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夏本紀》記載：
夏後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1]
史記書影
衆所周知，《夏本紀》的這部分内容缺載了“後羿代夏”和“少康複國”兩大重要事件。對于這種情況，後世學者多有诟病。如傅斯年說：
夏後一代的大事正是和這些夷人鬥争，此事現在若失傳，然一把經典的材料擺布起來，這事件十分明顯。可惜太史公當真不是一位古史家，雖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為其作《正義》者所譏。求雅訓的結果，弄到消滅傳說中的史迹，保留哲學家的虛妄。[2]
傅斯年像
楊向奎以唐代之安史之亂、清代之太平天國比拟羿浞少康之紛争，也認為《夏本紀》不載羿浞之事“确是太史公的失策”。[3]
除了這些批評，還有一些學者嘗試以司馬遷的疏略來解釋。比如，唐人孔穎達說：
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後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複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雲：“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疏矣。[4]
司馬貞、張守節為《夏本紀》作注，其說亦與孔氏相類[5]。通觀《史記》一書，引用《左傳》之文極多。顯然，司馬遷不将“少康中興”放進《夏本紀》，以疏略來解釋并不能令人信服。乾嘉之時，考據大興。清人齊召南将《書序》百篇與《夏本紀》進行比照研究，試圖考其原委，亦隻能阙疑。他說：
《史記·夏本紀》于後相見滅、少康中興略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夏統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極盛如少康、後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勳并懋如靡、有鬲、虞思、女艾者也。《書序》百篇并無其事，抑獨何哉！[6]
新學僞經考書影
逮及清季，康有為發表石破天驚的《新學僞經考》，提出《左傳》和《夏本紀》中有關少康中興的記載均為劉歆竄入的觀點。他說：“《夏本紀》無夏中亡而少康中興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紀》若不知而于《吳世家》乃叙之邪？其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無來曆。” 接着，康氏在引用《離騷》後說：“蓋戰國多雜說，史遷所謂‘言不雅馴’者，歆入之于《左傳》，并竄之于《史記》耳。”[7]
承康氏之遺緒，顧颉剛與童書業著成《夏史三論》一文，于1936年在《燕京大學史學年報》正式發表。該文斷言“今本《左傳》裡關于少康中興故事的記載是光武以後的人影射了光武的中興故事而杜造的”。[8]
從孔穎達、司馬貞、張守節到齊召南、康有為、顧颉剛、童書業，諸氏所論，無論是诘史遷之疏，還是斷少康中興之事為作僞，實際上都基于一個共同的信念，即承認少康屬于以大禹為始的夏王世系中的一員。基于《夏本紀》的記載，把少康政權稱為夏自然是一個無須讨論的問題。然而，從先秦及大多數的兩漢文獻來看，少康政權是否應稱為“夏”，或者說少康和杼是否應當放入以禹為始的夏王世系中，實際上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李學勤認為，《夏本紀》之是以不采《左傳》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後羿、寒浞事迹，是因為“司馬遷于紀（指《夏本紀》）、表（指《三代世表》）中僅據《尚書》，包括當時新發現的逸《書》，而《書》中未見羿、浞之事，這便是紀、表失記有關史迹的原因”。[9]
李學勤先生像
《夏本紀》所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之事，即見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而不見于《尚書》，故李學勤先生之說仍須讨論。那麼，更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先秦文獻的記載中去尋找答案。
《左傳·成公八年》記載，趙氏遭“下宮之難”，晉景公将趙氏之田賜予祁奚。同時，趙氏餘脈趙武随其母莊姬（景公之姐）入住晉公宮。韓厥谏晉景公道：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10]
這段話的意思是，三代之君都能保持數百年國運；其間雖有邪僻之君，但均能依賴先君的賢明而得以免除亡國的命運。約言之，三代均無國祚中斷之事。又《國語·周語下》晉太夫叔向言：
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11]
又《逸周書·太子晉》言：
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12]
以上三條材料表明，一個朝代不會兩度興盛是春秋時期普遍存在的曆史認識。然而，《左傳》說後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天問》說“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後漢書·東夷傳》說“太康失國，四夷背叛”，這些材料衆口一詞，皆言夏祚在後羿時已盡。換言之，按春秋時代的觀念，少康複國、後杼中興之事與大禹時代的“夏”已然無關。李旻先生在談到夏代的這段史料時也指出：
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王朝曾經在國祚中斷百年後成功複辟。如果我們不去追究少康傳說的曆史性，而把這個曆時近百年的複國故事當作一個新興政權的建國叙事，那麼這個複興夏祚的努力就是一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政治傳統的開端－－許多政權以夏為号，昭示其曆史正當性。[13]
仔細研讀《左傳》有關少康和後杼的記載，其實我們也很難斷言《左傳》作者有以少康為夏王的觀念。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左傳》涉及“少康中興”事件的兩條原始記錄來加以說明。
左傳文盛堂藏本
第一條來自《哀公元年》伍子胥的論述。該條材料稱少康、後杼“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這說明少康、後杼确實把自己建立的政權視為對“夏”的延續。但需要明确的是，後杼、少康把自己建立的政權稱為“夏”實質是為了“昭示其曆史正當性”，并非因為其與大禹時代的夏屬于一個權力系統。正如後來的東漢對西漢、蜀漢對東漢一樣，也都是通過繼承“漢”這個名号來确立自己的曆史正當性。是以，後來蔡邕在言及光武中興時才會套用《左傳》的話說：“祀漢配天，罔失舊物。”[14]
第二條材料來自《襄公四年》。在這條材料中，魏绛說後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事實上也是承認夏祚已亡。少康曾娶妻于有虞氏，而《虞人之箴》言夷不用德，又言“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意思是說羿雖然占有了夏人原來的土地，但由于崇尚武力，已經不能恢複夏家之德了。質言之，《虞人之箴》雖然承認後羿稱帝的事實，卻不承認他可以代表夏家。
再從《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的記載來看，甯武子曾提到姒姓的杞、曾二國對夏後相均不進行祭祀，這說明太康之後的所謂夏王同樣不被杞國、曾國承認。是以，筆者認為司馬遷不使用“後羿代夏”、“少康中興”這些史料的合了解釋是，這些史料與其所構築的《夏本紀》體系無法調和，而不是因為他沒有看到“一姓不再興”以及“少康中興”等這些先秦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尚書》中有關夏代的内容，不含有“少康中興”及其後的任何曆史事件，這表明《尚書》同樣不把“少康中興”及其以後的曆史視為夏代曆史。此前，筆者已經在相關文章中提到，《尚書》、《墨子》和《竹書紀年》均以黃帝為夏代開端，這與《史記》以禹為夏代開端判然有别。本文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先秦人的觀念中的夏代本亡于後羿之手。至于“後羿代夏”與“成湯伐桀”是什麼關系，筆者在《夏商并行論：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為夏文化的22條證據》中曾提到，這兩大事件實際上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關于這個問題，筆者今後仍将做進一步讨論，這裡暫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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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5—86頁。
[2]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1112頁。
[3]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頁。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7C頁。
[5]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6─87頁。
[6] （清）齊召南：《尚書注疏考證》，《續修四庫全書》第44冊，第91頁。
[7] 康有為：《新學僞經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41頁。
[8] 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7冊下，第233─256頁。
[9] 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劄記》，沈陽：遼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5頁。
[10]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905A頁。
[11] 《國語》卷三《周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4頁。
[12] 黃懷信，張懋镕：《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00頁。
[13] 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考古學報》2017年第3期，第306頁。
[14] 《全後漢文》卷七十五《光武濟陽宮碑》，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8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