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本紀》以大禹開篇，并稱大禹在舜崩三年後“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号曰夏後，姓姒氏”。[1]《史記》的這一說法成為當今學者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時空位置的基礎。徐興海先生指出：
司馬遷之前文獻記載的中國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書》、《左傳》以帝王為線索，如《國語》以國别記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紀》開始，标志着關于中國曆史記述的新體例、新篇章，這是司馬遷獨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麼，司馬遷這種“獨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觀念呢？在《清華簡〈楚居〉橫空出世，〈史記〉三代架構成疑》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清華簡《楚居》、郭店簡《窮達以時》以及《帝系》反映出來的曆史觀念是“夏商并行”。現在，我們來看看《尚書》、《墨子》、《竹書紀年》等先秦文獻所了解的“夏”又是否與《史記》一緻。
陝西韓城司馬遷祠
從被先秦文獻大量引用的《尚書》來看，被後人稱為《虞書》或《唐虞書》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稱為《夏書》。比如，今傳本《堯典》本為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之一，後被離析為《堯典》和《舜典》兩篇。《堯典》的名稱，在早期文獻引用時并不穩定，如《孟子·萬章上》稱作《堯典》，《左傳·文公十八年》稱作《虞書》，《禮記·大學》稱為《帝典》，而更多的文獻在引用時則稱《夏書》。如《左傳·昭公十四年》：
（1）《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這條材料可以對應今本《堯典》中臯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2）《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敦煌《尚書》寫本（編号BD14681，國家圖書館藏）
這條材料在今本《堯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由此可見，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觀念中，《堯典》被相當部分人視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時期作品。《左傳》還引用了大量《夏書》佚文。比如：
（3）《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左傳·莊公八年》引） （4）《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文公七年》引） （6）《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書》曰：“念茲在茲。”（《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納，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左傳·哀公六年》引） （10）《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左傳·哀公六年》引）
《堯典》書影
以上各條，除第九條的“惟彼陶唐”部分見于古文《尚書》的《胤征》，其他全部見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還有幾條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獻中所引用，我們也列之如下：
（11）《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後，何戴？後非衆，無與守邦。”（《國語·周語上》） （12）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從，鹹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愛下》） （13）《書》曰：“洚水警餘。”（《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萬章上》） （15）《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萬章上》）
今傳古文《尚書》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較早的史源，但總體上系後人僞作，這是當今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條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從《墨子》自身記載看，《墨子》所稱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書》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與今本《甘誓》基本一緻。
按《史記》的三代曆史年代架構來說，“禹征三苗”屬夏代建立前的曆史事件，故《十三經》本《尚書》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書》，而這些内容均被《左傳》視為出自《夏書》。由此可以證明，《左傳》或者說《尚書》最早的版本均把堯、舜、禹視為夏代曆史人物。如果這點被确認，就意味着《史記》的三代年代架構并不可用，而這無疑将對我國的夏文化探索帶來重大變化。
先秦文獻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稱的例子。如《國語·鄭語》太史伯說：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3]
又如《國語·魯語上》展禽雲：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後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4]
《左傳》也有這種“虞、夏、商、周”并稱的現象，如莊公三十二年内史過說：
國之将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雲：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主張兼愛尚賢的墨子
基于這些記載，楊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曆史地位問題[5]，甚至還有學者是以嘗試對虞世系進行編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傳》、《孟子》、《禮記》等文獻裡大多都隻提“三代”，極少見提“四代”的提法（早期僅見《大戴禮記·四代》等少數文獻）[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堯舜歸入三代，這與《尚書》把有關堯、舜的記載稱為《夏書》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是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賢中》，《墨子校注》，第75頁）[8] （2）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尚賢中》，《墨子校注》，第78頁） （3）夫夫妻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頁） （4）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進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頁）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頁） （5）凡言、凡動，合于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厲者舍之。（《貴義》，《墨子校注》，第686頁）
楊寬先生像
楊寬認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稱為“三代”，是“因為三代這一個名詞用得太熟了”，“一時改不過口頭，是以糊裡糊塗的混亂四代為三代”。[9]如果《史記》的古史年代架構确然可信，楊寬所論固然可備一說。然而，單就《墨子》一書的内證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識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是以，劉起釪說：
《墨子·明鬼》雲：“上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墨子》的《尚賢》、《天志》、《明鬼》、《貴義》諸篇都稱堯、舜、禹、湯為三代聖王，把堯舜列在夏代，是以有關堯、舜、禹的篇章都稱《夏書》。[10]
《竹書紀年》出自戰國魏墓，史料價值極高。《史記》有關戰國部分的記載問題極大，“清代以來，很多學者利用古本《紀年》校記《史記》戰國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現在可以說，已經沒有人墨守《史記·六國年表》了”。[11]對于夏商曆史部分的研究，《竹書紀年》的價值同樣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該書原本散失，此後各家整理所得的輯本無不遵從《史記》的三代結構進行所謂“夏代“紀年排列，是以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竹書紀年》記載的夏與《史記》一緻。然而，檢視《竹書紀年》相關記錄，可以發現這種預設需要商榷。《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說：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說：
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13]
竹書紀年
按照《史記》記載的夏商體系來了解《竹書紀年》，則商代積年多于夏代積年。然而，《晉書·束晳傳》引《竹書紀年》卻說：“夏年多殷。”[14]這說明要麼是《竹書紀年》自相沖突，要麼就是《史記》的記載不可信。李學勤教授曾揣測“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書紀年》的過程中産生的一種看法，而不認為是本文，但事實恐怕并非這麼簡單[15]。《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語：
和峤雲：“《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預《左傳·後序》言：
《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晉書·束皙傳》雲：
《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18]
可見，《竹書紀年》所稱的夏代紀年是以黃帝為開端的，這與《史記》記錄的以禹為開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雲：“黃帝至禹，為世三十。”[19]《說文·卅部》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20]，可見，就《竹書紀年》的内證而言，“夏年多殷”之說是可以成立的。《竹書紀年》多記有昌意、颛顼、堯、舜等事。如《山海經·海内經》郭璞注：
《竹書》雲：“昌意降居若水，産帝乾荒。”[21]
《大荒西經》郭璞注：
《竹書》曰：“颛顼産伯鲧，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22]
《海内南經》郭璞注：
《竹書》亦曰：“後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竹書》雲：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24]
《五帝本紀》人物被《竹書紀年》視為夏代人物
同書又說：
《竹書》雲：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25]
《廣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書》雲：“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26]
《北堂書鈔》卷十七：
《紀年》雲：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諸條均為唐代及其以前文獻提到的《竹書紀年》遺文。根據這些材料可以發現，《竹書紀年》和《尚書》、《左傳》、《墨子》等先秦文獻一樣，均把堯、舜、禹甚至黃帝視為夏代人物，換句話說，先秦人觀念中的夏與司馬遷觀念中的“夏”存在極大差異。按先秦人的眼光來看，夏的年代應以黃帝為開端，至于其結尾在哪裡，我們且留到讨論《史記·夏本紀》為什麼不記載“後羿代夏”這一重大事件時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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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2頁。
[2] 徐興海：《〈史記·夏本經〉文本探析》，《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綜合版）2018年第13期。
[3]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1頁。
[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
[5] 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6] 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年。羅琨：《“有虞氏”譜系探析》，《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江林昌：《論虞代文明：再論五帝時代中華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東嶽論叢》2011年第1期。
[7] 王燦：《中國古代“三代”、“四代”曆史意識溯源》，《東方論壇》2013年第1期，第6─12頁。
[8] 吳毓江撰：《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下引《墨子》凡未注明者均出本書。
[9] 楊寬：《“帝堯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七下，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第8頁。
[10] 顧颉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第508頁。
[11] 李學勤：《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華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54頁。
[12] 《史記》卷三《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09頁。
[13]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9頁。
[14] 《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
[15]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沈陽：遼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3頁。
[16]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849頁。
[17] 《左傳》卷六十，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87頁。
[18] 《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
[19] 《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55頁。
[20] 《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頁。
[21]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503頁。
[22]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474頁。
[23]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323頁。
[24]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頁。
[25]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頁。
[26] 虞世南編纂：《北堂書鈔》卷十七《制作》，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第39頁。
[27] 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二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34年，第164頁第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