随着藩鎮割據問題的産生，宦官專權和黨争兩個問題也開始困擾唐朝政府，這使得唐朝政府内外交困，對外沒有強兵遏制藩鎮，對内宦官專權和黨争又使得政局混亂，唐王朝即使有心解決藩鎮割據，也陷入有心無力的困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