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陕西历史上，风云激荡的晚清以及民国时期，关中刀客绝对占据了主要角色。他们的名声，较之于山东响马东北胡子，要好得多。喜欢他们的人，将其比之于古代郭解，剧孟之流，称其为游侠，豪侠。厌恶他们的人则直呼其为“刀匪”“赌博客”。
有些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英勇行径，也感到极大兴趣，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或模仿他们的装束。如临潼治理学的王铭丹先生，经常备着一把关山刀子，出外时让他的学生郭希仁替他背着。这人如果放在现在，绝对是正宗的冷货，但在当时，传为美谈。同盟会会员井勿幕、李仲三、胡景翼等更是有意识地和他们结识。
为什么关中刀客会得到人们的喜好，这与刀客身上特有的气质有关。他们虽然不务正业，大多做些替人保运货物，赌博之类的营生。每逢集市庙会，总是摆着赌博摊子，自己赌也让别人赌；可是很讲信用，输多少给多少，并没蛮不讲理、输打赢要的情形。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中国对于侠义文化，由来推崇·。而关中刀客们尤其是他们之中的优秀者身上，往往能看到侠义精神的体现。他们身上最能体现出关中汉子“生”、“冷”、“憎”、“倔”的性格特色。他们讲信用慨然诺，忘生轻死。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为百姓打抱不平，完事后只供一顿茶饭即可。
如大荔刀客王改名，十岁时随母改嫁到杀父仇人家中。后知晓其事，二十岁杀死仇人，成为刀客。常做劫富济贫之事，深得百姓拥戴。因为王改名处事公道，争讼者常往说理。每当夜晚，他在村外土窑中为人们处理案件。他听双方陈词后，公道评判。“片言折狱，双方皆服”。久之，王改名评事的土窑被人称为“南县里”，大荔县衙为''北县里‘’。都说南县里官司好打，北县里官司难打还要交钱，不像南县里不要钱还利索。
又如蒲城县兴市镇的刀客金祥，为人慷慨好义，素以能“飞奔”著称。由于他出身贫寒，所以和当地劳动人民的关系异常密切。他对于官府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尤为痛恨。每遇官府差役下乡向人民勒索，就殴打差役，替人民泄愤。因此，遭到官府极端仇视，屡经派队捉拿，但都因有老百姓掩护，每次得以免遭逮捕。
最后一次官府又派马队到兴市镇捉拿他，逐户搜查。当地人民掩护他从甲家藏匿乙家，循环转移掩护，官府仍不能捉到。后来金祥向群众说：“官府立意拿我，将来叫官府知道此事，一定连累大家无辜受罪，我心里万分过意不去，还是由我一个人与他们斗一场，以免得大家受连累。”说罢，他就越墙而过，官府马队竟奈何不得。一直跑到临潼关山某处藏匿。不料在此竟被仇家发现，向官府告密，金祥终于被拿，押解回蒲归案被杀。
刀客究竟自什么时候才有，其说不一。依现有材料看，所谓刀客，曾见之于清朝官书中，他们把刀客叫作“刀匪”。据光绪朝《东华录》所载陕西巡抚叶伯英奏折中所说：“咸丰五年陕西省奏定章程，嗣后拿获刀匪，其罪犯军流，均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拟定”。由此可见陕西刀客的兴起，最迟应在咸丰五年间，或者更早一些。那时它在社会上已发生影响，引起了清官吏的注意。其后逐渐发展，至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渭北地区已形成为与清政府在陕官吏的一种对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刀客的组织没有固定的形式与纪律，大体上是不论他们的人数多少，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他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们都是兄弟班子，围绕着那个首领人物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目标，但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清朝官府对立的。
关中刀客受到关中民众质朴醇厚，崇尚节烈，首功好武性格和传统的浸润，是关中民众反抗阶级压迫，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这种性格，源自于关中社会普遍的民众心理，却又反过来进一步感染了关中社会，影响了关中民众的性格特点。对关中社会产生着深渊的影响。
侠义之心，侠义之情，侠义之道，刀客精神，刀客情结却成为关中社会的菱角，刀客文化依然长流不息，流淌在关中人的心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