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潍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90年12月)，作者黄文年，原标题《渡江南下亲历记》
正文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准备渡江南进，解放全国，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随军渡江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山东渤海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迅速做了全面部署。要求各地、县、区主要干部，都要配齐两套班子，准备南下。不久，抽调干部的任务下达到益寿县。中共益寿县委接到上级指示后，首先向全县干部发出认真学习新华社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通知。广大干部结合当时解放战争一个接一个的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一月十四日天津解放，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提高了认识。大家明确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真理，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致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县委书记马沂泉、副书记孙兴国、县长刘会云等同志向县直机关干部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抽调干部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接管新解放区的指示。秘书科长赵子美、实业科长张辑五、粮食局长周英三等同志，同干部一个一个的谈话，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全县干部立即沸腾起来了，个个摩举擦掌，人人争先报名南下。有些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也报了名。当时有人还编唱顺口溜：“下江南，下江南，江南的人民等着咱……”。当时我在益寿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几年来经常带领民工担架队、肩挑、小车运输队随军转战东西。曾参加过一九四八年三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的胶济铁路西段的周（村）张（店）战役，四月的胶济铁路中段的昌（乐）潍（县）战役，九月的济南战役。现在，要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我想这是在祖国大地上转战南北，锻炼和考验自己的好机会，很快报了名。不几天，县委就公布了批准南下干部的名单。记得清楚的有孙兴国、朱贞彦、符春三、李华村、冯梓山、王金樽、张靖宇、李良 民、黄志昌、刘大兴、许利民、李好荣、刘序武、逢俊、董子骏等区级以上干部和李天恩、钟乐读、苏金印、黄文年、王泮亭、王汝明、阎天华、孙来成、杜明奎、李世永、史开文、张洪清、李凌云、贾延庚、袁立仁、何志杰、王家勋、刘正平、石高文、王令春、王令兴、孙振华、张祥明、孙桂香、段世五、夏玉棋、李长寿、唐永明、魏金堂、史文臣、崔传禹、王希武、党有生、党国俊、王效亮、顾洪图、顾月图、许安祥、孙光辉、杨华堂、孙荣华等科员、干事、区助理等各类干部九十余人。
对这些干部县委要求在二月中旬前一律将工作交待完毕，作好南下行装准备，还安排南下前每人回家探亲一次，但必须按时回县府集合。当时我、李良民、黄志昌三个广饶县的探亲后可直接去索镇三地委报到。二月底在益寿县政府驻地崔家庄集合的南下干部，县委在马兰村小学里举行了欢送会，县委县府主要领导作了重要讲话。三月一日，益寿县南下干部在县委副书记孙兴国同志带领下，经临淄县于三月三日到达桓台县索镇三地委报到集结。
各县南下干部按时到达索镇后，三地委对这些干部进行了一次整编，全三地委的干部编为渤海区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也叫三支队）。各县的干部编为中队，我益寿县的干部编为第九中队，指导员孙兴国，中队长朱贞彦（原临淄县副县长），文书张祥明，司务长阎天华，上士王泮亭。还编了九个班，每班十人左右。
三月七日，三地委在索镇以西五里店村举行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书记王效禹、专员王云生和军分区领导同志及南下干部大队政委王乐三同志先后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欢送大会结束后，全体南下干部在政委王乐三、大队长刘博泉率领下出发，途中经过桓台、长山、邹平、章丘等县步行二百四十余华里，三月十日半夜到达济南黄台火车站，没有休息，随即乘上一列货车车厢，连夜行驶。这样的敞篷货车，没有坐椅，只好挤坐在车底板上，用自己的背包当坐位。火车开动后，尘土飞扬，风吹得大家喘不过气来，但个个昂首迎风，情绪高涨。绝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坐火车，高兴地说：过去没见过火车是啥样的，现在，我们坐上自己的火车了。火车运行二百五十八公里，次日到达津浦线的南沙沟车站。南下干部第三大队驻微山湖东畔铁路沿线村庄,益寿九中队驻在沙沟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住的房子，都是老百姓放柴草、灰粪的棚子或无人住过的潮湿的小土屋子，一个班十多人挤住在一起。
在沙沟休整时，从广饶县八中队调给我队四个班干部，有区级以上干部马次云、宋孟弼、马增祥、耿鹤亭、张家声、宋同德等六人和贾宗修、李保邦、李茂山、王鲁卿、成文友、肖东岗、李月梅、李庆文、郝有声、孟兆海、延慈亮、延祥铎、郭锡祥、高廷选、李素梅、延秀英、李孟春、张大林、李建德、宋家昙、盖茂堂、刘奎元、赵子贞、李日德、薛保友、李德新等科员、干事、区助理三十余人。后来，又从高青县中队调来一个班，有王衍圣、高干芳、张荣宗等同志。加强了益寿九中队的力量，合计一百余人。其它各县干部也有互相调动。同时各中队都整顿了班排，中队建立了党支部，我队党支部成员是：指导员孙兴国任支部书记，中队长朱贞彦（原副县长）和符春三（原组织部长）、李华村（原宣传部长）、冯梓山（原公安局长）为支委（也即县委委员）。各班排建立了党小组,班长兼任党小组长。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在这里一个地委的干部大队到新区去就接管一个专区、一个中队到新区就接管一个县，建立县区政权。
在沙沟进行整编的同时，我们又认真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约法八章》、《入城守则》、《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文章。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消除了整编、人员调动、带来的思想波动，各级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保证作用。党员通过党小组会，进行自我思想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小组会后，又开了行政班务会，互相帮助，接着召开中队大会。孙兴国同志作总结发言，肯定学习收获，指出存在的几种思想必须克服，并提出今后的要求。通过各种会议活动，巩固了于部队伍的思想，坚定了渡江南下，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决心。
三月下旬，南下干部又学习贯彻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大家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在进行思想、政治、形势教育的同时，还进行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教育和渡江后风土人情的教育。要求在渡江乘船时，不准讲老板，不准讲阁下,船头不准小便，裤子不能放在桅杆上，上船不准乱说话。要求在进行接管工作时，出第一张布告，第一条标语，开第一个会，处理第一件事,都要稳当郑重才行。
二
当时的形势是：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和数百万民兵民工，已经到达长江北岸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江北地区的一切残敌已被全部扫清，各路大军开始作渡江准备。此时渡江准备与谈判相结合，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于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始谈判。我们坚定的立场是：无论是和是战，我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
在这样形势下，我渤海南下干部纵队奉命分批分路开始随军南下。益寿九中队的干部按照大队指示，三月二十九日从沙沟乘火车经徐州转陇海铁路向东运行，经碾庄、邳县，于三月三十日晨到达江苏省新安镇（新沂），行程一百六十八公里，下车后向北步行七公里，到达山东省郯城县沐河西岸的红花埠村住下，待命行动。
在红花埠正是清明时节，天气逐渐转暖，上级指示要轻装，规定每人自己带的棉被，身上穿的棉衣、棉裤，都把棉花抽出来，改成夹衣，棉花集中上缴。随身不必要的东西也要处理掉。同时发给每人两套（一套粗布、一套细布）黄色军衣，五星“八一”帽徹的军帽，黄色裹腿，一个小搪瓷碗，碗底脚有个小孔可以拴挂起来。延秀英、李月梅等女同志利用刚拿出棉花的多余衣服布片，给大家做成了装碗的布套。“八一”帽徽是用线缝住五星的五个星角（星角上有个小眼）缝在军帽上的。还发给每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佩带在左胸前。大家都感到无尚光荣，这就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为了确保行军计划的顺利实施，队长朱贞彦同志传达了渤海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的指示。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徒步长途行军了。用双腿走到江南，去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徒步行军是艰苦的，每个同志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行军路上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同时要提高警惕，前边有的地方是新解放区，可能有残匪，要预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假如遇到敌情，不要惊慌，要沉着勇敢，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队长交给管理班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行军时分批打前站，每天早睡早起早吃饭，提前出发,一切事情都要赶在大队伍行动之前，作好大队伍途中吃饭和夜间宿营的准备，以保证顺利行进。
行军的命令下达了，目标是长江边，从红花埠出发，经过新安镇（新沂）、沐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仙女庙、扬州、六圩、瓜州到长江边共三百一十三公里。南下干部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走在江苏中部宽阔的公路上，晓行夜宿，酌情而定。管理班的同志，都是提前到达指定村庄，与老百姓商量借用锅灶，炊事员及时做好饭菜，队伍一到即可开饭，队伍每到一地，老百姓听说是要去解放江南的解放军，都主动腾房子，热情打招呼。找好房子后，一个班住一处，没有床铺，就抱些柴草或稻草摊在地上作铺。在离开时，大家都把铺草拥好放回原处，并给老百姓打扫好房子和院子，担上水，再列队离开，如有损坏东西则照价赔偿。每到一地所用煮饭柴草都按价付钱。吃的粮食都要当地粮站凭粮票兑取，如无粮站，就用同志们身上带的粮食，到粮站再补充。每人所带的粮食可供三到五天食用。伙食开支，实行民主管理，财务公开，五到十天公布一次帐目。
行军路上还特别注意宣传鼓动工作，在沿公路边的树木上，房屋墙壁上张贴了标语“同志！加油！”、“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干部队伍的行军情绪。
在我们行军的公路上，还有支前的民工运输队，挑着担子，推着车子，满载着粮食、弹药、军服、军鞋、军械等各种物资，也有解放军战略运筹的卡车牵引着山炮、野炮、榴弹炮日夜兼程。加上公路西边古运河中长长的运输船队，白帆点点。公路、水路，解放军战士、南下干部、支前民工，浩浩荡荡，雄赳赳气昂昂，人民战争的洪流滚滚向前。
我益寿九中队行进到高邮至扬州段公路时，传来了胜利消息：南京解放了！原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月二十日午夜，人民解放军扬帆启航，万船齐发,向长江南岸急驶。有的部队乘夜幕秘密渡江，有的则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突破敌人火力的封锁，实行强渡，以猛烈的攻击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军仓皇逃命，溃不成军，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全体南下干部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沸腾起来了，情不自禁的振臂连续高呼口号，“南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公路两旁的村庄里，也在热烈欢呼，庆祝南京解放。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万民欢腾。我益寿九中队和其他南下队伍一样，在胜利消息的鼓舞下，人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迈着坚强的步伐，大踏步向离飞速前进。
记得当时在高邮、扬州地区流传着一首“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民谣：“蒋介石，大坏蛋，拒绝投降打内战。毛主席，命令传，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军，一上岸，反动王朝就完蛋。”
三
渡江战役开始后，我南下干部第三大队益寿九中队，在四月二十九日到长江北岸历史古城扬州，住在南郊一个村庄里。五月一日奉命继续行军，向离扬州二十公里的瓜州集结，决定下午渡江。
在走到离六圩不远的公路上，吃过午饭，上级通知说，为了预防敌机的骚拢，各中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陆续前进。到了江边，江岸路旁全是灌木丛生，对我们隐蔽休息极为有利。
从六圩向西，再走几公里便是瓜州。在瓜州港江边，益寿九中队指导员孙兴国同志就渡江事宜对全体同志讲了话。他说：“同志们！南京解放了！可这长江南岸大片土地上的老百姓、阶级兄弟，还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用什么行动回答呢？”全体同志振臂高呼：“打过长汇去，解放全中国！”
日西了，我益寿九中队干部排着整齐的队伍，按指定的舱位上了船。这是一只较大的本客船，能容纳数百人。船由北而南，横对长江南岸的镇江，我们要从镇江登岸。当我们的渡船驶到江心时，向后能回望瓜州，向前能看到镇江。此刻，我想起了宋朝王安石的名篇诗句《泊船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里离刚解放的南京只有六十五公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象春风一样，解放南京后，迅速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经过一小时左右的航行，我们的渡船到了镇江港，这时天也渐渐黑了。下船后，我们坐在公路边的高坎上，吃了些各自带的干粮，就按上级命令，连夜进军，直奔丹阳。从镇江到丹阳三十公里，都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是刚解放的新区。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全凭借天上的点点星光向丹阳进发。初次过江，人生地不熟，在山岭中转来转去，不知走过了多少崎岖小路，有的路段全是碎石子。有几位同志脚上磨起了小血泡，走路不太方便，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叫苦的，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到天亮，才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住在丹阳县郊区沪宁铁路北边的一个村子里。
四
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进军神速。五月三日解放杭州，第二野战军前锋已抵南昌附近及福建北部浦城，崇安等县。五月十二日我军发起了淞沪战役。这时，我南下部队第三大队九中队奉命从丹阳坐火车到达无锡，住在无锡东郊的一个村庄里，等上海解放，马上去接管。
我们从丹阳去无锡的路上，遇到一次敌机空袭。火车汽笛一声长鸣，便徐徐地停下了。当人们伸头窗外观察动静时，有人高喊：“敌机来了：赶快下车隐蔽。”大家立即全部下车隐蔽。不多时只见天空中一架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从东向西俯冲下来，向西飞去，又翻回来，扫射了一梭子弹，没有击中火车，也没有打着人，飞机就仓皇向西飞去了。这是国民党军在上海地区的垂死挣扎，也是最后的哀鸣。
五月二十八日，淞沪战役胜利结束，上海解放了。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反动统治，上海获得了新生。我们南下干部第三大队分批向上海进发。广饶八中队和长山县中队在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就乘火车从丹阳直达上海市郊，分别接管了大场和真如两个郊区；有一部分中队进驻苏州陆镇休整待命。我益寿九中队和一部分中队从无锡乘火车星夜赶赴上海。车到上海正是晚饭时分，全市灯火通明，各条街道如同白昼。当晚安排在市内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处外白渡桥北全市最高最大的百老汇大厦十七楼宿营，睡在客房光滑的地板上。
百老汇大厦
在百老汇大厦十七楼能俯瞰停泊在黄浦江的各种轮船和全市的景象。记得当时有的同志说：上海是大陆最大的城市，人人向往的地方，是我们共产党的诞生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也是世界闻名的“冒险家乐园”。我们解放了上海，就要好好的接管、改造、建设这个大城市。
六月初的一天早饭后，指导员孙兴国同志传达了上级指示：我们第三大队干部分配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咱益寿九中队的干部分配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工作队，朱贞彦同志任工作队队长。有个别同志分配到其它单位，记得刘大兴同志去华东农林处，对上海市渔盐市场督导处和华东水产试验所进行接管工作。总之，根据工作需要，同志们分赴市区各部门进行接管工作。从这时起，益寿县的干部大部分集体行动，少部分同志分散行动。这时又发给每人一个布质“上海市军管会”臂章，统一规定戴在左臂上端。工作的任务是负责静安寺区的接管工作。这个地区以南京路西藏路为中心,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在朱贞彦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从外白渡桥坐有轨电车去静安区接受任务时，有位同志不慎将背包从窗口掉在车外。马上高喊：“停车！停车！背包掉在车外了1”电车司机是一个外国人，当时没有理睬，有位同志走到司机旁，叫他停车，司机看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他讲话，便停下车，我们拣回了背包。同车的市民说：“要不是你们解放军，他才不停呢。这回打破了外国人的规定，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上海的白渡桥，黄浦江畔的外滩，南京路,西藏路，各桥墩及公共建筑物都有我军驻守，各条马路上都有解放军三五人一组的巡逻队，人民团体宣传车十分活跃，到处张贴标语。《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均出版满载拥护我军的报导。敌人修筑的用以抵抗我军的各种工事、鹿寨、装砂的麻袋等障碍六部被我军拆毁清除，城市秩序井然。
我工作队办事处设在西藏南路武胜路地区的里弄，有名的“跑马厅”、“大世界”、“国际饭店”、“永安公司”、“大新公司”和“米高美跳舞厅”都在这一地区。我们全体同志都坚专渡江前学习的《入城守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接管事务方面，拟定了具体方案，进一步学习了接管政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细密的组织工作，决心不为花花世界所腐蚀，把接管工作搞好。按上级指示，接管当时上海的各种类型企业，要争取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与我们合作，对于私有企业者应着重保护他们，传其感到政治上精神上同获解放，而衷心与我们合作。
在上海，我党的工作是有基础的，解放前夕，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护厂护校，保护了城市重要设施，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斗。
上海解放后，上海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我们财经接管委员会工作队对静安区的官僚资本企业，敌伪物资，进行了接管和调查了解工作。有不少资本家的代理人,找到工作队办事处来汇报情况和接受指示，或协接管移交具体有关事宜，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在工作之余，我们工作队的同志有时三五人一组，到西藏路、南京路去逛逛马路，看看“跑马厅”是什么东西。走出办事处不远，便看到东起西藏路，西到黄陂路，北起南京路，南到武胜路中间的一大片场地，是用一道很高的竹篱笆围起来的。这就是“跑马厅”。
上海跑马厅
在西藏路这边有一个门，有个印度人在那里站着守门，竹篱笆里边阴森得很，从树林中隐约看到几所漂亮的楼房。据说这个跑马厅是英国人建的，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跑马厅的跑道一圈长一点二五英里，宽六十英尺，一条跑道占地五十多亩。这是帝国主义强占中国的土地建成的。大家都知道这块土地，是中国人民受侮辱、受压迫的标志，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铁证。现在我们解放了上海，跑马厅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据报载：1951年8月27日上海军管会根据人民的要求，下了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把跑马厅收归国有。）后京跑马厅中间修了一条百公尺宽的人民大道，西侧为人民广场，东侧为人民公园。跑马厅真正全部归属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五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以秋风扫落：之势，继续向南进军。我们在上海进行接管工作不久，又接到新指示，要我们随三野十兵团继续南下，向福建进军。这时，渤海区南下干部纵队常三大队的领导和各县的干部队伍作了较大的变动。原第三大队领导王乐三、刘博泉及广饶、恒台、临淄、寿光、长山、博兴等六县的干部全部留在上海工作。益寿、高青、齐东三个县的干部重新组建三大队，王靖宇（任曰淼）同志任大队长，胡为新同志任大队政委。不几天后，一部分县区主要干部由胡为新政委带领参加上海大专学生组成的进军福建的南下服务团工作；一部分干部由王靖宇大队长带领和一部分上海大专学生组建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在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作的益寿县干部朱贞彦、苏金印、黄文年、高干芳、王衍圣、李月梅等同志直接调到进军福建的南下干部纵队供给处工作。朱贞彦同志任副处长。渤海南下干部重新组建大队时，当时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黄国璋同志专程从福建赶来接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学大楼上召开了大会，黄国璋部长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全省人民来欢迎你们，来迎接你们去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到会同志热烈鼓掌。他还介绍了福建省的概况：“福建省山高林密，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但是，福建山沟里有马列主义……这是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基础。”时值七月一日，纪念党的生日二十八周年，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我们结合黄部长的报告进行了学习讨论，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时，我们调到南纵司令部供给处工作的益寿县干部住进了西藏路福州路口的福州旅馆六楼。这里既是供给处的办公室又是住宿地。按照供给处的工作范围，我们积极筹备南去福建的干部所需的经费、被服、生活用品等物资，这是保证胜利进军的关键。
七月十二日，向福建进军的南下干部纵队从上海冒雨出发了。当时沪杭铁路还未通车，部队便从沪宁铁路乘混合列车（敞车）到达苏州。在苏州看到了编为第七大队的渤海益寿县的干部，虽然分别才几天，但大家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非常亲热。大部队在苏州住了两天，这时从山西省太行、太岳区来的南下干部六个大队三千余人，以及纵队司令部直属大队和上海大专学生组成的南下服务团共七千多人，先后从苏州步行和乘古运河的民船向南进军，到达嘉兴，改乘火车到杭州。
从杭州起，整个部队又兵分两路向福建进军，一部分干部大队（包括渤海干部新编第七大队益寿县干部在内），从杭州上火车经浙江省江山县直达江西省上饶火车站，下车后由上饶向南徒步行军，走出上饶不远，就看到了上饶集中营，它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关押新四军的地方。
过上饶后到崇阳溪西畔赤石村过溪河。然后徒步爬上了武夷山脉，这是江西与福建的分界山，主峰黄岗山海拔二千一百五十八米。七、八月天气特别炎热，又没有草帽，同志们冒着酷暑，爬山涉水，艰苦行军，从这里进入福建省境。后经崇安、建阳、建瓯到达南平。
另一批是南下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干部大队，包括调到供给处的益寿干部，从杭州乘浙赣线火车抵达浙江省江山县城西二十一公里的新塘边车站，住在新塘边村。
还有部分干部在江山火车站下车，住在江山城南的淤头、贺村一带。这几个村虽属浙江但距福建很近。这里山多地少，山岭起伏，据了解，蒋介石、胡宗南、陈果夫、陈诚、戴笠等反动人物都是浙江人，特务头子戴笠就是江山县峡口镇，所以当时这个地区的社会情况复杂。因此，司令部要求各干部大队要提高警惕。凡因事外出，必须二人同行，预防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
有一天，纵队参谋长王兴刚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离司令部住地十余里的福建省财政厅长申平同志要经费，为了安全派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和我同行。他姓张，是鲁南沂水人。我二人穿越山林田埂，在一个山坳的村子里找到了申厅长，顺利完成了任务。
记得进军福建的干部有十几个大队，大多数人分批分路徒步行军。我南纵司令部及其直属单位，辎重较多，调配了数十辆汽车，解放军调来一个营作护卫，浩浩荡荡向福建进军。汽车拉开距离，有数十里长，行驶在仙霞岭山脉的深谷之中，经过贺村、峡口，山势越来越高，时而行驶在云雾之中，时而行驶在云雾之上，真似腾云驾雾。
直到中午时分才到浙江省最南边的二十八都，向南处望，看到一个山口，林木茂密，山势雄伟，
那便是闽浙赣三省古今交通要道之一的枫岭关，海拔二千米，这里的公路蜿蜒曲折，盘山而转，逐渐向上。汽车爬上枫岭关，大家才舒了一口气。但是，形势险要，蜿蜒曲折的山路并未排除，汽车从山巅向山下滑行，危险性更大。司机们聚精会神，掌握着方向盘，顺利的经过了几个村镇才到达了闽北第一个县城浦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的各军，自七月上旬布署向福建进军以来，已解放了闽北、闽东、闽西的许多县城和村镇，并向福州守敌围攻。在此形势下，我南下干部从速行军，由浦城继续南进，经过水吉、建阳到达建瓯县城。
建瓯县城，是闽北一个古老的山城，是我党在福建的老根据地之一。一九二六年就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一九二九年建立了中共建瓯县委，一九三六年在这里建立了闽东北特委，一九四七年改为闽浙赣游击纵队。老省委机关也有时驻建瓯县境。一九四九年四月起，省委曾镜冰同志（中共七届后补中央委员）和闽浙赣游击纵队长左丰美同志领导建瓯、古田、南平军民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淞沪战役，对国民党溃军和县警及乡自卫队进行伏击和围剿。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兵团先头部队五月十三日解放建瓯。五月二十八日闽浙赣区党委和二野某兵团举行了入城仪式。六月三日成立建瓯县军管会，曾镜冰任主任。我们来到这里时，看到建瓯县城乡居民一派安居乐业的气象。
八月十七日，福州解放了，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所属大队迅速南进至闽江上游重镇南平县城（今南平市）。各干部大队按原定计划分批分赴泉州、漳州、建阳、闽候、福安、永安等地区去进行接管工作。
南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大队干部和服务团人员乘坐闽江轮船航行一百六十六公里进入福州，我南纵司令部供给处先驻在山路福华中学。后移住乌山路齐鲁大学旧地即省委大院内。
南下干部纵队进入福州后，为了迅速开展各项工作，南纵司令部各处，合并组建为中共福建省委各部委、处室。南纵供给处合并为省委行政处（后改为秘书处），原在供给处工作的益寿县干部朱贞彦、苏金印、黄文年和盖茂堂、王衍圣、高干芳、李月梅等七人留在省委行政处工作。朱贞彦同志任副处长。符春三同志留在省直机关党委工作。原渤海南下干部第三大队的益寿、高青、齐东三个县的干部由任日淼、胡为新率领与十兵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各部队转业的干部和当地打游击的林志群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干部汇合组成永安地委、专署机关及永安、大田、清流、德化、宁洋、三元、明溪、宁化等八县的领导班子，地委书记王敬群，专员林志群、副专员任日淼，胡为新同志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后为地委书记），接管了永安地区。益寿县的大部分区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去接管大田县，孙兴国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后为明溪县委书记）。还有一部分干部调到地委、专署机关及其它各县去工作。
南下干部分赴各县区工作之后。首先遇到的困难问题是语言不通。福建的方言太多，有闽南话、闽西话、闽北话和福州话。甚至有的地方由于高山密林，交通闭塞，在一座大山的山前和山后的人说话也互相不太懂。我们到农村去开展群众工作，开大小会，都要带上翻译，才能疏通语言。生活环境也不习惯，在闽西山区，有时整天云雾缭绕，细雨连绵，湿气太大。
在初进福建时，途经南平县住在城里西边一座山上的中学里，第一个早晨遇到大雾笼罩了整个山头和校舍，大家都惊疑是瘴气！？后来才知道山区就是如此。有关节炎的同志在这样的气候中深感身体不适。在永安地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约有七千余人，时常出来捣乱。宁化、三元、大田、宁洋等县的残匪活动猖獗，曾发生过土匪暴动，夜间袭击我区公所，拦路抢劫，枪杀我县区干部的事件，大田县谢洋区农会主任延慈亮同志，在土匪包围区公所时，被土匪抓住活活打死；大田县四区区公所被土匪包围时，坚守一天一夜，未被攻破，但下乡工作的转业军人莫毅同志在回区公所的半路上被土匪抓去打死，为了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中共福建省委统一部署下，进行以剿灭土匪为中心，结合减租、反霸，各县区干部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奋力剿匪。如宁阳县二区区长兼武工队长王泮亭同志（原益寿县干部，益都口埠人）就地发展武装，进行剿匪。他带两支手枪不离身，天天上着顶门火，还扛着一支大枪不离肩，带领武工队在崇山峻岭剿匪，在剿匪期间，天天在山区农村发动群众，夜夜进山围剿土匪，发现匪迹，立即追踪，最后将土匪剿灭。解放军二十八军八十四师在邵武县高山密林中剿匪，围剿击毙土匪司令刘五波。在大田县剿悱的解放军和区武工队击毙土匪营长陈鸣桌、土匪连长高×邦，女土匪头子卢有月及所属众匪，全部歼灭。群众拍手称快，民心安定，此为后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新福建创造了条件。
益寿县干部随军渡江南下，实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了江南。人民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充分条件。益寿县南下干部从益寿县出发，到接管区福建省永安专区大田县，历时半年多，经过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等六省市，行程二千六百余公里，在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随军渡江南下至今，已四十年了，现在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作为渡江南下胜利四十年的纪念。
作者附记
写这份材料，得到了老首长前渤海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政委，原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乐三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写好初稿寄去，在百忙中给我审阅了全文，校正了南下起程、休整、渡江、进沪的时间，对文字作了娜改、补充。还寄给从上海进军福建的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政委，现在北京中央对外经济贸易部工作的胡为新同志审阅了全文，作了修改、补充，给我很大鼓励和支持。前渤海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益寿九中队支委（组织部长），现任福建省劳动局长的符春三同志和前益寿九中队支委（宣传部长）现为北京中央轻工部科学院党委书记的李华村同志给我校正了南下干部名单。还有：南下干部第三大队益寿九中队的刘大兴同志（现为福建三明市委秘书长）、王泮亭同志（福建机修厂）、李天恩同志（大田县税务局长）、张洪清同志（现为青州市环保局长）、延秀英同志（现为福建厦门市第九中学校长）；前渤海南下干部纵队第三大队邹平中队，现任浙江省龙泉县委书记王照胜同志；前山西省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现任福建省地质局水文大队党委书记刘庆生同志；前益寿县人民政府秘书，后任淄博市临淄区宁学校长于尧文同志；原解放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四师某团，现任惠民地区公路段主任黄公振同志；福建省建瓯县水电局水电工程公司经理黄振东同志等都提供了情况和宝贵意见，帮助很大，表示衷心感谢。
（青州市政协文史科供稿）
资料来源：
《潍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