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的陝西曆史上，風雲激蕩的晚清以及民國時期，關中刀客絕對占據了主要角色。他們的名聲，較之于山東響馬東北胡子，要好得多。喜歡他們的人，将其比之于古代郭解，劇孟之流，稱其為遊俠，豪俠。厭惡他們的人則直呼其為“刀匪”“賭部落格”。
有些知識分子對他們的英勇行徑，也感到極大興趣，願意和他們交朋友，或模仿他們的裝束。如臨潼治理學的王銘丹先生，經常備着一把關山刀子，出外時讓他的學生郭希仁替他背着。這人如果放在現在，絕對是正宗的冷貨，但在當時，傳為美談。同盟會會員井勿幕、李仲三、胡景翼等更是有意識地和他們結識。
為什麼關中刀客會得到人們的喜好，這與刀客身上特有的氣質有關。他們雖然不務正業，大多做些替人保運貨物，賭博之類的營生。每逢集市廟會，總是擺着賭博攤子，自己賭也讓别人賭；可是很講信用，輸多少給多少，并沒蠻不講理、輸打赢要的情形。
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膽洞，毛發聳。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
中國對于俠義文化，由來推崇·。而關中刀客們尤其是他們之中的優秀者身上，往往能看到俠義精神的展現。他們身上最能展現出關中漢子“生”、“冷”、“憎”、“倔”的性格特色。他們講信用慨然諾，忘生輕死。有時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為百姓打抱不平，完事後隻供一頓茶飯即可。
如大荔刀客王改名，十歲時随母改嫁到殺父仇人家中。後知曉其事，二十歲殺死仇人，成為刀客。常做劫富濟貧之事，深得百姓擁戴。因為王改名處事公道，争訟者常往說理。每當夜晚，他在村外土窯中為人們處理案件。他聽雙方陳詞後，公道評判。“片言折獄，雙方皆服”。久之，王改名評事的土窯被人稱為“南縣裡”，大荔縣衙為''北縣裡‘’。都說南縣裡官司好打，北縣裡官司難打還要交錢，不像南縣裡不要錢還利索。
又如蒲城縣興市鎮的刀客金祥，為人慷慨好義，素以能“飛奔”著稱。由于他出身貧寒，是以和當地勞動人民的關系異常密切。他對于官府的橫征暴斂，魚肉人民，尤為痛恨。每遇官府差役下鄉向人民勒索，就毆打差役，替人民洩憤。是以，遭到官府極端仇視，屢經派隊捉拿，但都因有老百姓掩護，每次得以免遭逮捕。
最後一次官府又派馬隊到興市鎮捉拿他，逐戶搜查。當地人民掩護他從甲家藏匿乙家，循環轉移掩護，官府仍不能捉到。後來金祥向群衆說：“官府立意拿我，将來叫官府知道此事，一定連累大家無辜受罪，我心裡萬分過意不去，還是由我一個人與他們鬥一場，以免得大家受連累。”說罷，他就越牆而過，官府馬隊竟奈何不得。一直跑到臨潼關山某處藏匿。不料在此竟被仇家發現，向官府告密，金祥終于被拿，押解回蒲歸案被殺。
刀客究竟自什麼時候才有，其說不一。依現有材料看，所謂刀客，曾見之于清朝官書中，他們把刀客叫作“刀匪”。據光緒朝《東華錄》所載陝西巡撫葉伯英奏折中所說：“鹹豐五年陝西省奏定章程，嗣後拿獲刀匪，其罪犯軍流，均與應得本罪上加一等拟定”。由此可見陝西刀客的興起，最遲應在鹹豐五年間，或者更早一些。那時它在社會上已發生影響，引起了清官吏的注意。其後逐漸發展，至辛亥革命前，他們在渭北地區已形成為與清政府在陝官吏的一種對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刀客的組織沒有固定的形式與紀律，大體上是不論他們的人數多少，有一個類似首領的人物，大家都稱他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們都是兄弟班子，圍繞着那個首領人物活動，沒有什麼明顯的政治目标，但基本上是和當時的清朝官府對立的。
關中刀客受到關中群眾質樸醇厚，崇尚節烈，首功好武性格和傳統的浸潤，是關中群眾反抗階級壓迫，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心理的集中展現。這種性格，源自于關中社會普遍的群眾心理，卻又反過來進一步感染了關中社會，影響了關中群眾的性格特點。對關中社會産生着深淵的影響。
俠義之心，俠義之情，俠義之道，刀客精神，刀客情結卻成為關中社會的菱角，刀客文化依然長流不息，流淌在關中人的心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