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彬：易簡·變易·不易——《易》之三義哲學刍議

關于《易》之大義，先儒論之甚多。其中最早最全面論述的，當數《易緯》一書。《易緯·乾鑿度》雲：“《易》一名而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也者，其位也”（《易緯·乾鑿度》卷上），提出了“易一名三義”說。鄭玄在《易贊》和《易論》中，将此三義概括為易簡（易）、變易、不易。此說是基于《易傳》提出的，《系辭》在論《易》時，曾蘊含着三義說法。孔穎達《周易正義》明确指出：

《系辭》雲“乾坤其易之蘊邪？”又雲“易之門戶邪？”又雲“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皆言易簡之法則也。又雲“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适”，以言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也”，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義》卷首》）

漢以後，許多儒者又多次論到《易》之大義，皆不外“變易”、“不易”、“易簡”等義，如宋性理學派程頤論“變易”、“不易”曰：“《易》，變易也，随時變易以從道也。”（《程氏易傳序》）又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程氏易序》，《二程集》第三冊）又如朱熹認為：“《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朱文公易說》卷一）從下文分析可知，“交易”實際講“不易”，是以，朱熹在這裡講到了《易》的“變易”、“不易”大義。

清易學家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中全面總結了前清曆代儒者對《易》之大義的闡發，認為：“清儒言易有四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周易折中》卷十三）。雖然先儒表述《易》之義存有種種差别，但就其内涵而言，皆不外乎《易》之三義，至少還沒有人明确對《易》之三義說提出質疑。

但從哲學看，作為易學兩大派的漢易和宋易，他們各自所講的“變易”，性質有否不同？不同在何處？如何了解“不易”的性質和内涵，“變易”與“不易”是何關系？如何了解“易簡”内涵及性質，“易簡”、“變易”、“不易”三者是何關系？以上三問題，鮮見其他學者讨論，故從哲學上分析并疏通之，是為本文任務。

1.漢人所說“變易”與宋人所說“變易”，總括看，都是從宇宙論上說的。但仔細分辨則看出，二者又有不同。漢人說“變易”是就宇宙生成論而言，關注的是變易本身，屬形而下觀照，而宋人言“變易”則着眼于變易之理，側重于形而上思辨。

漢人言宇宙論，是氣化的宇宙論，在《易緯》中可明确看到這點。《易緯·乾鑿度》雲：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無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複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易緯·乾鑿度》卷上）這裡，《乾鑿度》建立了一個氣化的宇宙論。根據漢經學家鄭玄的注釋，我們看到：宇宙之原為無形無氣的太易，在太易中元氣“忽然而自生”（鄭注），宇宙由太易過渡到太初，也即變至一（鄭注：一，……氣漸生之始，太初氣之所生也），也即“易（太易）變而為一”。元氣變而生太始之氣，形開始出現而未形成，宇宙也就由太初變至太始，亦即“一變而為七”（鄭注：七，……太始氣之所生也）。太始氣變而生太素之氣，質開始出現而未形成，也即“七變而為九”（鄭注：九，……太素氣之所生也）。太初氣、太始氣、太素氣三氣産生後的宇宙是一個三氣合一、形質未具的渾沌狀态。在此渾沌中，氣氤氲變化，引起形變，清輕之氣上升而為天，濁重之氣下降而為地，形質具而物成，進而萬物得以産生。是以，漢人眼中的這個宇宙完全是一氣化的宇宙，從太易到太初，是氣的産生過程，它自己産生自己，不依賴任何外在東西，是以，氣可以說是宇宙最高主宰。從太初、太始到太素，完全是三氣依次相變而産生過程，而變化所成之物實際也是氣。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章），是以，物實為沖氣。是以，整個宇宙完全是一團變易之氣，也可稱為氣之變易。

在先秦及兩漢哲學史上，“氣”指一種細微稀薄之物，是一種形而下的存在。是以，漢人的氣化宇宙論正表明了漢學的特點：側重于對宇宙的形而下觀解。漢易學家認為，《易》之“變易”大義正是彰顯了宇宙之氣變易的具體情狀，形而下之氣的變易本身，是以，具體描述氣變之情狀，研究氣之變易本身，就成了他們的重要任務。漢儒所建立的基本易學理論——“卦氣說”向我們展示了天氣變易的具體細微的情形。

孟喜“卦氣說”以坎震離兌四正卦依次主一年冬春夏秋四時，每一爻值一節氣，四卦二十四爻值二十四節氣，其餘六十卦中每五卦配一月，配置設定到十二月中，主七十二候。（參見孟喜《孟氏章句》，《新唐書》卷二十七上）。從四正卦主四時看，随着坎震離兌所表征的陰陽二氣的由靜而動、由微而達、由通而窮的變化，春夏秋冬四季依次相變而産生。從每一卦六爻所主的六個節氣看，随着陰陽二氣的細微變化，各個節氣也應時出現。如坎卦，從卦象看，其每一經卦二陰一陽，上下二陰包一陽，表示陽氣萌動而未通達，到二月坎凝固之氣消失，随着這種氣變，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六個節氣交替産生。每個月又分為兩個節氣，每個節氣又分三候。從物候上來觀察氣的變易，就更細微、更具體了。如随着驚蟄之中氣的變化，依次出現三候：初候桃樹開始開花，次候倉庚鳥（布谷）鳴啼，末候鷹變化為鸠鳥。又如，随着春分中氣的變化，三候漸次出現：初候燕子到來，次候雷聲發出，末候閃電開始出現。

從“卦氣說”我們看出，從四時到二十四節氣，再到七十二候，從年到月再到日，漢儒對天氣變化的描述越來越細微，越來越具體，他們的心靈完全拘限于天氣的具體交易上，他們所關心的是哪一月哪一天的具體變易情狀，至于這種具體變易的是以然之故，則在他們的視野之外。

是以，我們說，漢儒言“變易”是直接從形而下的層面上，從氣上對宇宙作觀照，他們所關注的是具體的變易本身。

宋儒講“變易”則與漢人不同。宋儒擅長純哲理思辨，理學的産生和建立，表明哲學上形而上學之建立。宋儒正是從形而上層面上，從理上來闡發和肯認《易》之大義——變易的。

《易傳》認為，世界隻存在有兩種形式，一種為形而上之道，一種為形而下之器，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系辭》上）。這兩種存在形式在性質上不同。道是形而上的存在，無形無象，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觸而不得，對他人隻能通過“圓而神”的慧思來把握，但它又是真實之存在，是具體器物和動變之是以然之理，是普遍法則。器則是形而下的存在，有形有象，具體生動，人們可通過視聽聞觸直接感覺。宋儒正是緊緊抓住《易傳》的“道器之辨”，嚴格區分形而上之道（理）與形而下之器（氣），進而在思想原則和方法上與漢儒鮮明地區分開。在宋儒看來，漢儒對“變易”的了解，僅僅拘限于形而下的氣之變易本身，執着于瑣碎繁雜的細節，這是完全不夠的。對《易》之“變易”的了解，應從形而上的道（理）高度上來把握。“變易”不是指具體的變易本身，而是指具體變易的是以然之故，是以然之理。這種變易之理彌綸于萬事萬物，天下無一物不含變易之理，無一事不含變易之理。是以，變易之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則，是形而上之常道。變易之理是體，而具體變易為用，是普遍的變易之理的發顯，變易之理與變易是本與末、一與多、簡與繁的關系。抓住變易之理這個易簡之道，一切具體變易就都在話下。隻有這樣，才算真正了解了《易》之“變易”的大義，顯然，與漢儒相比，宋儒的了解視野大大開闊，思辨水準大大提高。

宋儒程頤、朱熹論變易，正鮮明地展現了形而上思辨之特點。程頤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是以陰陽者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遺書》卷三，《二程集》）他指出：“《易》者，陰陽之道也”。（《程氏易傳序》）程頤認為，《易》書所彰顯的就是陰陽之道，也即陰陽二氣變化之理。這個理“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遺書》）。是以，變易是普遍的，上至天地之大，下至昆蟲之微，甚至在幽明的鬼神兩界，無一物不變，無一時不變。

朱熹論《易》變易之理，比程頤更詳細。他說：“《易》是陰陽屈伸，随時變易，大抵古今有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說《易》都無著摸，聖人便于六十四卦，隻以陰陽奇偶寫出來，至于是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引自《周易折中》卷首）朱熹認為，《易》書所反映的是陰陽二氣屈伸變易之道理。古往今來有大大小小無窮的陽辟陰阖的變易，這種變易之理是形而上的，普遍的，人們看不見、摸不着，古聖人便寫出陰陽爻來表示陰陽二氣，以六十四卦來指射陰陽變易之理。“變易”之理是“假托”、“包含”，“足以包無窮之事”（同上），是以，這個理一定是普遍的。

宋人鄭樵論及變易之理時說：“《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鄭樵《易經奧論》）這裡，鄭樵實際提出兩對範疇：形上與形下、迹與是以迹。他認為《易》之理隻能從形而上和是以迹的層面去把握，從普遍的法則性上去了解，而不可拘泥于迹而不可自拔。

2.“變易”與“不易”同為《易》之大義，似乎是沖突的。但正是在這種表面的沖突下，隐含着微妙的思想。

首先，從文字學上看，“變易”和“不易”這兩個相反的意義包括于“易”一字中，為“對訓”。此點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篇·論易之三名》中剖析甚詳。單從“對訓”本身所透顯的思想看，“變易”與“不易”是一體之兩面：一個存在，另一個必然同時存在；一個不存在，另一個必然同時消失。

《易》之大義——不易，首先是在宇宙論上講的，是“變易”應含之義。宇宙之變易，流動不居，在這種至動中秩序又不亂，可以說，“不易”首先指“至動不亂秩序義”（牟宗三語，見《心體與性體》第一冊）。漢人“卦氣說”指出，昭示每年變化的十二辟卦陰陽消息，周而複始，秩序是不變的。從每年十一月《複》卦的一陽來複，陽氣漸次息長到《臨》、《泰》、《大壯》、的二陽、三陽、四陽、五陽，息長至六陽為《乾》，陽氣已極盡，必然消退轉生陰氣。從《姤》卦的一陰，陰氣逐漸生長到《遁》、《否》、《觀》、《剝》卦的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而為《坤》，陰氣己窮極，必然消退而轉生陽氣，進而開始新一輪循環。通行本《周易》卦序以《乾》卦開始，按序而相變，進入下一卦，至《未濟》卦結束，表示一個“變易”的完成，但并不表示“變易”的結束。《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進而轉生《乾》卦，按照卦序開始新一輪循環變化。這種變易的秩序性，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元亨利貞”（乾卦辭）。程頤注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程氏易傳》）萬物之變易從元開始，亨通而盛長，利遂而貞成，完成一個循環，又無一毫之間斷，繼續流變，從“貞”直接轉生“元”，所謂“貞下起元”，繼續以“元亨利貞”之秩序變易不窮。是以，“變易”的行程中有恒常之秩序，這種秩序的恒常性就是“不易”。“變易”和“不易”是宇宙自身的實作形式。“變易”保證宇宙永不滞留的流動活潑。“不易”保證宇宙變而不亂變而有常的神妙韻律。變中有常，常而又變，二者互顯互用，密而為一，昭顯了一個“生生”的宇宙。

是以，這種“不易”是從“變易”中直接透顯出來的，是“易”相反而又相成的兩義所直接昭示出來的，它反映了宇宙秩序的恒常性，是從宇宙論層面上講的。

但“不易”還訓示着更深刻的内涵，這種内涵隻有在價值論的層面才能得到充分豁顯。是以，我們必須轉換視角，從宇宙論轉向價值論。

價值論是中國古代哲人運思的核心。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古代哲學家幾乎将全幅心神放在了對人、社會的思考上，人之價值及其實作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不論是道家的自然價值觀，還是儒家的道德價值論，二者都昭示人們：必須也隻有從價值切入，才能真正了解中國哲學，才能深刻了解原典所彰顯的大義。是以，對六經之首的《易》書也必須放在價值論的架構下，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不易”的大義。

這首先涉及到伏羲為何畫八卦，也即《易》書的實質。在帛書《周易·要》中，孔子指出：“《易》我後亓（其）祝蔔矣！我觀亓（其）德義耳也。”（見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孔子把《易》書原始蔔筮性質放在次後地位，把其中所蘊藏的“德義”放在第一位而“觀”之。漢易學家指出：伏羲作八卦，是為理人倫，明王道，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的，是為道德教化的。如京房認為：“《易》是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京氏易傳》卷下）《易緯·乾鑿度》曰：“《易》者是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易緯·乾鑿度》卷上）當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指出：《易傳》不能離開道德意識來了解，盡管它形上學的意味很重，其實它背後的底于還是moral （道德的）。（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四講）《易傳》是揭示《易經》精蘊的，《易經》也是不能離開道德意識來了解的。是以，《易》書從實質上看，是講道德義理的，它包含着價值論層面，講道德價值。

從價值論的層面上，“不易”就是《乾鑿度》所指出的：“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乾鑿度》卷上）。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出“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不易”，實際指人倫之常，也即三綱六紀的恒常不變；二是指出“天在上，地在下”之“不易”，也即天地之常。“天地”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具有特定涵義。莊子曰：“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莊子·逍遙篇》）“天地”是最大的“名”，相當于現在所說的“宇宙”。“天地”又是至大無外的，具有最廣的普遍性和最久的永恒性。在中國哲學中，“天地”有宇宙論意義和價值論意義。在這段話中，“天地”側重于價值論意義，可稱為“價值之天地”，有其不易之常。

《系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儒認為，這段話就是講“不易”的（如鄭玄在《易贊》、《易論》中指出這段話即為“不易”，李光地認為這段話言“不易”）。朱熹在《周易本義》中注此段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朱熹《周易本義》卷七）這段話是以“陰陽”為關鍵詞來分疏乾坤卦、爻位及天地的尊卑貴賤的。古人從自然中陽氣主生、陰氣主殺體認出陽善陰惡、陽尊陰卑的人文意蘊，是以“陰陽”在古人那裡有兩義：一是自然義，即陰氣、陽氣；二是價值意義。朱熹認為，天為陽氣之實體，故聖人效法之畫純陽之卦，即為《乾》；地為陰氣之實體，聖人效法之畫純陰之卦，即為《坤》；天地萬物有上下之位，故卦爻位也分上下；陽常動，陰常靜，故有陰陽爻之名稱。顯然，朱熹隻是從陰陽的自然意義上來說明聖人作《易》的根據，但“尊”、“卑”、“貴賤”這些價值詞語如何了解呢？筆者認為，隻有着重從陰陽的價值意義上才能更好地疏解這段話所彰顯的“不易”之大義。陽善陰惡，故純陽之天為善為尊，純陰之地為惡為卑；《乾》卦純陽故為善，《坤》卦純陰故為惡；天尊高地卑賤上下相陳，故卦爻也按貴賤之位相列；陽常性為動、為善，陰常性為靜、為惡，故陰爻、陽爻判然不相混淆。所謂“天尊地卑”正表明了“天地”的道德價值意義，而“天尊地卑”之不易，正昭示了道德價值之天地有其不易之“常”。

“常”之内涵即為“五常”。先儒認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德是天地之大經，是恒常不易的。“五常”昭示：仁、義、禮、智、信是形而上的道德價值本體，是價值天地之本性，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它為人之是以為人提供了終極根據，為人“安身立命”提供了永恒之“位”。是以，隻有在這裡，“不易”的深刻内涵才得到充分說明。

朱熹認為“交易”是《易》之大義之一。實際上，“交易”就是“不易”。他說：“‘交易’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雲雲者是也。”（《朱子語類》）這裡“卦圖”指伏羲先天卦圖。在伏羲先天卦圖上，乾坤震巽坎離兌艮八卦兩兩相對待，雖有相交之趨勢，但本身是靜止而定位的，而從天地定位看，即指乾坤天地的定位而不易。而且，朱熹提出“交易”的目的就是為論證君臣之位是不可移易的，是以，應該說，朱熹也已揭示了“不易”的實質。

漢儒董仲舒也明确指出了“不易”的道德價值恒常性的涵義。他在《對策》中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

總之，“不易”是在宇宙論和價值論兩層面上講的，而其更深刻的内涵是在道德價值論方面。

3.關于“易簡”，首先，我們弄清它的内涵。《系辭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這裡，“易”與“險”對反，“簡”與“阻”對反。《說文》：“險，阻難也。阻，險也。”是以，不難則“易簡”。孔穎達認為：“《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周易正義》卷首）是以，筆者認為，這裡的“易”當訓為容易，“簡”當訓為簡單，“易簡”不是一般所講的容易、簡單，而是至易、至簡。

從《易》書本身講，易簡是就乾坤之道而言的，亦即乾易坤簡，因為乾健坤順，乾行健故易，坤順巽故簡而不繁。而從哲學上看，就《易》書昭示義理上看，“易簡”是就道體而言。這一點，張載和王夫之分析的最精辟。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說：“太和所謂道，……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王夫之注曰：“易簡者，唯陽健陰順而已。太和之本體，未有知也，未有能，易簡而已。”（王夫之《張子正蒙注》）顯然，“易簡”是就太和之體說的。“太和”即宇宙本體，也是道體，宇宙本體、道體具有至易至簡的本性，也即宇宙本體是易簡的。

那麼，宇宙本體為何是易簡的呢？

《系辭》曰：“生生之謂易。”就《易》書本身，《易傳》認為，乾以“大生”，坤以“廣生”，正是在乾坤之大生、廣生中，六十四卦相繼而産生。從《易》書昭示義理看，先儒在這裡揭示了關于宇宙最深刻的哲理：生而又生，生生不已，這就是宇宙之本然，宇宙之本體。宇宙本身就是生生，排除生生，宇宙即不存在。宇宙本體并不是說有一個實體存在那裡，而是說“生生”這種神妙的創造本身就是宇宙本體。如果說宇宙本體有本性的話，它的本性也隻是生生，是以，對于宇宙本體而言，生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是再容易不過的了，是再簡單不過的了，換言之，生生對宇宙本體來說是至易、至簡的，是“易簡”的。是以，“易簡”的根據在于宇宙本體生生的本性。

宇宙本體的生生不已，造成了大化流行的宇宙，在這流行中又動而不亂，有其恒常，也即說，“易簡”之生生導緻至動的“變易”和有秩而不亂的“不易”，是以，在“易簡”、“變易”、“不易”關系上，三者是互顯互用的。“易簡”生生的宇宙靠“變易”和“不易”來發顯，而沒有前者，後二者也無從顯現。“變易”和“不易”又是“變”與“常”的關系，二者也是互顯互用的，不可或缺。是以，三者密而為一體，互相顯發，為我們示顯了一個圓滿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