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經曆了中國最多災多難的100年；
他是中國第一個神學博士；
他桃李滿天下，是“先生”中的先生；
他創辦過三所大學，震旦、複旦、輔仁，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立源；
他百歲誕辰，全國各界向南遙祝他百歲生日；
他被中共中央稱之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面對所有的尊敬，他卻說：“我隻是一隻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他就是馬相伯，中國著名教育家、愛國人士。
馬相伯先生
動蕩的民國時期，堪稱中國近代的百家争鳴，星光熠熠的各路人傑讓整個民國星河璀璨。如果單單找一個人來做這個系列的開篇，我想隻有馬相伯先生。先生是通曉八國外語、學貫中西的優秀博士；是一生緻力教育，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先行者；他是祖國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時刻公認的“救國領袖”；他德高望重，國共兩黨、全國各界對其敬佩有加；先生置榜首，當之無愧。
民國十大“先生”
觀先生一生，有人将其概括成三個階段：前三十年，給了宗教；中間三十年，緻力于政治；後四十年，為教育嘔心瀝血。
1840年，馬相伯先生出生于江蘇丹陽一個殷實的天主教家庭，于襁褓中便接受了洗禮，教名為約瑟。先生五歲入私塾，天資聰穎，好學成癖，年僅12歲，便瞞着家裡，離開家鄉江蘇丹徒（今鎮江），獨自徒步11天到上海求學。在徐彙公學（原法國耶稣會辦聖依納爵公學，後改稱徐彙公學，今徐彙中學）他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既熟讀儒家經典，又精通八國語言，可謂學貫中西。
馬相伯先生書法
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稣會，授司铎神職。在接受神學博士學銜和神父職位時，先生表示：科學知識，是世界人類所共有，不應分為中外，學習西方的學術，“盡彼所長，轉授國人”，使我國“與世界同盡其能”，是以“西人學社名位可受”。不久在徐彙公學協助傳教并兼任督導，他一面注意教理的教育，一面講授經史子集，卻引起教會方不滿，所撰寫的數學著作教會也束之高閣，後派徐州管理教堂。
1876年，徐州水災，面對流離失所的災民，悲天憫人的他感同身受，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卻反遭教會幽禁“省過”。亂世的中國，所到處盡皚皚白骨，立志傳教卻解不得衆生疾苦，面對災民教會尚且不顧，況我中華四萬萬同胞？先生在失落和悲憫中憤而脫離耶稣會，雖依然信奉天主教，但這種叛教行為，導緻虔誠信徒的母親緻死都不願見他。
為救中國，先生一步踏入波雲詭谲的政壇。他曾先後出訪日本、北韓、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日本維新、高麗守舊，在對照中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于提倡科學，興辦實業。他屢屢上書晚清政府獻策獻計，卻都泥牛入海；為洋務運動籌備資金，卻備受猜忌，不得不無疾而終。
馬關條約簽訂
更可悲的是作為陪同李鴻章的助手和翻譯幕僚（馬相伯大哥馬健勳為淮軍糧台，由此引薦）還不得不簽訂數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在談判桌上，雖然先生用盡全力、來回斡旋，為國家唇槍舌劍、以理力争，可早淪為強權帝國刀下魚肉的晚清政府氣數已盡。獨木難支大廈之将傾，縱有百般學問又能如何呢？一時間，等待他的是鋪天蓋地的“賣國賊”讨伐聲，所到之處，全部冷眼。
治國無望，親人離世，心灰意冷的先生辭官回滬，住佘山，潛心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并和弟弟馬建忠合編《馬氏文通》。《馬氏文通》以西方國文文法為本，研究古漢語文法規律，建立了一套漢語的文法體系，對後世漢語文法研究，産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這也是中國第一本文法教科書。
1900年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毀家興學。遂将自己的全部家産(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産)，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規定該産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後的學生助學金，并赫然寫下“自獻之後，永無反悔！”。
1902年，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向先生學習拉丁文的蔡元培介紹部分學生前來求學，先生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彙老天文台餘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自任院長，二月初三（3月1日）開學（“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緻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聽聞著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馬相伯與學生于右任
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呼籲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有教無類，對學生愛護有加，蔡元培、于右任、黃炎培、李叔同、胡敦複、邵力子……無一不受先生教導。其中成為國民黨元老的于右任，一生都将馬相伯當做再生父母：“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雖然自己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他卻堅持“不能把震旦學院辦成宣揚宗教的學校，一切宗教教義的宣傳均應退出學校的領域”。1905年趁先生生病休養之際，耶稣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委任法國神父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于右任帶着同學們到醫院找到先生，大家一見到老人，就齊刷刷全部跪下了：“校長，我們沒書可讀了。”聽到這句話，老人老淚縱橫——偌大的中國竟然擺不下一張小小的課桌！他和進步學生一起，毅然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衆生一同揮淚離開了親手創立的震旦大學。
馬相伯與梅蘭芳
為了讓孩子們有書可讀，六十五歲的老人拄着拐杖，東奔西走，到處籌集款項：“國家再窮，可學生們總該有書讀啊！”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複、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複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一萬兩，并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複旦的臨時校舍。1905年5月27日，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先生任校長，嚴複為總教習。“複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複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複興中華之意。
複旦大學民國十三年合影
年近古稀的老人，他拖着年邁的身體，一心撲在教育強國的路上，在中國掀起了教育改革的希望。震旦大學遷址、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籌建、輔仁大學籌建、啟明女子學校籌建，件件樁樁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敦敦教誨下，培養了無數棟梁之材。1917年，蔡元培出任首屆北大校長之時，他良苦用心地對學生說：“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先生所言，便是現代教育的全部内涵，他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教育的普世價值，提出現代教育的平等、奮發和進取以及思想和自由。
他從未停下腳步，早已功成名就的他，為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新民國嘔心瀝血，白發蒼蒼的古稀之年卻依舊步履蹒跚的奔波在民族複興之路上。政聞社總務員、南京市市長、江蘇都督府内務司長并代理都督、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民國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老人甯願燒盡自己的風燭殘年，也要去建設一個國富民強的新中國。可惜1917年，欺名盜世的袁世凱的稱帝行為再一次傷了老人的心，老人憤慨寫下“天下之大盜，莫大于君主”，至此挂印南歸。
或許此時的老人終于可以頤養天年，可那經曆百年浮沉的中國注定不會讓這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平靜。1931年，九一八事變，先生已屆91高齡，“噩耗傳來，天地變色！國家危難至斯，誠達極巅……雖自顧老邁，亦願勉勵負責任”。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号奔走，連續4個月在全國發表了12次慷慨激昂的國難廣播演說；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内争，共禦外侮”；他硬撐着殘腿，在上海街頭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30、50元一副，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先後發起組織辦起了傷兵醫院、江蘇國難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加盟宋慶齡、蔡元培創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先生說“恥莫大于亡國，戰雖死亦猶生”，對于中國，他傾盡一生。
馬相伯
1936年5月，沈鈞儒、鄒韬奮等著名人士響應中國共産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号召，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内戰，釋放政治犯，并與中共談判，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對此，國民黨竟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沈鈞儒、鄒韬奮等七位救國會的上司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先生在與馮玉祥書信及報刊上宣告願以頭顱擔保，要求國民黨當局立馬釋放“七君子”。并在于右任陪同下到達南京，竭力設法營救“七君子”。“七君子”最終被釋放，釋放後專程看望這位愛國老人，并在小樓門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後,由沈鈞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側題寫“帷公馬首是瞻”六字。
馬相伯與七君子
正如學生邵力子在 《救國老人馬相伯先生》中說： “吾師相伯的一生，學問、事業、信仰，其最終之目标在救國。”先生的一生，為國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活成了一個國家的良心，長成了一個民族的脊梁。
上海淪陷，日軍鋒芒直指南京，馮玉祥和李宗仁安排先生一家移居桂林。次年，廣州失守危及廣西，此時已近百歲的老人早已病體不支，于右任電邀老人前往重慶，但中華大地戰火紛飛，哪裡還有一寸安穩之地，不得已之下，家人帶着他輾轉繞道到了越南諒山。他躺在病床上，虛弱不堪地問家人：“我們到哪裡了？這裡是中國嗎？”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鄉，可戰亂的中國，哪裡還有一塊可以埋葬全屍的地方呢？家人隻能騙他：“現在我們已到達滇黔交界處了，回來了。”聽到這句話，老人長籲一口氣。
1939年4月6日，老人99歲，虛齡百歲。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淪陷區）都為老人舉行了賀壽活動，各大報紙紛紛發文祝壽，國共兩黨同時發去賀電。一向以宣傳明星美女著稱的上海《良友》畫報，第150期也将馬相伯的肖像作為紀念封面，向這位“國家之光，人類之瑞”緻敬，滿臉福相的馬相伯的照片被挂在幾乎每個照相館裡，把他作為中華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在重慶，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部長的于右任，為自己的老師寫下賀壽長文《百歲青年馬相伯》，并手書賀聯：“當全民族抗戰之時，遙祝百齡，與将士同呼萬歲；自新教育發明以來，宏開複旦，論精神獨有千秋。”
馬相伯書法
先生親自撰文回複各界對他的盛情：“國無甯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救國重于祝壽，當團結禦侮，願拼老命和愛國人民一道抗日救亡。”并将大家送給他的壽禮全部都捐了出來犒勞前線英勇作戰的将士。
1939年10月20日，湘北大捷，家人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老人。然而，老人卻因為過于興奮，整夜都沒有休息，是以病情加劇。11月4日，連呼幾聲“消息！消息！”後，沉沉倒下，溘然長逝，享年100歲。“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的老人走了，噩耗傳出，舉國哀悼。
馬相伯與孫女
老人也有愧疚，那是大兒子馬君遠病逝後，學生們自籌一筆款資助給孫女的教育金，可老人轉身就去創辦了啟明女子中學，沒有給孫女留下一分錢。沉浮中國的百年離亂，先生親曆晚清5位皇帝，民國7位總統，他至死一生負重前行、毀家興學辦教育，育國人，命運卻待他何等不公，臨死他都未知自己客死異國他鄉，而非自己深愛的中華故土。
《國際新聞》主編胡愈之曾去采訪他，老人泣不成聲：“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他為國家嘔心瀝血，國家卻依舊積貧積弱；他為中華啟發民智、教育救國，卻依舊有國民渾渾噩噩。老人百感交集卻不知他是那個時代的燈塔，照亮一方山河，一百多年來，國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傳，有賴先生，“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